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义后武术所受规制与养生的怀柔

通过起义军被皇甫嵩击败、头领被“掘坟斩首”的历史记载，我们不仅 读出了黄巾军的武力攻击对时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不难理解东汉王朝对 民间武装集团进行严格压制的缘由。“掘坟斩首”不仅是对死去张角的凌辱, 更是表明了对起义、对民间武装力量进行强力压制的态度。非但对张角、张 宝或张卫等起义军首领如此，即使是对一般士兵，也是冷血残酷的杀戮镇压， 《后汉书•皇甫嵩》中有如下记载：

战至哺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級，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 三万余辆，悉虏其妇子，系获甚鵰，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嵩复与钜鹿太守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反叛且激烈对抗的黄巾军最终被皇甫嵩毫不留情地数万人、十数万人地 加以屠杀，到击败首领张宝之时更是筑下像小山一样的万人大墓“京观”。所 谓京观，是古代战争中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葬于一处，封土而成像小山一 样的高坟冢。这样的京观，不仅是对敌人的威压和夸示，也是古代武将们加 官晋爵最直接的阶梯，皇甫嵩正是由此而被加封为东汉时代武将的最高级别 即“左骑将军”的。这样的京观，同样也是东汉政府（或者说是自秦以来各 王朝政府）对反叛本身、以及对具有反叛能力和叛乱倾向的民间武力进行残 酷杀戮镇压的一个明确象征。

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名将曹操在镇压黄巾军时，采用了与 皇甫嵩明显有别的方法。其核心就是，对反抗的规制和对受降的怀柔。《三国 志•武帝第一》中有记：

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 者，号为青州兵。

就是说，曹操迫使并接受了对方三十余万兵力的投降，并且在吸收其精 锐的基础至上改编成为青州兵。有意思的是，正是依仗着青州兵，三国鼎立 之时，这成了曹操逐鹿中原的重要武装砝码，也正因为此，曹操及其子嗣成 就了东汉的灭亡。应该说，曹氏的军事能力固然出众，而其政治眼光更是了 不起。

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曹操对“胡萝卜与大棒”的两面性政策的 巧妙运用，对于比太平道更显温和的五斗米道，曹操也以温厚的政治手法进 行了怀柔性的治理，而且事实上，投降的张鲁及其后嗣，也一直受到了封侯 的优遇。前述已提到曹操进攻汉中五斗米道时，头领张鲁欲降，而其弟张卫

不听，于是曹操攻而破之杀张卫，并最终接受了张鲁率教众投降。其后，张 鲁及其子嗣受到优遇，对此，《后汉书•刘焉传》中有记录如下：

鲁听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 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迎，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戶，将还中国， 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杀对抗之张卫，降归顺之张鲁并拜为“镇南将军”，不仅对其子孙及侧近 的“阎圃”都一一奉为“列侯”，而且做到了使其子孙繁荣的保护。正因为 如此，后来五斗米道从汉中东出而北上中原，获得了继续以五斗米道、后改 为天师道的发展。众所周知即使时至今日，天师道也得以作为道教的一支而 存在，张氏子孙也一直以“张天师”的身份得以留存和活跃。

综上所述，对太平道或黄巾军士兵或者五斗米道的信者而言，他们所拥 有的武术的性质，也是能够决断他们生死的关键因素。换言之，杀伐性质反 叛性质的武术对王朝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威胁的存在，是一种应该被严格管 制的事物。特别是那种集团的、反政府的武术团体或武术力量，更是一种il: 统治阶层欲“掘坟斩尸”而后快的巨大威胁，无疑，这样的团体是绝不能被 允许存在的。另一方面，那些虽然具有武术的杀伐能力但却得以生存的五斗 米道信者及其武装力量，必须面临或者放弃武术的杀伐目的和性质而生存, 或者虽然可以继续保持杀伐性但必须加人“青州兵”成为政府兵力而生存的 选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如上所述，民间武术，特别是和平时代的民间武术，因为必然受到严格 的规制，其杀伐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这是历史的必然并已形成历史的潮流。这个流向，也势必对东汉以后的民间 武术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在武术与养生的历史河流中，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中作为使二者同时存在 的基盘，其最具特点之处就在于，反叛工具的武术特性和以“符水”治疗疾

病的养生特性_a在民间，杀伐性的武术一直被王朝政府所否定和镇压已是自 明的事实，那么，对于这些团体的“符水治疗”养生法又是被如何对待的呢？ 从文献来看，起义被平息之后，对武术的管制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对于符水、 咒术的医疗法和养生法并未发现被管制的迹象。不过，养生方法由此也开始 了逐渐的演变。镇压起义后的曹操，不仅未曾对养生有过任何镇压，反而被 发现有些崇拜甚至迷信养生。例如，《博物志》中有以下记载：

(魏太祖曹操，作者注）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 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郤俭无不毕至。〔1〕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操在掌握魏国政权之后，经常召唤方士、道士 以求养生之术（此处所谓养性法就是养生法）。不仅有召唤懂养生术的事实, 而且从其子曹植所著《辩道论》中，我们还可以确认曹操对养生之术有着执 着的渴求。《辩道论》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 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榖，悉号三百岁，卒所以集于魏国者，

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 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

以为调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员吏，赏不加无功， 海岛得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2〕

这段记述前半内容的意思大体与《博物志》所指相当，说曹操召集了甘 始、左慈与郤俭等当时非常有名的方士。不过曹植更加详尽地指出了三人在 养生领域的各自专长，甘始擅长“行气导引”，左慈专长于“房中之术”，而 郤俭则长于“辟谷”。从曹植书中出现的这些具体而知名的养生术，不仅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曹操寻求养生的历史真实性，也反映出曹操欲以养生之术追求

长寿的心态。曹操对养生方法的渴求也许正是他受降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并善 待张鲁及其子嗣的又一要因。然而，曹操并不像太平道或五斗米道教徒那样， 偏信甚至迷信“符水”治病，而且对那些号称活了三百岁的方士也都持慎重 甚至嘲笑反对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甘始等方士始终没敢在曹操所希求的养 生方法上，进荒诞之虚言。

由于在此后的典籍中，关于太平道及五斗米道的“符水治疗”或“跪拜 反省”的记录再未出现，因而可以推测此等咒术类养生法并未得到统治阶层 认可或青睐。从曹操区别对待五斗米道以及他关注养生的态度来看，曹操的 这种态度及政治手法应该对民间武术及养生方法给予了某种导向性影响而上述为曹操所重视的“辟谷”“导引”及“行气”等养生法，可能就 是太平道、五斗米道之后的三国时代最为主要的养生方法。关于这一点，从 曹植之兄魏文帝曹丕《典论》中也可考证。曹丕对此有如下叙述：初，俭之至，市茯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茯苓，饮寒 水，中泄利，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 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辅导之术，至寺 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术也，人逐其声，乃至于是。

很明显，这段记述与曹植所述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我们应当对郤俭到 来时茯苓的市价以数倍上升处加以关注。茯苓是一种中草药中常见药物，但 价格并不昂贵，因而市场价格上升数倍即意味着使用茯苓进行辟谷之人可能 不在少数。从茯苓市价的暴涨状況，以及后来甘始到来后，做鸱狼顾之导引 术以及呼吸吐纳行气术的人达到“众人无不”的程度来看，爱好养生的人们， 己远不止豪门贵族，应该达到了文献中所指“众人”的大众化高度。意味着 上述养生法在当时可能已向社会全面展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上述史料中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流行的养生法在发生逐一变化的状泥。 而这种变化是来自于实践中的试行错误，来自于不停地尝试与探索。首先流行的是辟谷术。然而，王朝官吏“议郎”安平与李覃，因为服食茯苓、生饮 了凉水而患肠痢，并差一点因此丢了性命。于是在辟谷术流行之后，又兴起 了导引术与调息之行气法。在甘始到来之后，人们又开始喜欢上了“鸱狼顾” 的导引之术以及“呼吸吐纳”的调息法_a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依然发生 了意外事故将军董芬似乎是练岔了气，一时间呼吸停止，好不容易醒来性 命得保。调息的行气术流行之后，左慈又来推行“补导之术”亦即“房中 术”，人们竞相前来受授承教。甚至连一名名叫严峻的“寺人”即宦官都曾慕 名而来受教，可以推断当时房中术也有相当的发展。

从因为不当养生而不断有人差点送命的描述来看，一方面表明当时已有 相当多的人们在进行养生，而且人们都拥有相当的热情，否则也不会一次次 地出现自伤身体的状况和欲速则不达的急切冒进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 的养生术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尚不成熟，走马灯似地不停地变换着养生 方法的现象，也表明了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更为成熟稳定、深为世人所接受 的养生方法的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发现，不管是之前论及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的咒术 方法的“符水治疗”，还是刚才论及的“走马灯”似地不停轮换的尚有不足 的养生诸法，都是人们所希求的养生之道，由此可见，在彼时的古代中国， 人们对长生之道、养生方法有着强烈的关心与诉求。

如前所述，由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对庶民希望治疗疾病获得健康身体的 诉求加以了巧妙利用，并使用了“符水治疗”或“跪拜自省”等所谓的治疗 手段，成功地获得了大量的信者。因而这些信者教众，基本都是一些身体病 弱、希望通过治疗或养生获得身体健康的普通民众。而这些期待改善身体状 况的病弱民众，最终却成了起义军的主体一~士兵。就这样，东汉末年席卷 全国的原始道教团体，也最终成为了使武术与养生产生大面积接触且相容的 一个客观存在的接点。

虽然原始道教的起义最终被东汉王朝镇压，然而，武术与养生却分别面 对的是严格的限制与温和的怀柔政策的区别对待。起义军队的暴力抵抗手段 即武术，对东汉王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而受到严格管控甚至斩杀， 其杀伐特性随着起义军的归降而被统和或规制。另一方面，对的养生的政策，却是温和的怀柔与认可。“符水治疗”或“跪拜自省”等咒术性质的养生法， 最终被“导引术”“调息法” “房中术”以及“辟谷术”等养生术取而代之， 发展成为东汉末年以后的主要养生方法。

解体后的原始道教，其教众依然散布于民间，一方面作为民间庶民，而 另一方面也同时作为广义的原始道教教徒而长期存在。因而，他们原本所具 备的武术与养生的两面性也随着他们而留存于民间，只是，武术由于受到严 格规制而被削弱，养生由于受到怀柔认可而能继续在民间存续和发展。也就 是说，这一类民间人士，在一定期间内，应当依然是作为武术与养生法的接 点而一直存在。

那么，这种受到严格管制的武术与受到怀柔认可的养生法，到底是怎样 的一种存续和发展状况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阐明对具有武术 与养生共存条件及具有武术与养生的接点的主体的状况，而最具这个条件的 主体，只能是团体道教或者广义的道教文化₃因而，我们必须考察：道教发 展过程中，武术与养生的相容状况如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节迸行 论述。在此之前，有必要对道教的前身，原始道教的养生思想的因由和状况 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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