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武士沦为浪人，种种制约也就烟消云散，人性的善恶也在不同的浪人身上有着天壤地别的差异。品质恶劣的会彻底沦为强盗、地痞恶党［图2］;而相反的，也会有即使失去武士身份，也依旧不堕武士之道的磊落之士，最著名的当数“赤穗四十七浪人”［图3］。



不过无论品质如何，浪人都会具备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有着强烈的冒险精神和异乎寻常的胆大，一旦有机会翻身，便会以数倍常人的精神毅力投身其中，每每在乱世中有众多浪人出人头地，建立一番功业。

士道沦丧的德川幕府末期，由于承平日久，人口滋生，当时的社会负担着一个庞大的寄生阶级，这个阶级的地位极其接近这一结构的顶端。造成极其沉重的社会负担，幕府财政日益恶化。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社会上出现数量庞大的“浪人”“浪士”的阶层。没有希望的浪士们对同样没有前途的封建制度失去信心。

而此时，日本再次面临外来危机。 在内外危机中。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他们采取激烈的暗杀行为，刺杀幕府要员，并斩杀各地的外国人。因手段的残酷无情，行刺时常常以“天诛”做标榜。随着暗杀人数的激增，涌现一批号称“人斩”的倒幕杀手［图4］。



“天诛”，换句中国古话来说，也就是“恭行天讨”）。天诛的发起者乃是公卿出身的中山忠光（1845〜1864）目的是排斥公武合体，致力推翻幕府统治。I860年3月24日黎明前，江户城雨雪霏霏，在爱宕山上集合起来的18名志士——水户藩士17人和萨摩藩士1人，于上午8时以城楼的鼓声为信号，利用井伊为庆贺上巳佳节而坐轿登城的机会，在樱田门外，成功地袭击了由60名武装卫队护卫的井伊直弼［图5］,砍下了这个幕府大老的首级。史称“樱田门事件”。1863年，公武合体派发动“八•一八政变”，天诛被剿灭。



“新选组”

“新党”当然是意译；然而“新撰组”、“新选组”同时在日文中出现，究竟哪个才是正名呢？ 据日本学者最近的考证，“新撰组”才是正确的名称。

德川幕府为了对付勤王志士，招募大批浪人，在京都组织了浪士队［图刀。虽然浪士队成立不久就因种种原因解散了，但有部分浪人成为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的部下，以维持京都治安为明目，成立了新撰组［图8］。 新撰组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最早有统一制服的组织。他们的旗帜是白底，上有红色横纹，下有红色山形折纹，中间一个大大的“诚”字；其服装亦由旗帜的样式转化而来：在衣袖和下襟，均有连绵不断的山形折纹。



新撰组最早的基地是在京都附近的壬生村，因此被称作“壬生（©浪士”，但不久他们残酷狙杀倒幕志士就使人人胆战色变，于是“壬生浪”也逐渐变成了“壬生狼”的称呼。新撰组的第二个据点，是京都本愿寺。

新撰组的中坚分子，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多摩郡乡下的一批农民。

这哨人马为原住民500人，加上武田遗臣500人组成，称为八王子千人队。近藤等人，正是千人队的后裔，因此对德川家具有世代相传的强烈忠义之心。新撰组成立初期，由三位局长共掌内务，即芹泽鸭(1836)近藤勇［图9］(1834〜1868)和新见锦，其中以芹泽权力最大。

文久三年(1863年)9月14日夜，芹泽在京都岛原地方的料亭中，与情人阿梅幽会，大醉共寝。 夜半，风雨大作，近藤勇、土方岁三［图10、山南敬助、冲田总司［图11小原田左之助共五人突然袭至。芹泽虽身为神道无念流的高手，但醉中仓促应敌，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此后不久，新见锦被怀疑与袭杀芹泽有关联，被迫切腹，近藤勇遂独掌新撰组大权。

使新撰组名声大噪的，是元治元年(1864)发生的池田屋事件。

6月5日夜，三十余名攘夷志士集合于京都一间名为池田屋的小旅馆开会，会议内容主要包括：趁狂风之日在京都纵火；趁乱突袭御所，斩杀佐幕的中川官亲王、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等人；劝说天皇离开幕府的控制范围；奉天皇的命令发动倒幕战争；袭击新撰组屯所，夺回被捕的同志古高俊太郎。

然而，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内容，已从经过严刑拷打的古高俊太郎口中泄露了出去。 当晚，新撰组全体集合于八坂神社，由局长近藤勇亲自带队，奇袭池田屋。开会的志士们当场有七人被斩，剩余二十多人被擒。新撰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新撰组虽然厉害，但逐渐不少倒幕派人斩(刽子手)也出现了，而且作为幕府下属半警察性质的团体，其命运不能不随着幕府的败亡而败亡。

新撰组几乎参加了戊辰战争中的每一仗，先是伏见、鸟羽会战，失败后据守大阪城。由于将军德川庆喜的阵前逃亡，大阪已不可守，于是再退至江户，与彰义队遥相呼应。

彰义队被大村一日荡平，新撰组又在甲府、下总等地数度战败，损失惨重，逃至会津。然而，奥羽越列诸藩在新政府军的讨伐下也顷刻崩溃，土方岁三率领新撰组余部（近藤勇已先在甲州之战中被捕）北依大鸟圭介（与梭本武扬等在北海道闹独立）。五稷郭之战，土方被乱枪打死，新撰组遂亡，真正成了德川幕府的殉葬品。

1868年幕藩体制瓦解，明治维新之后，有些浪人为日本军部所用，充当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先锋［图12］。以后，浪人成了那些不务正业，到处惹是生非的流浪汉的代名词。 亦称大陆浪人、国士、大男人、义盗、任侠、“英雄”，是近代日本特有的历史现象，为日本近现代社会中十分复杂又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离开主家到处流浪的穷困武士，为恢复昔日的权威而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他们以天皇的亲兵自居，到处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因有一技之长而不可一世。他们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参与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角色［图13］［图14］,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



20世纪初页，日本人在我东北建立所谓“满洲国”时，这些浪人成了有效的侵略武器。［图15］

据史料，日本当时在“满洲国”的移民里就混杂了许多的日本浪人。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天津、济南等城市里的大型商埠里也出现了大批的浪人。他们乐此不疲地做着贩卖红丸咖啡，交易枪支弹药，组织黑社会，拉帮结派，杀杀打打的事情，扰乱社会，无恶不为。

3僧兵

中、日、韩古代均有“僧兵”这一独特现象［图1］。20世纪80年代中国影片《少林寺》描写的就是唐朝时期中国僧兵高超武功和侠义精神的佳作。



佛教经中国传入日本。戒酒、戒色、戒妄语本是佛门弟子的要求，但当佛教进入日本后，就迅速被大和民族“本土化”——僧侣不但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子。太平盛世之时尚且如此，到了战乱之秋，很多僧侣更把佛门教义抛诸脑后，以一个个退位出家、却又不甘心的天皇（出家后是法皇）［图2］、或有皇室支持势力的庞大寺院为中心，拥兵自重，不仅积极参与政治争斗，甚至弃佛理不顾，四处参与血腥战争。是佛教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

日本僧兵最早出现于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白河院［图3］,因为非常崇尚佛教，在寺院供养许多僧兵［图4］,而使得僧侣的势力更加庞大。僧侣们逐渐不受拘束，一旦事情不合己意就发动叛变，成为一方势力。这种现象持续至战国时代，成为战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诸如本愿氏纠集信徒在河内、京都附近建立与各大名相抗衡的势力，造成许多大名上京受阻。



到平安中后期始，各个寺院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寺院亦拥有大量庄园土地。

要捍卫这些庄园领土，既要对抗朝廷或者幕府，又要对抗地方武士，没有武装力量是万万不行的。因此，便出现了所谓的僧兵［图5］［图6］［图7］［图8］。



许多僧兵十分懒武横暴，和武士集团实际已无性质区别。平安中期，延历寺与兴福寺的僧兵，便曾进入京都，名为“请愿”，实为武装威胁，要求朝廷满足其要求。寺院也常和地方武士发生纠纷，时有武装冲突。

镰仓幕府曾试图削弱寺院武装力量，但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大寺仍然保有大部武装力量，并且取得对寺领的完全自治，享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寺院不与幕府对抗，但会互相对抗，如高野山 上金刚寺和大传法院的战争［图9］［图10］,还有延历寺和园城寺的斗争。



这些镰仓时代之前的宗派，现在被史家统一称为旧佛教。

僧兵被誉为日本战国战场上的最强步兵［图11］。与其说他们攻击力太过强大，不如说他们是真正的悍不畏死，口中低呼着佛号踏上战场［图12］,直至战剩最后一人也绝不会退缩。另一个方面，日本是佛国之一，在战场上很多士卒不愿意和这些僧人作战，未战，士气就已经很低落了［图13］。这些僧兵配合大名上杉谦信的“车悬“阵法，简直如虎添翼，曾几次让武田信玄大吃苦头，损失惨重。值得一提的是，织田信长是唯一不理会这些僧兵的大名，只要是挡住他称霸之路的，不管是什么，格杀勿论。这也是信长被称为“佛敌”的原因。



对比取山僧侣深恶痛绝的大名织田信长终于出手了，他派遣了手下最得力的将军明智光秀等突袭了毫无准备的比取山僧众。

元龟二年九月，织田信长的大军突袭了毫无准备的比取山僧众。比取山上下顿时陷入火光与混乱之中。但当时的比山僧官们认为，即使战斗失利，织田家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为他们背后有天皇朝廷的保护，他们是镇护王室的法师。然而，织田信长却没有手下留情，他的大军进入比取山后就开始屠杀当地的僧侣，甚至连僧侣们宠幸的女人、俊男都不放过，全部杀死。 ［图14］



有人说织田信长太残忍，是信长毁灭了一个佛教圣地。但江户中期的朱子学者新井白石则认为“亡山门者，非信长也，山门也”。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战国时代的比取山实质上已严重堕落腐化，僧众已经不具备佛教徒的基本素质。如果让比取山僧众的荒淫史发展下去，真难想象今天的日本佛教会扭曲成什么样子。织田信长毁灭比取山固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但他的行为与其说是“佛敌”、“第六天魔王”的恶行，还不如说是给日本佛教铲除了一颗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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