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烈持久的民族融合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从文化人类学的观 点看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同样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主要文化。河北是 古代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燕山南北便出 现了以打磨细小石器为特征的北方草原地带狩猎畜牧民族的经济文化;而在河北 南部则出现了以磁山文化为代表的定居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从那时起，这两种 文化便在河北地域开始了冲突与融合相互交汇的激烈而持久的漫长历史进程。 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更迭，汇聚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 地域历史画卷，展现出河北大地上文化发展的沧海桑田。

(一:>河北地域激烈持久的民族融合现象

在历史上，两种文明类型间一直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持续冲突与碰撞，而秦 汉以来，这种文明碰撞与民族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南下侵略 与汉族当权者的北上进攻，给交战的双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仅 以汉匈战争为例,据记载，仅在汉武帝时期，匈奴战死、被俘和降汉的人员就达21 万人左右，汉方的数据则是14万。®

河北地处北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首先进人幽蓟，再扩展到河北平原， 而中原军队北上同样也要先向幽蓟进发，所以，历史上河北一直处于战争的前沿， 作为残酷而持久的战场所在地，这一地域所受战争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可想而知。 东汉时期，由于乌桓、鲜卑、南匈奴连年侵袭，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与辽西五郡 一度空虚，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游牧民族大量 南侵，以至有“长江以北，尽是夷狄”之谓，唐中叶“安史之乱”起于幽州，此后河 北藩镇割据，经历五代，一直陷于战乱，兵戈纷争不息；宋代以后中原与契丹、女 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长期激烈杀伐，战事也主要集中于以河北为 主体的北方区域内。据《辽史•兵卫志》中记载，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 掠老幼，……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以武力和暴力为主导的生存环 境特点，对于河北地域人们强悍面貌和刚烈性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久习战阵， 惯见刀枪，在中原兵器和外来武技的生死碰撞中，河北人民必然会积累各种不同 军事武技的使用技术和经验，并进而为这些技术和经验在向民间武术的分流方面 做好铺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充满动荡与激变的恶劣环境，又使得河北地域的 大量民众不得不投身于与战争和武力相适应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反过来又 更加刺激和推动着地域武术文化的完善和发展。所以自古有“河北产名将，燕赵 多豪杰”之说。

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碰撞之中，同时还伴随着持久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在民 族交流与融合方面，河北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前沿地域和主要场所。正是在以河北 地域为主要代表的民族文化交流舞台上，“游牧文化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功 不可没的贡献，其贡献彪炳于史册。它铸造了中华民族勇悍、豪迈、坦荡、粗矿的 民族性格，他们有别于略输文采的唐宗宋祖，而是会弯弓射雕的一代天骄。”®

与农业文化相比，游牧民族具有更为强大的流动性与“爆炸力”。在长期的历 史交流中，游牧民族文化给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冲击 力，一种强悍的搏击力，同时也更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生命之力。

图2中国军事博物馆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塑像

曹文柱:《中华历史通览■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1页。

邢莉:《游牧中国 种北方的生活态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民族融合视野下的河北武术文化特征成因蠡测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的汉民族积极吸取游牧民 族文化优点的先例;此后，无论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还是辽、金、元、清等其他北方 游牧民族王朝，游牧文化带给中原农业文化的冲击都是无比巨大的;特别是元、清 两代，中华文化可以说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元 代蒙古贵族在马背上得天下，采取以儒家文化为首的多元文化治天下……元朝统 治下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东西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因而元代是我国今天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明清时期，河北是京畿重地，为 了充实京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明洪武、永乐期间都曾向河北发起过大规模的 移民；清朝经过精心和专门的政策调整，河北农业和手工业又重新获得发展，因而 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强盛期，即“康乾盛世”。^@联系到上述这些 历史现象，我们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认识一一也许，在河北地域上能够产生出别 具特色的武术文化，这个看似巧合的、单一的武术文化现象背后，事实上却存在着 某种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碰撞对河北武术的突出影响

远在秦朝以前，北方的游牧民族就经常攻略内地，以至于秦、赵、燕等国在忙 于应付之余迫不得已才修筑了专门用以遏制匈奴的万里长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 射更是积极推动了中华武术的发展。汉朝时匈奴的威胁更大，曾经将御驾亲征的 汉高祖刘邦围困在白登多日方退，所以，为最终战胜北方的威胁，汉时“兵农不甚 分”，“教民以应敌”，这种状况，对武术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重视武 备，必然促进武术本身的发展；汉代弩射的发达，显然与汉匈战争直接相关联；而 刀取代剑的地位，则与刀更适宜于骑兵劈杀有关;河北尚武之风，一直雄劲于两汉 时期，当时著名的“幽燕百石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威震匈奴、武艺高强 的飞将军李广更是在河北大地留下了至今仍传颂不绝的武功佳话。三百余年的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时代，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纷纷杀人 中原，在相互混战中建立了十余个政权，在这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军事和生存的需 要使得处于战乱中心的河北武术和武风都深受激荡。史料表明，当时有不少将领 有着深厚的武术功底，著名的“闻鸡起舞”也正是发生在此时的燕赵大地，为了光 复被异族占领的家乡河山，燕赵壮士刘琨和祖逖一起发奋练武，传为千秋佳话;这 一时期，南朝与北朝，即汉族与鲜卑等民族之间常开展武术比赛与交流，北方游牧 民族的尚武和豪放又推动了拳搏、角抵、相扑与拍张等武术表演活动的兴起，为后 来的套子武艺和武术的娱乐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盛唐气魄之下，中央王朝与内地

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杜荣泉等：《中国文化通志地域文化专典•燕赵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17〜18页。

和少数民族及外国交通联系紧密，这就使侠客有了活动必需的自由环境，北方民 族的习俗，也因之得以浸人。隋末和唐朝有普遍的尚武任侠之风。宋朝是武术体 系已基本形成时期，据《中国武术史》记载，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军 旅武艺在宋朝时有了明显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军事训练的程式化，使兵器技艺进 一步规范化。在军队训练方面，宋代使用了统一的训练操典——教法格，宋仁宗、 宋神宗两次变法期间，多次颁布教法格，设置专职“教头”进行传习。庆历四年，曾 “遣官以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即中央派出教官向河北士兵推行教法格。为了 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宋朝的武术在民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普及，结社的武艺 组织蓬勃兴起。据苏轼调查，当时仅“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588社、651 伙、共31411人”。当时弓箭社遍布河北北部广大地区，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罕 见的。除弓箭社外，北宋末至南宋初，河北、山西等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范围接壤 地区各地乡村居民还组织了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在农村还有 以“社”、“堡”、“山寨”形式出现的武艺结社组织，如禳子社、霸王社等。这些组织 纷纷“自相纠率，保守乡井”，或“各据山寨，聚屯自保”，其共同点，即武艺具有较强 的军事训练性质，突出了实用性，以弓弩、刀枪等为当时结社组织的主要装备和训 练内容。®

到了标志武术成熟发展的元代和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所 导致的民族及阶级矛盾等引发的农民起义运动和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活动都对武 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时期民间武术的发展，与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兴 起密不可分。特别是以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等为旗帜的各种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更是与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大力推动了武术的发展。为了达到目 的，各教门组织需要传习拳术，舞刀弄枪，于是出现了各种教门所组织的拳会和刀 社,如“白莲教”、“天地会”、“顺刀会”、“义和拳”等，纷纷以听教”为名，发展组织， 扩充实力。同“义和拳”相近的梅花拳、大红拳、神拳、红拳等，也皆以练武传教为 扩大组织方式，从事反清活动。这些组织活动中，特别以主要流传于河北、山东等 地的义和拳、八卦教、天理教等活动最为有名。在此还要一提的是，明末清初之 际，对于满清的统治，许多中原汉族志士采取了坚决的不合作态度，他们还乡田间 或者退隐山林，在传统文化的陶冶中淡泊人生。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才有了 当时陈王庭等的“闷时来造拳”，才诞生了当今名扬天下的陈式太极拳，才有了后 来的杨禄禅从永年南下学拳并创立杨式太极拳，也才会有了武禹襄、孙禄堂等 各自创立的河北太极拳的欣欣向荣。以上的情况都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激烈持久的民族冲突与碰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也 同样起到了强烈的冲击作用。具体到河北武术文化而言，这种巨大的压力和强烈

的冲击作用无形中又起到了促使其发展和成熟的积极动力作用。

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对河北武术文化的积极作用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集体努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 民族文化。正是伴随着持久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中华文化才一步步达到今天的高 度辉煌。在回顾民族文化的演变历程时，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各少数民族文化对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于以河北大地为 主要交流融合场所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所特 有的强桿精神和开放特点，对于汉族文化的完善进而对于中华文化整体系统的完 善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们的这些特点本身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 内涵的组成部分。

以组成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很强的蒙古文化为例，“蒙古族文化是较具开放性 的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占优势时期，还是处于劣势地位时都对异己文化采取很 大的包容态度，这是文化本身的开放性特征起作用的结果”。®

在问鼎中原之后，在马背上拼得天下的元代蒙古贵族，采取以儒家文化为首 的多元文化治天下，从而较好地顺应了天下的民心和汉族多数地位的现实。对于 武术文化发展来说，由于害怕危及自身统治，元代统治者虽然明确禁止民间习武 活动，但是却又不反对以杂剧等戏剧为表现形式的武术的另类传播形式，因此也 导致了元代武术特殊的发展形式，同时又促进了以套路为表现特征的套子武艺的 兴盛和发展，从而为明清武术的成熟和繁荣积累了力量。而这一点和后来同为北 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清朝的“禁教不禁拳”又是何等的相似！应该说，从某种程度而 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在中华武术的发展上表现出了积极性的一 面。蒙古占领中原后，其统治中心从上都迁至大都(今北京），大批蒙古人也来到 了大都。元朝建立后，使一部分人在中原屯田，与汉族等杂居。“驻戍之兵，皆错 居民间”。元朝还将边疆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这种民族迁徙、民族杂居，促使民 族分布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族迁徙造成各民族更广泛、更密切的接触，最后出现 一些民族的融合。“元代的屯田为民族融合起了调节器的作用。民族迁徙促成了 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最为明显的是回回民族的诞生……可以说，汉族在融合 少数民族成员基础上而壮大，各少数民族同样也在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员的基础 上而发展” ®。

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必然也会同样涉及不同风 格的武术文化之间的共融与创新，伴随着回族的诞生，由这一时期产生的具有独 到特色的回民武术文化从此开始了其在中华武术大家庭中的正式发展历程，河北 武术中著名的八极拳就在回民中非常盛行。与形意、太极、八卦齐名的八极拳初

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蒙古族传统文化论》，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丨年版，第22页。

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时主要是一种在回民中传承的拳种，后来才逐渐广泛传播。长期以来，以回族武 术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武术，共同促成了中国武术的繁荣与强盛，为中国武术的 博大与精深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武风久盛的河北沧州，回族武术更是成为一道绚 丽的风景，那里长期流传的回族武术有40多个门类，14种左右的器械，沧州自明 清以来有史可考的历届武科进士、举人共有1950名，其中武功高强者又多为回族。®

河北地域所处的多民族融合前沿和中枢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该地域的武术拥 有了相对更为有利的多民族武术融合优势，从而使河北武术文化顺理成章地从整 体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相应特征。恰如“满汉全席”被称为中国宴席的集大成者， 正是来自不同民族武术文化的众多不同风格，共同汇聚成了河北武术文化宽广宏 富的整体特征，使其最终成为中国武术盛宴中的一道享誉世界的大餐。正因如 此，我们认为，今天，如果从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角度出发重新理性地审视元代武艺 的发展状况，在统治者禁武的另一面，也许同样不应忽视蒙古族等开放性的游牧 民族文化特征对于中华武术发展曾经发挥的积极性的作用。

明清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把蒙古人驱赶出 了中原，但明朝一开始就同样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蒙古瓦剌部 长期与朝廷处于敌对状态，“土木堡之变”中带领数十万大军亲征的明英宗亦兵败 被俘。再加上东南沿海的“倭乱”，所以明代非常重视军事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 本人就非常提倡选拔文武全才的武举考试。对军事的重视也必然导致对武艺的 重视，流传至今的武术及军事著作在当时的大量出现，以及既是军队将领又为武 术发展有过卓越贡献的人物大批涌现，构成了明代武术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 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各具名称的十八般武艺的形成为标志，在明代，中国武术 体系已经形成。到了清代，拳术和器械的种类就更多了，仅《清稗类钞•技勇类》 就列有62种拳械，包括不同拳种、器械和对练。武术中的一些著名拳种如内家拳 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以及八极拳等也大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拳种虽风 格不同，拳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直接用中国哲学理论阐释拳理， 重视结合内练，内养。所以这些拳又被称为‘内功拳’、‘哲拳’、‘哲理化拳派’…… 内家拳的出现是中国武术文化完备形态形成的标志之一。” ®正是引入了中国哲学 中的丰富传统文化内容来解释、完善武术理论并以之指导武术练习，中华武术才 从此开始真正拥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完备。

标志着“武术文化完备形态形成”，“标志着中国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灿烂的 新的发展时期”的这一切全都发生在明清时期。上述拳种的创立大体上都是处于 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前后时期，而“康乾盛世”又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 一个强盛期,也即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鼎盛状态的最后一个巅峰标志！过了这个标

吴丕清:《沧州回族武术》,《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第58页。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武术理论基础》，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志性的巅峰时期，强桿、活跃、开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其所承载 的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那份应有的贡献，而且，从此将要告别自身发展的一段历 史辉煌。我们再沿着历史的轨迹向上探索，元代以前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体的 宋代，宋代以前则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群雄纷起的五代十国时期，三百余年的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其 最重要的特色是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中国武术有 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事实上就是一系列以北方游牧 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交替更迭为主题的冲突融汇画面，时而“农进牧退”， 时而又“牧进农退”，“农进牧退”与“牧进农退”交错进行®，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 的冲突、融合中一步步完成民族和文化的融汇与生成。

作为河北武术文化的发生地，从武术文化发展的视角而言，河北地域堪称“幸 运”地位这两种文化融汇交迭的主体窗口，因而河北武术文化才能够拥有了其他 地域武术文化大多难以拥有的发展机遇和特殊条件。正是因为同时浸润着这两 大文化类型精华的洗礼和陶冶，经历了漫长的考验和熔铸之后，河北武术文化才 会最终表现出当今如此骄人的魅力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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