而且这类陶罐、瓷碗许多都有饱满的造型、 质朴的质地、含蓄沉重的色彩或生动的装饰。对于这类俯拾皆是的生活用品，也 许艺人们说不出其中所蕴含的原理，只是经验或流传，但不能否认隐含其中的技术理性。至于舟船车轿、土木营造所蕴含的技术内涵，即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人有时也难以企及，土楼围屋、吊脚楼、木塔、石拱桥、风雨楼、侗族鼓楼, 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科技理性只能解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方面，而广义的文化创造涵盖了科学技 术及其他内容，并使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理性，又 需要高度的人文关怀，或者说科技理性与人类情感意志的结合与统一。在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言论中就有对造物人文精神的关注。特别是儒家在历 史上的突出位置，不能不说对后世造物艺术有所影响。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可理解为质朴、本质，“文可理解为文 采、外表，虽指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又可解释为工艺造物中的文质相结合，或者 推演为功能与审美的协调统一。关于此说，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国语•郑语》: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中蕴含了工艺造物的和谐观 念。《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这说明了八卦的产生与自然有关，同时造物也具有与“神明之德” “万 物之情”相通相类的人文色彩。《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崎，旁然响然，奏刀驻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 舞，乃中经首之会。”这不仅说明了庖丁熟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庖丁解牛的动作 合乎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和韵律美，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在技 术中融入了艺术，也就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与统一。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中许多 虽然论及社会问题，但常以工艺造物设喻，谈到了工艺造物中技术与人文观念的 关系，其他历史文献中亦有许多片段对此有所涉及，此不赘述。在传统的民间造物活动中，技术理性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否则就难以有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更重要的、与技术理性相伴随的还有民众的审美观念、伦 理观念、情感因素、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人文情感因素。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协调平衡、整体统一是民间艺术造物活动的总体特征。无论是造物活动，还是用 物过程，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

民间艺术造物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的开发与利用在许多方面显示了技术理性与 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完美结合。尊重自然和生命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实际也是伦理道德向自然的拓展。民间艺术造物活动与自然的协调、平衡，对自 然的尊重，也是物质技术理性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统一。技术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手段和媒介，是理性的。造物的过程不仅使技术 得以实现，也使主体的情感意志得以表现，使技术人性化。然而在高科技的科学 理性下要追寻人文情感关怀是多么不容易，传统民间艺术造物活动中物质技术实 践与人文情感的结合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启示，传统劳动过程中的技术与艺术、 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那么的自然与融洽。通过对传统民间艺术造物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内涵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民间工艺造物既注重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又强调人文情感因素，两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前者作为手段和媒介使造物的功能得以顺利实现，可以视为物 质的；后者则使造物活动更为丰富，使人的本质和天性得以充分发挥，可以视为 精神的。两者的结合使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现代科学 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相比，民间这种传统的造物与人文相统一的观念也许更 有现实意义。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说：“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 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 学，相反，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不是使它 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亲切。

二、地方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

“民俗” 一词在我国被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和使用是现代的事，它是在五四运 动前后由国外传入的。而对民俗的重视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既有“民俗”二字， 又常以“风俗”称之。《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礼记•缁衣》：“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痹车。”《汉书•董仲舒传》 载：“变民风，化民俗。”《诗经》成书即将采风问俗定为制度。孔子在论礼时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汉书》将风俗释为“上之所化为 风，下之所化为俗”、魏晋时阮籍《乐论》中将风俗释为“造始之教谓之风，习 而行之谓之俗”。这些解释已将民俗的基本含义概括出来，即民俗主要是由下层 民众创造的，人人传习、自我教化的习俗。历代所涉及的民俗文字资料浩如烟海， 从事民俗资料搜集的也大有其人。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办 可以看作我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第一个民俗学会和《民 俗周刊》更是将民俗研究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但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大多拘泥 于文学的角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的几位教授、学者又重新倡议发起 对民俗学的研究和民俗研究机构的建设，民俗学研究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 段。西方“民俗”这一学术用语，是由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威廉•约翰•汤 姆斯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也有许多对古老风习的研究，但既无统一的名称，也 无统一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使 这一学科获得了国际认可，随后其他国家也将民俗学的研究纳入科学领域，并出 现了不同的民俗学研究学派，对民俗进行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研究。1979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洲口头传统文化研究会议上提出了民俗的分类，包 括四个大的门类，其中物质文化的传统包括艺术品、工具、建筑、手工艺品、服 饰、食物等。这四个门类的划分不仅注重语言传承、习惯行为、信仰传承和音乐、 舞蹈、戏剧传承，物质文化传承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和体系来看，对物质文化传统的研究与对民间艺术内容的研究已有重叠。目前，民俗学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但对民俗学的概念、范畴、 研究对象以及学术研究取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还有不同的认识。'不过无论哪 种观点，都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它既是社会的、集体的，又是 模式的、传承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民俗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人们已经 形成了共识。钟敬文先生曾主张以“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并“从整个民族 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并谈论民间各种文化事象（如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学 技术和民间组织等）”，并说“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 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在这里，民俗不但具有文化意义, 而且范围广大，是文化的具体表现或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分析民俗，可以透视文化现象，窥见某些难以再现的民间文化传统。民俗学对民俗文化形态已经予以充分重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俗学也是把民俗作为文化来研究的，将民俗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对民俗文化形态的重视突出体现了民俗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民俗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其他多种人文学科建立了联系，与人类学、考古学、 民族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等有关。民俗学与文学艺术更是水乳交融、难以割舍。从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艺术曾经是民俗学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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