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仁学”向武德的渗透、“禅学”向少林武术的渗透、“哲学”向武 当武术的渗透，以及仁学、禅学和哲学对武德、少林武术和武当武术之间 的综合影响，所有单一的、孤立的分析三者之间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片面的， 而且违背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态度。至于“仁学、禅学、哲学”的核心 内容参见相应专题研究。从分科角度讲，儒家的“仁学”对武德、佛教的 “禅学”对少林武术和道教的“哲学”对武当山武术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如果从多学科角度讲，儒家的“仁学”、佛教的“禅学”和道教的“哲学” 对武术的综合更是影响深远。自宋以来，统治阶级推崇理学，儒家吸收了 佛教高度一元化的思维观和道教的思辨精神，构成了全新的儒家体系，由 此出现了第一次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局面，第二次是在明代。这些对武 术的影响也是自然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传统武德与三教合一武德在儒家“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融人了佛学“禅学”和道教 “哲学”的相关内容。如禅学的“持戒” “化解”的慈悲胸怀，在武德中都 有所体现。《峨眉十二庄•龙鹤庄诀》要求：“鹤性不争，喻诸风德。是庄- 为用，持戒礼客；法寓化解，功守两得。”又说：“阿修孚中，慈悲咸备、 佛门弟子、律戒诛绝”。在这里佛教的思想烙印是极其深刻的，另外，古老 的少林武术“十禁约”，就脱胎于大乘派佛教“五戒律”，而且与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是相吻合的。夫不杀，仁也；不偷盗，义也；不邪淫，礼 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佛家的大慈大悲与儒家的仁义，实质上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故武德反映了中华民族善良、诚信、热爱和平 的美德。

道教最根本的信仰就是“道”。在求道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清规” “戒律”的制约，以正自我，逐渐实现得道。道教的“清规” “戒律”是照 搬佛教相关条款而来的，现在的“五戒律”和“八戒律”，与佛教是完全相 同的。可见佛教的戒律对道教的戒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道教经书中解释 为：道之在我者就是德。《自然经》中说：“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所以 道教规定道士要“修道养德”。道教的“道”与“德”是紧密相连的；佛 教的“十禁约”与少林的“古老十戒约”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的伦理思想 在武德内容的构成上与佛、道融为一体少林武术与三教少林武术在佛教“禅学”的思想基础上，又融人了儒家“仁学”和道 教“哲学”的思想。外儒内道是少林武术的特点之一，少林武术产生的原 始本意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寺院，致伤、致残和致死对方，而在武德的“仁 爱”制约下，限制了致伤、致残和致死现象，这是少林武术得以发展的根 本所在。《罗汉行功短打•序言》在论及点穴功法之所以创立时有：“兵刃 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 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 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 致伤人。短打之妙，至此极矣。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圣人一片婆心 也”。使用武术的最终目的并非伤害对手，而只是制服对手。这显然体现 了“仁爱”的人性论和孟子的性善论的基本要求，反映出了 “止戈为武” 的深刻含义。

少林寺在“大唐王后御制诗书碑”的背面，立有“三教九流图赞碑” 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其中赞：“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 正”，“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等内容。在赞语下面 是祖昭绘的三尊线刻画像，中间是释迦牟尼，左右分别是孔子与老子，以 赞和图的形式来阐述三教合流的思想此碑立于金大安元年，1209年。据考察，最早构成“三教合一”的要算山西省浑源县城南峭壁的悬空寺。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悬空寺，原名“玄空寺”，取道 家之“玄”、佛家之“空”，形貌楼阁而得名。早于少林寺四年，在该寺 的最高层为三教殿，内陈设有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塑像，三教共居一 室，耐人寻味。儒家、道教、佛教始祖同居一室，可谓超前。它反映了中 国文化相容性的整体趋势。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间，宗派斗争不断。如佛教 的小乘派受到道教仇视，而大乘派受到儒家学派的仇视。在理论上“三教 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则，“儒”还没有资格称为宗教；二则，信仰具 有排他性。所谓三教合一，应正确地指出是三个学派合一，少林武术的构成离不开中外文化的交流；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流; 区域文化间的交流及融合。其中宗教文化包括了道教“哲学”，并在少林拳 法中得到体现。如三节明亮法、四梢齐论法、五行合一法、三性调养法等, 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武当武术与三教合一武当山武术在道教“哲学”的思想基础上，又融入了儒家“仁学”和 佛教“禅学”的思想。最明显是“学道之人必须积善、定念、修德、理 身”，其中“积善行德”是“仁学”和佛教戒律始终倡导的伦理思想。武当内家拳的创立，与少林拳有着直接关系，“复从而翻之”，这种影响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翻版，而是少林拳基础上的创新。我们认为始于北魏时期的少 林武术对武当道教武术的渗透，是随着佛教、佛教僧人在武当山的传播活 动相侵人的。据考查，武当山佛教创始人为羊祜，时任襄阳军政首领，在 武当山以佛教掩盖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宋之张三丰的“夜梦玄帝授之拳 法”，与少林武术形成了实质性的融合。

学科的相依性构成了武术晚熟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渗透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既有同时的又有时 差的，既有较多的又有较少的，总之，武术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 他领域的成熟。如宗教的“呼吸守意”“导引吐纳”等气法融摄为武术的气 功；佛道文化机理的渗透，使武术理论的哲理性升华，即禅拳一体、内外 合一、道法自然、技道并重、形神统一等等，后来“太极、阴阳、五行、 八卦”等哲学范畴的介人，促使武术技击、技法和整体运动规律在传统文 化下的和谐统一 有关中医理论的渗人，使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成为武术 的重要功能，并促进了大量的以武术健身理论、功法、拳法及佐功药剂为 内容的武术健身新流派的出现。文学、戏曲、舞蹈、杂技、书法、绘画等 发展都为武术注人了新的内涵，武术被动地、依附性地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众多。而这一依附过程, 却有利于武术内涵的拓展，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有利于武术演变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利于武术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而获得生命力。中国传统拳术有十大特点，即重术轻力、重智轻勇、用意 不用力、以练保战、重视手法、上轻下实、顺势借力、以气催力、以气护 身、息力生气。中国形成这样的拳法，用了四千年，大约是从五帝到北 宋倘若武术是以独立的形态，按自身逻辑发展，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必然会被扼杀而消亡，如曾一度兴盛的蹴鞠、马 球、捶丸等竞技运动，就没有这样一个依附性发展的过程，它们随时代的 转换及统治者个人好恶而兴衰，乃至绝迹。

当然，武术晚熟的规律除了 “依附性”外，还离不开以下三个规律：都市规律武术技术的发生与发展，首先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姓氏家族中相对稳定 下来，随着后代的繁衍及各种职业武术者的出现，武术技术不断得到充实、 完善，其风格特点也逐渐鲜明和成熟起来。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势态，有赖于大量的市民和发达的城市。古 时由于受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的影响，城市发展极其缓慢，限制了城 市人口的数量，武术没有市场。进人唐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才得到迅猛的 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设立了专门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城市规模已达35 平方公里，人口数十万，宋元两代更是以城市生活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 达而著称，北宋的都市汴京有居民20万户，以每户5人计，则约有百余万 之众；南宋京城临安居民38万户，只是市民人数就达120余万。正如马克 思所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宋元时期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势必带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这种社会 环境为武术走向成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宋代开始，江湖艺人大量出现。勾栏瓦舍中集聚了大批职业艺人, 这些地方实际上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艺人也成为城市人的一部 分，专以卖艺为生。在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需要服务中，武术主要表现为 一种娱乐手段，以满足市民的观赏心理，因而，武术的表演化、程式化成 为主流。元明清三代，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武术的技击也得到了 极大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强烈刺激下，促成了中国武术融技击、表演、 强身为一体的功能体系形成，近代，随着外国商品输人的激增，使得我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范围迅速 扩大。农民中的大部分人成了无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流向城市 谋生，其中民间武术拳师成为较为活跃的一部分。人城的拳师主要从事这 样几项工作：走镖（个体镖师）或设镖局（集体保镖）；设场收徒，传授本 门派武术；人军中充任武术教师；充当卫士、捕快；开办武术私塾；经商或从事其他工作，而兼习武术。总之，民间拳师主要依靠自己的技艺开辟 领地，自立谋生。如八卦掌重要传人董海川，约同治四年（1865年）到北 京，先在王府充差役，后众人知其有奇技，多投其门下受教。郭峪生，河 北深县（现为深州市）马庄人，曾拜李飞羽学形意拳，光绪三年（1878年）设教于北京西陵，后为六陵总管谭崇杰府中的武术教师。尚云祥 (1863 -1937年）山东乐陵人，人京城后，先任五城兵营侦探，又为太监李 总管护院。拳师们靠依附性逐渐向外扩张，形成影响，但武术水平的高低 往往是其生存的先决条件。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1799 - 1872年）， 在京授拳时经常遇到较技者，但他来则不惧，战无不胜。从上述可以看出， 无论从事某一种谋生手段，都具有明显的自营性的特点。由于这种个体化 的存在，必然构成武术门派的竞争与发展。

浏览30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