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国考•秦器服》中，明清间学者董说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而将 “带剑”一分为二:“一佩剑，所谓衣冠带剑是也;一兵剑，持以相格杀者 也。”剑之佩带，使剑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丰富的社会意义;也使原 先人与剑的关系，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

一、纹刻社会等级的佩剑

原始时代，剑既是格斗卫体的武器，也是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剔割器 具,成为人们须臾不离的工具。由于带剑者多为氏族成年男子，带剑之 举也渐渐成为孔武有力的标志，并具有佩饰意义①，进入礼仪范畴。像官 服一样，在晋见、出使、重大场合，佩剑成为正规的、官方行为的必需。公 元前595年，因宋国杀了楚国使臣，楚庄王气得一甩袖子跑出宫出兵亲 征，随从追到院中穿上了鞋，追到寝门佩好剑，追到市场才登车。“投袂 而起。履及于窒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左传•宣公十 四年》兀秦简公六年，秦国将官吏带剑作为一项制度。汉承秦制，仍尚 剑，官吏带剑,汉武帝时有丞相魏相对吏员带剑甚为苛责，未带剑者奏事 时需借剑方敢进入;魏尚佥h晋尚刀；六朝、唐代刀剑并用，“既佩刀又佩 剑，可谓刀剑并重之时期”,《春秋繁露》曰：“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 龙象也”;明仍视剑为军官之佩兵。

作为重要场合的佩带，王者将其对剑的爱外化为对剑的装点之举。 他们于剑之首、茎、格、身用尽了心思，在雕刻花纹、兽面纹、几何图形的 同时③，也以绿宝石、金银丝、金块等装点剑室（鞘）④，使剑的外观更为精 美、价值更为高昂，进而显示其身份地位。“世之人主，皆以珠玉戈剑为 宝」（《吕氏春秋•侈乐》）东汉出现了玉具剑，晋代之以木，隋则明文规 定了与官品匹配的所佩之剑为：“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 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品、五品，并银装 佥I」,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像剑。带真剑者,入宗庙西周对剑的装饰集中了多项杰出技术，引起了科技史界的关注。如剑首同心圆装 饰,不仅由“厚仅0.2—0.8 mm、凸起约0.5—2.2 mm、间距0.3—1.2 mm”的多圈高同心度、 高凸起、薄壁状凸棱组成（越王勾践剑与同出的一把青铜剑分别具有11圈和5圈的剑首同 心圆），而且在多圈同心圆的槽底，分布着极细凸起的绳纹，增加了剑首同心圆的美感和装 饰性。参见廉海萍、谭德睿、徐惠康:《东周时期青铜剑首同心圆的制作技术研究》，《文物保 护与考古科学》

古剑无室,晚周剑体渐长，剑柄渐大，剑刃较锐，佳镂镶嵌之风盛，佩剑有室;汉剑 重玉，已由刃质而偏重饰品，由柄首而侧及鞘箧。晋代渐用金银玳瑁蚌珠等替代玉。参见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5、186—187页。 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 三品及开国男、五等散品名号侯，皆只佩。”唐代剑佩铿锵,宋元以后成为 个别皇室显贵的玩物，佩剑之风不再流行。①在官员通过玉、金、银的装点 区别等级的同时，缠绕剑茎的丝绳又成为士与贵族的身份象征。如击剑 而歌的冯骐，他的剑茎即以非丝非麻的蒯进行缠绕;其剑也因此被称作 蒯缴，而别于用丝或麻缠绕剑茎的维。对此，周纬总结道，“剑之愈古 者,……专以刃为重也。剑之次古者，则各部渐多刻画修饰，……降至汉 以后之剑,则几于专重柄格与鞘之装饰，用以炫人，而刃质反逊色矣”。

在将带剑作为官服一部分的同时，王者又唤起对剑的防范之心，制 定了带剑不得近至尊的礼仪。《春秋公羊传》卷十五载:“赵盾已食，灵公 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 佥IJ,祁弥明自下呼之曰：'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广汉初，因群臣在 宫殿里宴饮时“争功，醉或妄呼，按剑击柱。上患之”（《史记》卷四十三） 而恢复秦制，晋见皇帝时不佩剑（《舆服杂事》:“汉仪，诸臣带剑至殿阶, 解剑”屋这一朝仪一直延续到宋代，甚至达官贵人府第也不能随便佩剑 出入。在“带剑不得近至尊”的限制中，王者还以特许，进一步强化了带 剑以及其中的权力（一方面，以“庶人有事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将带剑作 为贵族的专利;另一方面，又以带剑见君丰富了王之赏赐。如刘邦赐萧 何上殿带剑、不脱履、人朝不用急走，后来董卓也有人朝不趋、剑履上殿 的特许）。对剑的防范也表现在剑的授受礼之中，进剑者要将剑首朝左 双手捧剑（《礼记•曲礼》:“进剑者左”），一则便于受剑者右手接柄，二则 使进剑者无有行刺之嫌（便）。后来,佛学又将剑之横递转换成庙宇韦驮 像降魔杵的横竖处理，并借此传达不同的信息:横放代表该庙宇实现“三 包”:包吃、包住、包学;竖放则传达这样信息:该寺院只传法，不包“学员” 的吃与住。

秦始皇本纪对其成年亲政这样描写道：“乙酉，王冠，带剑”。与成人联 系的带剑，除了恢复先民成年男子的象征，还以不同阶层成熟年龄的认 定而体现出社会的等级。贾谊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 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带剑，无事不得 带剑。”其“随着阶层递减、成熟年龄递增、上下相差20岁”的成人年龄认 定，从“权利/义务”角度来看,既是对上层阶级子弟早日享受成人权利的 给予，也是早日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从教育平等来看，既是对人群同样 生理年龄不同心理成熟程度的反映，也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同阶层子弟 因家庭环境等因素拥有的不同的文化资本，以及他们在相同情况下取得 不同发展程度的反映（《文化与权力》）。

二、进阶之梯的剑

春秋战国时期，士也带剑。作为周朝贵族后代,士有着贵族的血统，

《礼记•大传》记录了“宗法制度”的原则，周通过对嫡长子

宗子的尊崇、服从，达到团结具有父系血缘关系成员的目的。周天 子是为天下的宗子，称为“大宗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出外地的 姬姓诸侯多是周文王、武王、成王三代的庶子，相对于周天子是“小 宗诸侯的嫡长子可以继其位，庶子则分封出去为大夫；大夫的嫡 长子继其位，庶子则分封出去为士。

但士无爵位封地之质和与贵族生活相匹配的经济后盾，又处于一种尴股以前是嫡庶不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周则确立了父子相承与嫡庶制，将氏族制 社会的血缘性上升为政治性建制（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 中华书局2002年版，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出外地的姬姓诸侯多是周文王、 武王、成王三代的庶子，相对于周天子是“小宗”.诸侯的嫡长子可以继其位,庶子则分封出 去为大夫I大夫的嫡长子继其位，庶子则分封出去为士尬的局面（战国以后，从贵族之末降为“四民”之首①）：作为社会阶层，他 们与大夫同类;作为经济基础，他们与民同类。对统治者而言，在礼仪和 文本上给士以大夫级别，如射礼中大夫和士都是“三耦、一侯、一获一 容”;在管理上与农工商并列，在西周及春秋时代，周王朝和所属的诸侯 国普遍实行一种“国野”分治制度,将一国所属的全部人口依职业分为 “士农工商”四种。士、工、商住在“国”（即城市户口），称“国人”;农住在 “野”（即农村户口），称“野人”，也称“庶人”。②因此，他们常常不得不以消 费替代者的身份（食客）寄身贵族，效忠贵族;并以自己的文武才能，期待 有朝一日进入仕行列，再续祖先昔日荣耀。如后来为孟尝君“收德”的冯 骥,弹剑而歌③:“长锲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战国 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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