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阴阳家与武术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思想界产生了阴阳学说。所谓阴阳，最早来自阳光的出没。《说文通训定声》说：“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后来把阴阳的概念运用到一切事物。《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还有“五行”学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认为这五种物质构成万事万物，并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各种变化。至战国末年，齐人邹衍（约公元前305—公元 前240年）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阐述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以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和王朝的兴衰，影响较大，邹衍被尊为阴阳家代表人物。阴阳、五行、八卦三者结合 而集大成者为《易经》。《易经》发源于远古，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
《易经》中《易传》写成于战国时代，把阴阳、五行和八卦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思想的骨架，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武术思想理论和技术发展，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阴阳哲学在《易经》中得到充分的阐述，阴阳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演绎出了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虚实、刚柔、开合、进退、内外、起伏、显藏、攻守等一系列；念在武术理论与技术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各门派、各拳种、各功法、各器械，均运用上述辩证思想组成中国武术极其丰富的色彩各异的技击原理与方法。《易经》八卦学说亦被武术广泛采用，作为武术技击理论的重要指导原则。八卦掌是为其突出的代表。
五行学说的核心是“相生”、“相克”理论，所谓相生，即相互促进、相互滋生的积极作用，五行相生的关系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谓相克, 是相互制约、相互抑制的消极作用。五行相克的关系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木克土、土克水。五行相生相克学说对武术技术理论亦有深远的影响。如形意拳，其系统而严密的功理、功法理论，大多运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
第五节先秦民族武术的交流
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中国武术，实际上是以汉民族武术为主体，在长期民族文化交流中，融会了多种民族武术所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以华夏民族为中心，与周边的多种民族就开始了频繁的交流。古华夏民族居肥沃平坦之黄土中原，较早进入农耕社会。华夏四周民族，即古史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居大漠风沙，或处崇山峻岭，或地势高寒，或濒临水泽。他们的生存环境及狩猎、放牧等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比中原华夏民族有着更多的武勇蛮健精神和击刺掷射等武艺技能， 因而常常成为中原民族习武所汲取的内容。此一历史现象，在远古史前传说中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如上古神话传说中武艺非凡的“战争之神”，并非华夏民族的领袖黄帝，而是与黄帝作战的异族首领蚩尤。《世本》：“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 夷矛这是把武器的发明归于蚩尤。蚩尤还被说成是角力的英雄。宋•陈陨《乐书》云：“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任防《述异记》：“轩辕之初立也，蚩尤弟兄七十二人，铜头铁额。”古书说蚩尤是“九黎之君”，是江南黎族先祖。古画石刻蚩尤的像为人首兽身，一手执戈，一手执剑，头载双角。这些传说表明，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武艺非凡的。
一、尚武强兵与“胡服骑射”
我国骑射始自何时，学者多谓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起始。《说文•段注》云：“古有单骑，而不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古中原多以车战，改车战而以骑兵、步兵为主，则在战国后期。但骑兵与骑射，则很早就有了。我国北方大漠草原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多种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很早就精于骑射。《文献通考》述北方民族特征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土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在汉民族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中，往往是汉族武力不敌北方民族，因而汉族多向北方民族学习其尚武精神与骑射本领。据史家考证，以骑射作战，早在周初即已产生。《周易•晋》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对这一条卦辞的解释历代有许多说法。近代史家研究认为“晋康侯”是周武王之子，为晋的开国祖“唐叔”。《国语》：“昔吾先君唐王叔，射兄于徒林，殖，以为大甲，以封于晋。”可知唐叔是位武艺高强的勇将。上条卦辞中“锡马”即“狄马”。
“蕃庶”为周人组织的异族军队，“接”即“捷”字。这段卦辞的意思是：“晋的开国祖唐叔征用狄马，动员异族军队，一天多时间获得三次胜利。”唐处戎地，靠近长于骑射的北方民族，唐叔于是学习狄人骑射，采用骑兵，取得胜利。这段史实表明：早在西周初年汉民族即开始学习骑射之术并用于战争了。
但是，大规模学骑射、用骑兵，特别是以骑射为尚武精神的代表，则始于赵武灵王（？一公元前286年）倡导的“胡服骑射”。据《史记》载，赵武灵王认为：“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面对北方胡人的威胁，赵武灵王决心振兴武力，他不顾人们嘲笑，决心改变中原汉族宽袍长裙的服装，换上便于习武的短装窄袖，”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经过与保守势力的几番斗争之后，在公元前302 年，赵武灵王坚决进行了军事改革，下令百姓穿胡服，习骑射，国力大盛。应该看到，赵武灵王的做法，不仅是引进北方民族的骑射武艺，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同时，也是民族武术交流的典型例证。
二、巴、蜀民族的武功
“巴、蜀由来久，殷、周已见传”（郭沫若诗）。古巴、蜀民族生活在今四川、湖北、长江、汉水之间，巴族居东，蜀族居西。巴、蜀族自古好习武艺，殷代曾有著名女将武丁王后妇好亲自率兵征伐巴方，终使巴族降服。川西蜀族亦善射，甲文”氐（视） 蜀射三百”（《铁云藏龟》），记载蜀族以善射之射手三百进贡殷王朝。这些射手编入殷军之中，形成了民族间武艺的交流。四川出土大量青铜武器，戈、矛、钺及巴式剑等, 表明巴、蜀民族武术很早就有了发展。
由于巴、蜀民族英勇善战，古代帝王多用巴、蜀部队，最著名者为武王伐纣。《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武王用巴、蜀兵在灭商战争中立下战功。巴、蜀军队在殷人阵前“歌舞以凌殷人”，即以武舞显示武艺与威力，是一种武术的演练。后来汉高祖命令乐人整理这类武舞，名叫《巴渝舞》，为武术与武舞的结合。舞具有剑、矛等，因其能显扬武威，亦名《宣武舞》。历代帝王均十分喜爱，流传千年。
据古籍《世本》载，古巴族还有以较武来确定首领的风俗：“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这种掷剑较武虽与巫术活动有一定联系，但实质是一种武术比赛，在我国武术发展上有较大的意义。
三、南方百越族的武术
长江以南沿海有众多民族，分布广阔，历史久远，史称“百越，早在商殷时期，甲文中即有越族之记载。越人主要武器为“钺”即宽肩巨斧，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大量石钺出土。商周后发展为铜钺，钺刃阔肩宽，头穿入木柄之方孔中，是厉害的砍杀武器。越族之名称即来自此武器。越人居处多江河湖海，故越人亦善游并长水战。
在古代广西、广东地区，生活着“百越”的两个支系：西瓯和骆越，史称“瓯骆”。 春秋战国时，瓯骆民族与中原有较多交往。瓯骆族强悍善战。《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兵十万攻越，“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可见瓯骆族之顽强战斗精神。今广西左江花山崖壁画，多为战国至秦汉间所绘，壁画内容丰富，也反映了当时瓯骆民族的武艺活动，其器械有刀、剑、矛枪、手镖及弓剑等，人物动作近似武术姿态。如呈马步桩，腰佩短剑，双手上举，或平伸如展翅。1976年广西贵县古瓯骆族居住区出土漆绘铜盘，盘外周绘有四组共十八个人物的武术技击之生动形象，有徒手搏击与器械 交锋，反映出战国末至汉初的武术情况。此铜盘可能是汉初流传至瓯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瓯骆民族与中原的文化包括武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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