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剑的演变与刀的勃兴
青铜剑的制作技术,在战国时期达到顶点。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曾出土了一批青铜剑。据载,这批青铜剑长81—94.4厘米,宽3.14—3.6厘米,剑脊与剑刃由含锡比例不同的青铜制成,使剑身有一定的韧性而剑刃又相当坚硬锋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剑中有一部分出土时表面呈灰黑色或深黑色,丝毫不锈,至今光洁度在9-10花左右,并具有良好的抗磨耐磨性能。经研究证实,这些青铜兵器经过铝盐氧化处理,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厚约10微米的氧化层。这是一项使世界科学史研究者十分震惊的重要发现,因为这种技术在德国、美国是分别于1937年、1950年才列为 专利的。秦俑坑大批青铜剑的出土,说明秦王朝军队仍然大批装备青铜剑。
战国时期铁剑已普遍出现,至汉代,铁剑形制与用途亦基本定型。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生前所用的两把剑,便均为铁剑。这两把剑长1米多,有完好的剑鞘,剑表面掺碳,刃部淬火,因而剑刃刚硬锋利,脊部则保持较好的韧性,是百炼钢的早期作品。
汉初,剑仍是重要的军事武器。《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当刘邦危急时,将领樊哙即“带剑拥盾”闯入护卫。这种剑盾的装备,在汉初军队中曾大量配置。这时的匈奴人亦用剑。“邓遵破匈奴,得剑、匕首二、三千枚二承于春秋、战国的佩剑习俗,至秦、汉更加盛行。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上,“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项王按剑而踞”。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项羽、刘邦、项庄、项伯、范增、樊哙、夏侯婴等都佩剑,无一例外。佩剑还是汉王朝礼仪制度,“汉制,白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官员都要佩剑,并不分文武。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怎么佩戴,看中国武术发展研究来还有具体规定。《汉书•福不疑传》云:“胜之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 不疑带剑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日:“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阔延请宁愿不见主人,也不解剑,这该是何等被重视的礼仪饰物。从汉代壁画和画像石匕,我们可以见到汉代佩带长剑者的姿容。
帝王所佩之剑,因帝王的尊荣,也就成了宝物。秦始皇有“定秦”剑;汉高祖刘邦有斩赤蛇起义的“赤霄”剑,汉文帝有“神龟”剑;王莽有“练五色石为之,铭日神圣万里伏”的“神剑”。有的人还不只一口宝剑,如东吴孙权特别爱剑而“有宝剑六”,“一日白虹,二日紫电,三日辟邪,四日流星,五日青冥,六日百里”。刘备造了八口宝剑,则是“一备自服,一与太子禅,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一与关羽,一与张飞,一与赵云”。两汉、三国时,帝王之剑往往与谶讳神学相联系,昭告吉凶预言。据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日“秀霸 后来刘秀果然得天下。东汉灵帝“铸四剑,文日中兴,一剑无故自失”。上天宣告中 兴无望,果然东汉在灵帝手中名存实亡。魏“齐王芳以正始六年(公元245年)铸一剑,常服之。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后有禅代之事,兆始于此口寻为司马氏所废”。《名剑记》所引《古今注》亦载:“袁绍在黎阳,梦神人授一宝剑。及觉,果在卧所,铭日“思召解之日思召为绍字。”在这个故事中,剑也明明白白是受命的象征。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剑被人们所尊贵。
在戏剧和小说中我们常可见到所谓的“尚方宝剑”。尚方宝剑不仅作为至宝允答元功,而且钦差大臣人等,得受此剑,手中便握有了极大的权力。下至百姓平民,上至皇亲国戚,封疆大吏,皆可先斩后奏。而这尚方宝剑,实际上便是皇帝御用的宝剑。 查此最早见于西汉。《汉书•朱云传》云:“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日:“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日:“安昌侯张禹!”注云:“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利剑可以斩 马也J这就是“尚方宝剑”的来历。
汉承先秦尚武之风,民间多有好剑术者,被称为“剑客”。《汉书•地理志》称: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李广苏健传》载李陵曾 称其众“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三国志•魏志》亦载,曹操出征,曾将许褚“所将为虎土者,从征伐”,“皆剑客也:东汉时,豪强地主往往“养剑客以威黔首二秦、汉时许多人自幼便开始学习剑术。学书不成,去学剑,不成。《三国志•吴书•鲁肃 传》则云:“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文入学士亦有喜好剑术者。东方朔“十五学击剑,目若悬珠,猛若孟贲二司马相如亦“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因为民间普遍尚武,因而教授剑术者也受到社会尊重而拥有了显赫的地位和名声。《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在赵者, 以传剑论显:汉代还出现了剑术的单人及双人套路舞练表演。对抗性的斗剑形式,在汉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另外,汉代还有了专门的剑术理论著述。
显然,从汉代开始,剑虽然逐渐退出了军事与战争舞台,但在贵族之中与广大民间,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周纬著《中国兵器史稿》云:“重刀之习,起于汉代”, “然则汉剑亦自有其相当声价,未容忽视焉。列朝载籍之称述剑者,并不亚于汉刀之记载”。剑退出军事与战争舞台的原因在于:由于剑身薄而轻,容易折断,因而不适宜大力砍杀,面对身着坚盔重甲的敌人,剑的威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特别是在骑兵出现以后,主要的攻击技术手段由直刺变为砍杀,“直兵推之”的剑,便不再适合 实战的要求,而逐渐被西汉时期业已出现的厚重坚利的“环首刀”所承代。
1957—1958年,洛阳西部的一批西汉墓中有23座墓里都出土了环柄铁刀,长度为85.14厘米。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墓门的横额上,保留着汉代军队持刀作战的生动写照。从图像中可以看到,当时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是一手持盾,一手持刀。刀盾,已取代剑盾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从图中还可以看到:环首刀为直身,直脊直刃,刀柄刀身间没有护手相隔,刀柄后为一圆环。《汉书•李广传》载:李陵投降匈奴以后,武帝曾派任立政为使节至匈奴。他初见李陵时,由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便目视李陵,并以手抚刀头,暗示李陵回归祖国。正因汉代刀头为环,“环”与归还的 “还”同音,所以手抚刀头也就成了还的隐语。
从西汉开始,佩刀的习俗也开始出现。由两汉文献可以看到:武帝时大将李陵、使节苏武、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袁绍,都是佩刀而非佩剑。《后汉书•舆服志》亦曾提到佩刀乘舆黄金。《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载: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仇,欲于席上杀宁。酒酣之际,“(凌)统乃以刀舞,宁起曰:“宁能舞双戟。”(吕)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枪,以身分之”。在这个类似鸿门宴的场合,凌统、吕蒙都不是拔佩剑而舞,而是“操刀”而舞,可见他们都是佩刀而不是佩剑。《初学记》卷二十二载曹植《宝刀赋》云:“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以龙熊鸟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弟镜阳侯各得一焉。”曹操《百辟刀》亦云:“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刀名“百辟刀”,显然喻其铸造精良,无往而不断,所以又称宝刀。汉代民间亦有佩刀者。《汉书•龚遂传》云:“民有持刀剑者,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后汉书•彭修传》亦载:“修父为盗所劫,修年十五,拔佩刀前持盗帅曰:父辱子死,卿不顾死耶?东汉晚期大墓中常见的农夫俑,衣着完全同于持盾武士俑,并都佩带环首大刀。
到了三国时期,刀成了当时军队中装备的短兵器中最主要的武器。据《诸葛亮集》辑《诸葛亮别传》载:西曹掾蒲元“性多巧思”,“铭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亮铸刀三口”,“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斩之,应手虚落,若剃水刍,称绝当世, 因曰神刀”。东吴孙权亦曾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 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显然,这些刀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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