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医学相糅合的养生、修真古籍。”^[1]詹石窗经过史料分析 认为：“《黄庭经>〉为魏晋时道士养生之书，是内丹学和道教中 的重要著作和经书。”^〔21教由此可见，《黄庭经）作为一部道教的 重要经典，主要效用是通过念诵经书和修炼，达到“调和三魂， 制炼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华，还返婴孩”的目的 (〈01藏)〉）。因此，从以上证据说明，当时陆游所访的青城山道人 修炼的武术内功应为道教的内丹养生之术。在一定程度上，不仅 反映了道教在四川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也反映了巴蜀武术与道教 的融合情景。

《剑南诗稿》是陆游在四川的主要见证，从诸多诗篇中反映 了陆游在四川求教于道教的养生术，并受益终生。因此，陆游的 诗中有云：“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馈庭>〉两卷中”“岂料今 八十，白间犹黑丝。”（《剑南诗稿》卷54)

(三）苏轼

苏轼（1037_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 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不仅在诗文书画方面 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家，对于养生也具有独特的见解。苏东坡一 生写过狗养生）〈〈书养生后论》《养生说>〉燧养生说)〉m 生偈》等二十余篇文章，其中〈<续养生说>〉对道家功作了精辟阐 述。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王如锡，将苏东坡有关养生的信札、论 著汇集成〈冻坡养生集»，全书共十二卷，共列一千四十多条。

苏轼对于养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试之以行。如：“昨 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 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

《养生难在去欲知》）“视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 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 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 俱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转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 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自然明悟。”（〈<苏轼集》卷一 百一《养生说)〉）

第二节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巴蜀武术的发展

巴蜀是•个典型的移民性地区，秦汉大移民和湖广填四川是 西南巴蜀地区历史上重要的移民活动。移民不仅对巴蜀文化的形 态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巴蜀武术以及巴蜀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 展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著名德国文化传播学派拉策尔认为：“一切民族连同自然民 族都有其历史性，必要研究他们的遭遇，这些遭遇大部分是迁移 的结果=民族及文化在迁移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相互影响 的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m正如拉策尔所说，巴蜀 武术文化资源的形成基础是一个移民混合性的文化。从古代巴、 蜀族的形成到秦汉时期的移民活动以及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的建 立，巴蜀地区的民族形成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融合的状态。而这种 不断的融合促进了不同“文化层”的重叠，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立 体系的巴蜀文化圈，巴蜀武术以及其文化形态正是在此文化环境 中诞生、形成和发展的。

一、历史移民对于巴蜀武术发展的影响

(―)秦汉大移民对巴蜀武术发展的影响

公元316年，秦在收复蜀以后，“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 (《华阳国志•巴志》）秦并巴蜀后，为稳定局面，不仅“置巴郡， 以张若为蜀国守”，而且“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 阳国志•蜀志》）这是首次较大的巴蜀地区移民活动。〈〈华阳国 志•蜀志》又载：“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徒其豪侠于蜀, 资我丰土……”由于大量移民进蜀，直接导致了巴蜀生活习俗的 演变。对此，《华阳国志》解释曰：“原其由来，染秦化故。”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冲击。

汉武帝时期，在巴蜀地区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发西南 夷，最终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并设益州以统辖。东 汉末年，巴蜀地区又为刘焉、刘漳父子割据，“刘漳时召东州民 居此，改曰东州头”。（《华阳国志•蜀志》）〈(三国志*蜀志•刘障 传》注引〈漢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人益州数万 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何谓“三辅”呢？〈〈晋书•地理 志》载：“及汉武帝，初置司隶校尉，所部三辅、三河诸郡。其 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由此可见，三辅当时属 于雍州。雍州相当于今陕西省和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因此, 可以推断流入“益州”（东汉时期，巴蜀地区沿袭西汉，仍属益 州，三国时期，改为蜀）的正是西北地区的居民。据《华阳国 志》记载：仅汉初时，蜀有“夷、晋二十四万”，在汉代时，西 南的少数民族已经统称为夷，晋则指汉人。说明当时蜀地基本处 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状态。谭其骧也指出：“晋代，四川、陕

西汉中以甘肃及陕西北部移民为主体。”^[1)

赖华明认为：“秦汉向巴蜀大规模的移民，有着深刻的社 会、政治根源，因而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政治性移民。秦汉统 治者为了摧毁旧势力残余，打击罪犯，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或 迁移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地方豪强；或在地方新设郡县，由中央 政府派遣官吏，进行政治性移民。其二，军事性移民。为了开拓 边疆，经略边防，移民‘实边’；或因统治者争权夺利，割据一 方，进行军事性移民。其三，经济性移民。秦汉统治者因安置灾 民生存，引导灾民迁徙；或因开发地区经济，而迁徙富商大贾、 经济管理方面的官吏到边远地区，进行经济性移民。”

从上面的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流人蜀地的移民多为西北部地 区的居民。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时期，

流民问题较为严重，且“流民迁移方向呈放射状。在关东、关中 流民主发区，流民的迁徙方向大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关东流 民一是南下江淮或江南，二是西入关中，三是北上幽、代、辽 东。关中流民则主要从子午谷、武关南下汉中、益州和荆州，其 次也有东入关东，北上壶关，西入河西者。在地域上关东是流民 的输出区；关中则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区；江淮、幽代、辽东、荆 蜀、河西等地则以输人为主。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 谷奔亡者数万家’。”（《三国志•魏志•张鲁传》）m由于关中的特 殊地理位置，因此经过秦汉数次移民后，蜀地民族成分较为复 杂，除了有西北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成分以外，应还包括一部分其他地区移民。另外，《四川古代史稿》一书认为：“东汉末 期，蜀地有两个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迁移人蜀，即居住在云贵地 区的叟和僚。” ^m

秦汉移民后，由于民族成分复杂，特别是西北地区和云南、 贵州大量移民人蜀，以致在东汉时期出现了多种名称的军事兵种, 如刘璋的“东州兵”“賨人之兵”“叟兵”“僚兵” “羌兵”等。 三国时期，刘备招募蜀地土人人伍，充实兵力，被称为“蜀兵”， 其士兵应是汉、賨、叟、羌等多民族的融合。

秦汉移民对于后来巴蜀地区民族的成分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来两汉流民人居边地，也有利于各民族间增进了解，和睦相处， 推动民族融合，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的传播。特别 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涌人和杂居，使原有古巴蜀国遗民更趋于 分散和解体。原有的古巴蜀民族的武术格斗技巧在移民活动中逐 渐消退，其军事兵器的形制和格杀技术更趋向于秦汉军事体系。

(二）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对巴蜀武术发展的影响

经过隋唐时期的进一步民族融合，在宋代，由于少数民族长 期与汉人杂居，因此彼此逐渐自然融合。如南宋时期，有关僚人 的记载非常少。但是到明初，由于经历金元战争，四川人口显著 下降，政府为了移民垦荒，实施了大量移民四川，其中以湖广人 (湖南、湖北）为多，即历史上所谓的“湖广填四川”的开端。 据相关资料显示，“明洪武5年，四川人口仅84000户，洪武 14年，已经增为214900户，人数达1464515,明万历6年，户 262694,人数3102073。”⑴然而，“湖广填四川”并非是短期的移民迁移行为。如果说元末明初是第一次移民咼峰的话，明末 清初则为第二次移民高峰，并且第二次移民更多具有自发性质。 据官方统计：“1661年，四川人丁数只有16096人（人数 51923)，仅占全国的人口比重的0.08%,可谓有土无人。”⑴而 经过大量的移民后，到“丨85丨年达到44752000人，跃居全国第 一”。^[2]《道光新都县志》〉中，竟有“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 人满为患”的记载。此外，在历经明清“湖广填四川”的宏大移 民过程中，广东、广西、陕西、贵州、河南、河北均有一定数量 的移民迁徙四川。清代末期的四川，已经成为典型的移民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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