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既健体与实用（技击）的统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习武者均 追求体用结合的目标。武术最本质的功能是实用，其实用的前提是以身体、 体质、体格、体能、素质作为基础的。没有强壮的体魄作保证，其实用性 也就难以奏效，所以武术界有“用为护体，体为用本”的说法。这实质反 映了体用互补、良性转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古代哲学家以“体”为本体和实体；以“用”为作用、功用和用处，这是 它的本来含义。在中国哲学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有体有用， 体用一如”的思维模式，体用范畴也被赋予了复杂多样的含义，其中武术 中有诸多的体现。如古代军队中强调的“搏刺强士体”句，就是典型“体 用统一”规律的实践，一方面说明通过“搏刺”这种形式的运动，可以达 到“强士体”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为更好地“搏刺”，就必须以良好 的“强士体”为基础，或者说“强士体”是通过“搏剌”来实现的。所以 说“搏刺”和“强士体”是互为体用，相互依存的。在武术运动中蕴含着丰富的“体用并重”哲学思想，很值得开掘和实践。‘‘体用并重”的理论依据体用并重说是辩证思维的具体再现，在古代哲学思想中可以找到其理 论依据。“体用”二字早就见于诸秦典籍，如《周易•系辞上》说：“故神 无方而易无体，……显诸仁，藏诸用”。这里的“体用”二字已蕴含着后来 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含义。体用并重始于战国末期荀子，《荀子•富国》 说：“万物同宇宙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这里的“体”指形体， “用”指功用。荀子虽然提出了体用概念，但对体用关系未做深人研究。可 以说体用并重在先秦时期还是个别的、偶然的、尚未形成具有确定含义的 哲学范畴。这种状况，在两汉时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有体有用的观 念已经运用到较为广泛的领域，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就有“内 体”和“外用”对举的提法。魏晋时期，“体”和“用”成为一对重要的 哲学范畴，但一开始就表现了唯物主义思想与玄学的对垒。王弼和韩康伯 等人，从无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以无为体、无为有之本体、以有为之功 用的玄学“贵无论”。裴顾有针对性提出了“崇有论”，“自生而必体有”， 必须以有为体。此时玄学的体用之辩，对盛行于东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 佛教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的慧能讲：“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 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北宋的神秀也宣称： “我之道法惚会归体用两字”。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的体用观在反对儒、道、 佛各家唯心主义体用观的斗争中也有发展。范稹提出形质神用、形神相即 的观点，他在《神灭记》中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 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质”即形质，有物质实体的意 义；“质用”有“体用”的含义唐朝的崔憬以实例说明“动物以形躯为体 为器，以灵识为用为道”的体用范畴。宋元明清时期，体用范畴更广泛地 被哲学家使用，程颐提出了 “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熹用“即体而在其中”来解释“一 源”，用“即显而微不能外”来解释“无间”，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体 用观的影响。清初的王夫之更以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朴素辩证的思维方 法，剖析了“立体废用”的本体论，从物质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 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而且符合本质和对象的意义上来运用体用范畴。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体用的“相因”、“相涵”的关系，也集中体现了他 在体用论上的科学精神。近代以来，以谭嗣同、张之洞、严复和孙中山等 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对体用范畴也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这些观点和思想为“天下之用”，武术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 下而不断地丰富和充实着。“体用并重”的具体体现拳家之说多数武术流派追求体用兼备的效果。通背拳释义有：“理象会通，体用 具备”。这里的“理”是指拳理、原理和机理等意思，“象”是意象、形象 和现象等寓意，强调练通背拳要明确其拳理和意象，达到体用兼修的目的。 八卦掌以易理为拳理，要求“以静为本，以动为用”，强调“以静制动，后 发制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并表明二者的转化关系，即动静相因，动 静相即，缺一不可。在这里举一个技击实例：敌我对峙时，我不动，便很 主动，此时可以用拳法击彼的头、胸或腹，也可以起脚击其裆部、胸腹, 或虚出拳脚诱其对方。此时，我是主，彼为客。然而，当我一拳打出或一 腿踢出后，形势就变了；我若用拳法打击，就限制了腿法的攻击，陷人被 动；而对方却有了相当的主动权。这时，主客易位，我由主动变为被动_， 而对方则由被动变为主动。当然，这种主客易位并非绝对化。太极拳强调 以“柔”为体，以“不争”为用。要求肢体放松，动作柔缓。在追求极柔 的过程中，逐渐步入老子所说的“天子之至柔，驰骋天下至竖”，“柔弱胜 刚坚”的境界。在与人推手时，要“不争”，不顶不抗、随屈就伸、沾连粘 随，舍己从人。在“不争”中求永存，步入“为而不争”、“不争而善胜” 的境界。人们在推手中还总结出了“柔过渡，刚落点”的发劲特征，当与 对方搭手时，肌肉相对放松，外形运转较柔缓，可呈圆弧形；当对方出现漏洞时，加速收缩肌肉，外形动速急增，呈直线形，刚硬重实的发力以击 中目标。清乾隆年间王宗岳所著《太极拳诀》中的“十三势歌”有：若言 体用何为难，意气君来骨肉臣，详推用意经何在？这里将“意念”和“气 力”主宰于“体用”，也就是说强体，实用效果，来自于意气的诱导。武当 武术追求“性命双修”的目标，有名师说：“本乎天者，谓之命；率乎己 者，谓之性。”其“性命”二字，儒释道三家有不同见地。如儒家以尽性立 命为宗，释家以养性听命为宗，道家以练性寿命为宗。其关键就在于以神 为性，以气为命。而著名的少林拳，则启初重练外刚，主于搏人，硬打硬 进，直出直入，突出其“用”，发展至满清人关时，提倡内外兼修，身心双 练，体用结合。据《少林拳术秘诀》云：“内功之修养，实性命精神所皈 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技，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乃参证禅机， 冀臻上乘，于是始有内外交修之旨，身心两修之功，其技乃别开一生面， 而非复昔日之景象矣”。此说又突出了“体"，二者结合才是少林拳的真谛。

打练并存“最早的拳术套路与技击紧密结合，是训练攻防格斗技术的重要手段之 一”。的确，古时的军旅武术十分重视攻防格斗技术，因为它与战争的胜 负和士兵的性命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单式招法和连接套数来实现技术的提 高。戚继光在《练兵实记》中有：“舞、对二事全然不通，与未习者为不 知”，“能舞而不知对，能对而不知舞，虽精兵只作中”，又说“先自跳舞”， “舞毕即以花枪对之，次以本刀对砍”。戚在练兵强调单舞和对搏应皆能， 缺一不可。通过套路练习，有助于灵便身手和掌握对搏招法，还能展示出 功法训练的效果；通过格斗练习，有助于体会武术意识和动作攻防含义， 也能展示功法训练水平的高低。近代武术家李存义认为：“自己练子为之体, 与人相较时，按练时而应之为之用”。这里讲的就是体用结合和打练结合。武术的动作素材是以攻防性能为本质的，并兼容攻防再现性和表现性。 再现性指动作能够再现其母体的实用价值，在实践运用中发挥攻防效用。 戚继光编的32势长拳、程宗猷编的单刀法选、长枪法选中的动作，都称是 招招皆可实用的技法。表现性是指动作能够表现出母体动作的攻防意向，而不一定能发挥实用技击的作用，这类动作多用于训练身体，为实用作体 能方面的准备。武术攻防的“两性”是习武者所追求的目标。武术谚语有 “练拳不练打，临阵少方法”之说，强调单练与对练、套路与散打、套路与 拆招、拆招与散打结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打练结合，才可能体会到 攻防的真正含义。与之相反的是“打练分离”。“打练分离”是现代武术高度综合与分化的 结果，二者分途发展便出现了一片新景象，套路追求“高、难、新、美”的 目标，而散打强调“远踢、近打、贴身摔”的技术风格，彻底打破了原有的 “体用结合”和“打练结合”规律。事物的发展就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 平衡到平衡的循环往复过程，每一次循环便是一次飞跃。“打练分离”使得各 自寻找或实现新的体用结合点，但都没有离开“看、练、用”三条主线，只 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谓“看”，是指观赏、娱乐、休闲等方面功能; “练”，是指习练、修炼、健身等方面的功能；而“用”则是指技击、实战、 竞技等方面的要求。若从套路来看，对于绝大多数习武者来讲，是以“练” 为体，以“看、用”为用；而对于少数竞技运动员则是以“用”为本，以 “练、看”为用；对于散打而言，几乎都是以“用”为本，以“练”或“看” 为用。对于不同的人群其习武的目的不同，则体用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由于打练分离，也给武术进人奥运会设置了障碍。在这里需要了解一 下现在奥运会项目的分类情况，现设的28个奥运项目分为四类：第一类是 技术型，像自行车、射击、射箭、皮划艇等；第二类是对比型，像体操、 跳水、马术等；第三类是球类，像足球、篮球、排球等；第四类是对抗类， 像拳击、击剑、柔道等奥运会设项有一个习惯，即任何项目均不能跨项 目出现在奥运会中，而兼容套路与散手的武术却横跨对比型与对抗型两大 类，这是竞技武术进人奥运会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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