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变迁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社会环境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 化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意思的综合表现。武术文化的传播活动在社会环境中 进行，自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19世纪末期武术文化传播的特征

从武术传播的基本要素构建特点来看，武术的传播主体应该是人以及由人 组成的组织团体。不管作为个人还是团体的要素，其自身的发展和存在形式，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体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比如 清朝各代皇帝严禁民间习武的社会制度，就大大制约了武术的发展，以至于武 术陷入了恢恢不振的境地。但是武术的传播并没有停止过，武术的组织也没有 因此而消失，而是在传播形式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各类秘密结社的产生。 秘密结社是不为朝廷官府所允许的民间结社团体，以下层民众为主要成分，通 过结盟来进行传教或习武的组织团体，如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 会以及白莲教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了武术暗器的顺利发展，根 据形状大小的不同，达数十种之多。这就形成了 19世纪末期武术文化传播的 一种显著特征。

20世纪初中国武术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对冲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 具。同时，西方体育也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对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 统体育构成严重的文化掠夺，形成了东西方体育文化对冲的一种局面。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为止，经历了 1300多年历史。科举制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武举 制度，所考项目以武技为主，童试分内外场共三场，先考外场，第一场考马射，第 二场先考步射，通过之后，再试硬弓，次试刀、石（技勇）。外场之后，接着考第三 场，默写武经，但实际上考生多不识字，终至流于形式，或干脆请人代写，形同虚 设。这些都随着西方新式火器的传入，以及武术在军队作用价值的削弱，一并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消逝。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确立之后，随之对应的是一系列痛定 思痛的变革，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移风易俗”变化。①但是武术作 为一种极具民族凝聚力的悠久历史文化，“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 概”的作用，因此被融入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发扬光大。例如甲午战争后，“尚 武精神”开始盛行，开明绅士开始创办学校，设立体操（武术）课程。武术很快作 为一项正式的课程内容被列入课堂的教学当中。之后，1908年，在江南就举行 第一次学校运动会，有85个学校参加。其中武术的击剑、刺枪和柔术也被列为 竞赛项目。因此，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走出了恢恢不振的境况。

西方体育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以后，对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 构成严重的文化掠夺，使得长期推崇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人士感到一种从未 有过的压力，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何将压力变为动力？这些人士从维 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出发，主张保存和发扬武术，提倡“土体育”，反对“袭他 人之形式”，认为西学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主张昭之于众后，得到了众人的响 应，遂形成一股新的潮流。1911年，在《体育杂志》上就有人撰文，认为“中国击 剑、枪术、弓法、骑术等为最佳之运动”，并主张将这些运动“以代西式体操”。这是人们从思想上对武术的正确认识。从那时开始，武术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早期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唐蔚芝强调：“提倡技击者则正欲吾国固有之体育良法， 以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 日臻和平者也。”

（三）民国初期武术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近代武术的发展和其他民族传统文 化一样有其特殊性，它始终是在一次次中西文化对话的思潮中，在民族主义的 总体语境中，茁壮地成长着。1909年春（宣统元年），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 亚波罗影戏院表演时，曾口出狂言，要打遍“东亚病夫”。此时，陈英士接受农劲 苏的建议，邀请河北虎头庄霍元甲先生前来应战。并约定六月一日下午四时比 赛，霍元甲赴约时，却不见奥皮音踪影。次年三月再次约定，而奥皮音却再次失 约。消息一经传开，霍元甲名声大振。之后，陈英士等热衷武术的青年，诚请霍 元甲创办精武体校，以培养人才，霍元甲欣然同意，精武体操学校由此产生了。 1910年7月将“精武体操学校”改为“精武体操会”，并利用书刊、摄影、电影、游 艺等等全方位推广武术。到1929年，精武体育会已达到42个之多，会员总人 数超过40万。

相关制度变迁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武举制废除

武举即以武取士，是古代社会科举的一种，又称“武科”，是民国以前专为武 艺人才设置的考试科目。它创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新唐书•选举制》记载： “武举，盖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从武术文化的传播学角 度看，武举制对武术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它大大地提高了习武者 的社会地位，为习武之人开启了一扇以武人士的大门。通过练习武术就可以加 官晋爵，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习武行列，扩大了武术传播的对象。在民 间，形成了广大民众热爱习武、崇尚习武的社会风气。这可以说是武举制对武 术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武举制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它使武术内 容精练化、规范化。通过对考试内容的确立和规范化，无疑对武术文化发展方 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直到1901年，由于军事武艺在战场上彻底被新式火器所代替，武术在军队 中的价值进一步削弱，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衰微的阶段。在“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的呼声中，清王朝下令废除了武举制。从此以后，也根本地改变了军队 武术和民间武术并行不悖的局面。

（二）国术国考的制定

直到1927年“国术研究馆”的成立，1928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于1928 年和1933年在南京组织了两届“国术国考”。相比科举制度，它增加了理论的 内容和竞技部分的内容。从而促进了整个武术项目的发展。当时的国术国考 是参考旧时的科举制度的，将考试分为“国考”、“省（市）考”、“县考”三级。考试 是要一级一级过关的，过了下一级的考试后才能参加上一级的考试。每个国术 馆都各自举行考试，考试又分预试和正试，内容包括文科和术科。文科需要考 三民主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和国术源流。术科首先需过预试， 考搏击、摔跤、劈剑、刺佥k拳械五科，三科通过者为合格，方可参加正试。正试 又分初试、复试、决试三轮。省考取10〜40名，市考取5〜15名。称为武士。 县考取3〜10名，称为壮士。各等级名称都发给相应证书或证章。第一届国术 国考是在1928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参加人员有333 人，其中包括各省市选派选手和中央国术馆师生。筛选过后，预试及格者200 余名，可参加正试比赛的共150人.三轮比赛过后产生了最优15名，优等30 名。前三名授予“国士”、“侠士”、“武士''称号，后来改为发一张奖状。当时的这 种比赛，没有任何的经验，又缺乏严格的规则和安全措施，再加上门户之见十分 严重，总有一些人在这种规则不明确的赛事上被打得头破血流，筋断骨折。

第二届国术国考本定于1931年举行，但因“九一八”事变不得不延期。经 过张之江、钮永建和张树森等人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后，第二届国术国考于 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在第一届的同一地点——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参 加单位共20个，参加人员438人，其中女子9人.这次的国术国考较第一次要 正规多了，比赛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及其细则进行。大会设立了委员长、副委 员长、评判委员长、还有总裁判长各一人，副总裁判长两人，另外还设立了检查 长、报告长各一人。但是，这次的比赛也因为规则的不完善，没有明确的评分标 准和因门户之见，未能考出运动员的真正水平，但是对武术的整个竞赛制度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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