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民间武术的社会环境诸相

一、古代民间武市的生存状況

战争状态中的庶民与武术的关系

古代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当严峻，不仅要面对像韩非所言“上古之肚，人 民少而禽兽众”^〔|〕[2〕那样的荒蛮世界，而且还必须面对这些危险的兽类获取 食物即进行狩猎的生产活动。武术，被认为就是孕育于这种与凶禽猛兽争斗 的狩猎活动之中。正是在那样一个荒蛮而危险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活动 中，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搏杀技术的价值并主动对其进行了琢磨和传授，墨 子所指的“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就是这个意思。《尸子•君治》中所谓“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1〕，也 表明了这种搏杀兽类的生产技术即武术的母体，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必 备生存手段与方法随着社会的演进，部落的分化及原始国家形态的集团力 量间的对抗也开始出现，这种搏杀技术曾经主要是用于对付野兽的生产手段， 开始更多地转向了人类自身，这就是武术的最初形态和性质特征，即：对人 的搏杀。由此，人们不仅要面临严酷而危险的自然界，还必须从部落间的纷 争和搏杀中取得胜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生命如何存续是彼时人们 最优先的课题。战国时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荡兵》中所记，“争斗之所自 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2〕，所指人类自身的争斗必然性地存在于人类 社会，是由来已久且不可禁止的，这种人类自身相互争斗的特性，正是对兽 类的搏杀技术必然性地转向于人类自身的原因和依据。因此，自人类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氏族之间、部落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争斗的存在开始，搏杀的 技术就作为解决这些争斗的最直接方法即格杀、战斗的手段而存在了。中国 武术的产生，也正是如此。

武术的这种针对人的格杀技术，在战乱时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得到了巨大 的发展。原因在于，已经或将会卷人战乱的各个王国，都会也必须重视战争 的核心力量，即军队的建设，于是，各国的强军政策使得众多的国民被卷人 军队建设之中。大量的民众，即使是原本不会搏斗的普通庶民，也必将在强 化搏杀技术的军事训练中“成长”，并通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战斗且能从中留存 而继续在杀人技法上取得进步。最终，国家的战斗力量因此得以提升。军事、 政治家们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兵法与军事政治名著《孙子•始计》 中就有如下记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3〕

军事家如此，政治家亦然。不仅要让民众参军，而且特别重视从民间选 出优秀人才进行军事训练，借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管子•子匡》中有言： “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才、其罪五。”可见当时的国策已然强化到不仅鼓励有拳勇即武术能力的庶民参军, 甚至做到了对那些有武术格杀能力之人，却掩而不露不愿为国出力的民众要 加以罪罚的地步,:，格杀的武术，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墨子•尚 贤》中也有记载：“善射御之事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m武术 因其格杀特性、因其军事价值，是当时社会“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的 奖励对象。赵国为了获得这种武术战斗力，甚至不惜改变传统的文化习俗, 从敌对的外族那里学习利于武术发展、强化军队战力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史 记•赵世家》中，“胡服、骑射以教百姓”^〔3〕所指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些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乱时期，普通庶民是军队建设、武术强 化的对象和基础。也就是说，为了赢得战争，国家积极地从民间选拔人才, 通过格杀的武术的军事训练使其成为战斗的核心要素。就这样，民间人成为 士兵，普通庶民演变为格杀的“暴力机器”。

林伯原指出，武术所具备的这种杀伐特性以及对国家、社会的重大利用 价值与意义，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221)以来，受到了所有 国家的重挪^4〕，而拥有这种杀伐技能或具有拥有这种技能潜质的民众，即使 是最为普通民众，也会因此被视为人才而获得优遇。在此后的各时代，特别 是在王朝更替或者与外族相争的战乱之时，武术及这类民众总是享有这样的 殊遇。比如，明代时，在与倭寇的对抗年代中，名将戚继光（1528—1587) 就从民众中选拔人才组成了强大的戚家军，抗倭战争也因此而取得胜利（第 二章将有详述）。像这种国家层面的征兵活动，以及在本节的论述中即将登场 的原始道教的武装起义，及一并提及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等民间 武力团体的起义中，都能够显示：只要处于战时，普通民众都将有可能与武 术发生密切关联₃这可以说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现实道理，或者说根本就是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此做出详细阐述呢？我们做出上述论证的目的在于，在我们思考或理解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时，也许我们应当首先把自己 从眼前养生的、表演的……纷繁复杂的武术现象中跳出来，回到古代、回到 古代武术的原初样态，让我们首先理解和牢牢把握它的原初本质。实际上， 只有首先鲜明地凸显出武术本来的性质、即杀伐（杀生的）与民众（民间） 的关系，才可使得此后我们论述武术的性质在民间发生改变时，其真相和原 因更容易从未知的黑暗混乱中自然剥离。我们之所以能够从黑暗中剥离出真 相，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武术的原初、它的本来面貌和性质，这使得我们在思 考武术问题时获得了重要出发点和参照的尺度。拥有了这个出发点和参照尺 度，我们就会自然地发问：如此杀生的武术，最后怎么就会变成养生的太极 拳了啊？或者会问：如果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时期，上述民众和那些作为杀人 技术的武术，会是如何的存在状况，一样地会受到优遇吗？

事实果然如此。战争使得更多的民间大众与武术发生了紧密关联，甚至 不管是士兵还是庶民，都会受此影响而具备杀伐的特征或能力。.而正是这种 能力，虽然它会在一些时候为统治者所用，但在很多时候，它也会成为破坏 统治者政权、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所以法家大学者韩非会在《韩非子•五 蠢》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杀伐之武，对治世之时的统治阶层 来说，就是乱的根源之一样受到重视，但已不再是“贵之、敬之”的优 遇而是罪罚。我们注意到，韩非的这个观点对各年代的武术，都是一个会产 生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存在。

循着法家的观点，或许我们该开始担忧起来：在古代法治社会、和平年 代，容易血腥杀伐“犯禁”的武术，到底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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