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德川家康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名义上的首脑是天皇，但实权已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当时幕府将军把持着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直辖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并且，幕府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着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最典型的是，幕府并不设在首都，而在江户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虽有某种割据，但基本上实现了封建统一工幕府拥有藩国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用“参觐交代”［图1］,兵农分离等政策、法令钳制各藩国，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要图20大阪城被攻陷，秀赖母子自杀告终。求各大名尽忠，并承担各种义务。将军实质上已成为全德川家康就此消灭了丰臣家 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行之有效。因此，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图2］［图3］。



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演说定为国学，另一方面，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不同其他国家建在这种“承平日久”的情形下，日本封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武士阶级也有了新的发展。江户时代中后期，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幕府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实行“兵农分离”和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武士们作为四民中的最高层，大多离开农村领地搬进城市过上了寄生生活，成为社会秩序的保护者，他们的主要职责已不是勇武杀敌、驰骋战场，而是从事行政管理，其身份也由军人转变为行政官僚。这样，由于职责和身份的改变，武士的修养内容也由重武功改变为重德行道艺。武士道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以往“死的觉悟”转向儒家的士大夫理想和君子之道。对此，山鹿素行做出了重大贡献。 山鹿素行用儒家道德理念改造旧武士道，提出了“士道”论。



在统治阶级的束缚手段和空前强大的精神控制面前，“武士道”得到了全面发展，“武士典范”大量涌现，最著名的即是元禄十四年的“赤穗四十七浪士”。

元禄十四年1701三月一日，东山天皇派了两位敕使和院使诸卿由京都来到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为了欢迎和招待天皇派来的敕使诸卿，特地命令赤穗地方的城主浅野长矩［图5］为“御驰走役”接代人员可是，浅野不熟悉幕府的仪式与典礼，便命令深懂朝廷礼仪的首席“高家”吉良上野介来辅助他，以免有失礼节。吉良一向看不起浅野，不但不去帮他忙，反而让他出丑，并且讥笑他不识大体。敕使们到达的时候，浅野丑态百出，闹出笑话，一时性急，惭怒交加。他知道是吉良故意让他在大众面前出细漏，于是就在仪式的最后一天，在回廊遇到吉良走过来时，马上就拔出配刀；一刀就砍向吉良［图6］,顿时血流满地。但是吉良没有伤到要害，只是前额受了刀伤，满面血渍斑斑。品川本前守见状，驱前赶快把浅野的小刀取下，叫富山下总守快把吉良扶走，救了出去。将军纲吉一听到浅野在殿里行凶，气急败坏，怒不可遏，认为浅野罪大恶极，胆大包天。立刻命令其即日切腹，没收家禄。将军一言说出，四座俱惊。“目付多门传太郎恳求将军说：“十七年前在本丸御用部屋发生的‘大老'堀田正俊刺杀‘若年寄’足正正休时，同样是刀伤事件，双方都受到处分。今令浅野即日切腹未免处分过严，但请诠议决定。”在旁的“出羽守”柳泽保明却说：“将军之命，不能轻易更改将军不出二言，即命接待役改为佐仓城主户田能登守，宴请敕使、院政一行的场所也从白书院移到黑书院。

浅野长矩交由“左京大夫”田村执行，命他切腹，他的五万三千石地租和一所大宅院全部充公，可是吉田上野介却判无罪。田村命浅野用完餐，即行切腹，连写信给家人都不允许。当天，浅野换好全身白色装束，静坐下来用自己的短刀切腹，“介错役”矶田武太夫举刀砍头，首级落地。 浅野死时三十五岁。浅野长矩的遗骸便由他舍弟浅野大学移到泉岳寺，举行葬礼埋葬。事起春天，

赤穗。邻城城主胁阪“淡路守”和木下“肥后守”到了赤穗，马上命浅野家的家臣团在三十天之内，统统解散。赤穗的浅野家家臣约有三百余人，从此成为浪人，分散到各地，变成了没有职业的武士。

大石内藏助要求和他同生共死的家臣共立报仇誓约。当时提出“神文誓约”的人有九十七人，约占全家臣的三分之一，他们都想替主人报仇。大石即命令各人分赴各地求活，以待时机来临，听取命令，相机行事。其中杉野开面馆，胜田卖菜，富森开小店，冈野开米店，矶贝开酒店，用形形色色的行业来隐藏身份［图7］［图8］。大石内藏助是个血性汉子，他誓为主人报仇，用尽心机。 他是浅野家的首席家老，领有千五石的高禄。当时四十三岁。 他稳忍自重，离妻别子，一个人跑到京都只园找艺妓狎游。



他这样做，是故意让敌人以为他堕落。因为吉良家最注意大石的行动，知道他一定会来报仇。 他的放荡行迹使吉良家放心很多［图9］。

元禄十五年1703，浅野切腹的翌年年底，大石进了江户城。他先住在平间村，在此他发出了十条指令书，号召分散在日本桥、麴町、深川、两国等处的家臣，以他所住的小山屋为中心，每隔数日就来开会。当时提出“誓约”的九十七个家臣，只剩下四十七人誓死不改志，要为主人报仇。江户的赤穗浪士，年纪最小的是大石的儿子大石良金。年纪最大的是间喜光延，他带三个儿子一同参加。十二月十五日子时，赤穗浪士集合在林町的掘部安兵卫家，约定在午前四时杀进吉良家［图10］。由大石内藏助指挥，分几个突击小队，从大门和后门包围吉良邸。 吉良邸有二千五百坪的占地，为了找出吉良上野介的所在，四十七名赤穗浪士分头找了半天。



吉良躲在煤炭小屋，被间十次郎光兴 发现，当场取下首级［图11］,为主人报仇，大功告成。四十七名赤穗浪士举着吉良的首级，浩浩荡荡列队走到泉岳寺，将首级献到浅野的坟上图12然后，他们四十七个人束手让幕府差人拘禁，听候判决，拘禁了几个月。元禄十六年，幕府下令命他们集体切腹。这四十七名赤穗浪士，除有一人叫寺阪右卫门生存外，全部剖腹自刎而死。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仇讨事件赤穗浪人的行为为封建武士景仰，遂得到艺术家的改编加工，成为有名的“歌舞伎”剧目《忠臣藏》，在日本长演不衰，被后世尤其军国主义时代大肆鼓吹，成为诱导日本举国狂迷的精神毒药。



江户时代，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兵农分离政策，对广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阶层进行压迫、剥削，最终促使他们起而反之，特别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戈，运动浪潮滚滚而来，埋葬了德川时期。武士阶层是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有现象，由大目付、若年寄所管辖，属于统治阶级行列，领有一定的属地，并将之租给封地内的农民以收取一定的贡租。但是随着政治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到来和巩固，社会并不那么需要大量的武士服务了。再加上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而不再封给武士，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只向大名领取数量既定的米俸（藏米），把经济生产过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交予民间办理。"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的第一步。”[图 1][图 2][图 3M 图 4]



由于承平日久，人口滋生，当时的社会负担着一个庞大的寄生阶级，这个阶级的地位极其接近这一结构的顶端。在王政复古前夕，武士们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为数约有二百万人，这是一个比欧洲封建社会还要大得多的封建阶级。的确，日本每单个藩所有的武士，其数目比英国骑士的总数还要多，造成极其沉重的社会负担，幕府财政日益恶化。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而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而武士本来领有的俸禄就不多，且要为两年一次的参觐交图3幕府晚期的武士，幕府晚期的武士即使穿上祖传的铠甲，去做当时最时髦的照相，也难以遮掩窘迫的真实照相镜头面前竭力装出排场，下人的满脸菜色依然泄露出主人的困境代和双重的都市生活而花费颇多，生活更趋穷困。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没有能力提高生产力的幕府和大名们只好靠消减中下级武士的俸禄来渡过难关。为了保证“兵赋”制度的推行，幕府甚至通过限制仆人数量、武士妻子的服装等种种手段来榨出下属身上的每一滴油。



这就造成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武士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穷，非常的穷，因此，出现了很多中下级武士“恨主如恨敌”的情况。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加之德川幕府对藩主同样采取钳制策略，各地大名都被极大削弱，不得不裁减属下武士，所以江户时代后期社会上就涌现出数量庞大的“浪人”“浪士”的阶层［图51。这些失业困苦的武士对幕府充满仇恨，成为讨幕战争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

统治阶级赖以依靠的基石已经极大动摇，日本又面临了19世纪东方所有国家共同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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