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术意识的发展
秦时期，中国武术开始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自觉性武术意识的出现及武术理论的初步形成。所谓自觉性武术意识，主要表现为武术竞技意识、 武术伦理意识以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武术的发展在这些方面较为显著。
人们这时有一种从事武术活动、参与武艺的较量，以追求战胜对方的满足感。这种通过武术活动来体现人们自我实现的愿望，便是武术的竞技观念。把通过武艺竞技取得胜利与人们的英雄观、欢乐满足感、荣誉感及审美感等一系列社会心态联系起来, 这便是武术获得多方面社会功能的心理契机，也是武术竞技能实现多方位社会需要的基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盛其脑这位 晋国君主做梦都在与对手搏斗，并在梦中得到了胜利的满足，正是上述武术竞技观的表现。《春秋•谷梁传•僖公元年》还记了一个更典型的例证：鲁国公子季友在战场上击败莒拿军队，生俘莒拿归来之后，季友却要与莒拿来一场个对个的徒手相搏，再决雌雄。季友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并不满足，他还要追求另一性质的胜利，即个对个比武的胜利，这表明武术竞技观已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重要社会意识。
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还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崇敬强者、 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竞技意识。《韩非子•外储说》记少室周便是具有这种竞技意识的武士：“少室周为赵襄王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也。襄王日：“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日：“臣以力事君者 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比武败给对手，不但心服, 还向自己的主人推荐对手代替自己的地位，这不仅是一种公平竞争的意识，还是一种与信义观相联系的竞技意识，这种竞技意识正是中国武术可贵品格的表现。
上述竞技意识中已反映出武术的伦理观念，表明伦理意识是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尚伦理道德为华夏民族之特色，此一特色在武术中的表现即为对武德的重视。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武术中有充分显现。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孙子•吴起列传》的按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认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传兵论剑”的先决条件，把习武 论剑看成是一种内可治身，外可应变的修养之道。司马迁的这一论述，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武术文化的伦理特色，对于今天更好地继承传统武术，仍是十分有意义的。
随着武术多功能发展及技术日趋复杂与完善，从实践中来的武术理论开始形成。 在中国武术史上，最早的武术理论当为剑术理论。《史记》记“荆轲尝游，过榆次， 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大概是二位侠士对剑术的某些理论探讨出现了分歧，争论得怒目相对，表明当时人们对技术理论探讨有了各自的观点与浓厚的兴趣。《吴越春秋》记有一民间女子剑术高超，越王差人请她为军卒传授剑术，加封她为“越女”。并请以剑术之道。越女日：“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 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表明在草野民间有武术流传，越女说“诵之不 休”，应指对武术理论著述的诵读。她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 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 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 其验立见
越女所讲这番剑术理论，带着几分神秘色彩与夸张笔调，但其总的精神阐明剑术的基本原理，强调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用阴阳开合来说明进退攻守，既高度灵活敏捷，而又从容镇静。她高度概括了斗剑经验。《庄子•说剑》中也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击剑理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
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 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思想之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由此可见，春秋战国在武术实践的推动下，武术理论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且成为中国武术体系已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四节先秦诸子与武术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学术兴盛，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先秦诸子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础，也赋予了中国武术丰 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不仅在当时是武术体系得以形成的要历史条件，而且成为中国武术二干多年来不断发展的思想源泉。
一、儒家与武术
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创造人的儒家学派，对中国武术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 据《左传》载，鲁国围倡阳，倡阳人升起悬门，待诸武士进门之后忽然落下，意欲闭之。叔梁纥挺双臂举起上千斤重的悬门，救出了众武士，足见其勇武。孔子身材高大, 《史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文而兼武，先秦许多典籍多有记载。如《墨子•非儒》记他为鲁司寇时，在一次事件中曾挺开关锁之城门。 《列子》：“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吕氏春秋•慎大》：“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淮南子》：“孔子智过长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兔，力招城关”等等。上述记载，均表明孔子是一位勇力非凡的武士。孔子精通军事武艺射、御之术。《论语》记孔子多次论及射御：“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虽然主张“仁政”、“德治”，但处于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 孔子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他主张治国应“足食足兵”、“教民以战”。从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出发，孔子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六艺礼乐之中的武舞与武术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射、御更是重要的武艺。孔子培养弟子的理想目标是“成人”,即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完人”。孔子谓君子必须具备“知”、 “仁”、“勇”，更完美的人还必须掌握“艺”，即多方面的才能技艺，也包括了武艺。 孔子曾举出四个典型人物来代表“成人”的品德修养，其中“勇”的代表是卞庄子， 鲁国的著名勇士。“艺”的代表是他的弟子冉求，文武双全。《左传》记有一次他领兵 与齐人战“用矛于齐师师获甲首八十二这次战斗，因冉求善用长矛而杀敌八十人。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士，曾多年作孔子的侍从亚士。《孔子家语》：“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 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表现出英武雄姿。后来卫国作乱，子路英勇战斗，“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孔子弟子有若，也是一位慷慨武士。这些弟子的军事本领及武艺，多是孔子教授的。《史记》写季康子冉求的军事本领是哪来的，冉求曰：“学之于孔子表明孔子尽力把弟子培养成文武兼能的人才。
先秦儒家对中国武术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儒家的“仁爱”观念。它构成了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崇尚伦理、讲求仁义忠信，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至今仍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人们心目中不仅是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一种途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和“忠恕之道”。樊迟问仁， 子日“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中的这些话阐明了 “仁”就是讲为人善良宽厚，克己谦逊。孔子把“勇”与 “仁”联系起来，说“仁者必有勇”，“勇而无礼则乱”。武术是战斗的力量、杀伐的 手段，就必须纳入一定的伦理法则之中，这是中国武术伦理色彩浓厚的根本原因。其丰富的伦理思想，至今仍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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