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方百越族的武术
长江以南沿海有众多民族，分布广阔，历史久远，史称“百越早在商殷时期, 甲文中即有越族之记载。越人主要武器为“钺”即宽肩巨斧，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大量 石钺出土。商周后发展为铜钺，钺刃阔肩宽，头穿入木柄之方孔中，是厉害的砍杀武 器。越族之名称即来自此武器。越人居处多江河湖海，故越人亦善游并长水战。
在古代广西、广东地区，生活着“百越”的两个支系：西瓯和骆越，史称“瓯骆春秋战国时，瓯骆民族与中原有较多交往。瓯骆族强悍善战。《淮南了人间训》记 秦兵1万攻越，“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可见瓯骆族之顽强战斗精神。今广西 左江花山崖壁画，多为战国至秦汉间所绘，壁画内容丰富，也反映了当时瓯骆民族的 武艺活动，其器械有刀、剑、矛枪、手镖及弓剑等，人物动作近似武术姿态。如呈马 步桩，腰佩短剑，双手上举，或平伸如展翅。1976年广西贵县古瓯骆族居住区出土 漆绘铜盘，盘外周绘有四组共卜八个人物的武术技击之生动形象，有徒手搏击与器械 交锋，反映出战国末至汉初的武术情况。此铜盘可能是汉初流传至瓯骆，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了瓯骆民族与中原的文化包括武术的交流。
四、滇族的武艺活动
滇族为“西南夷”之一。生活在云南滇池附近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战国末年，楚国庄跣率数千楚兵至滇池地区，称“滇王工滇族与中原文化的汇融， 形成了丰富的带有滇族特色的武艺活动。
盾舞是古滇族较为流行的武舞，与后世的盾刀套有类似之处。五十年代，在晋宁 石寨山出土古滇王时期的文物，如铜鼓，腰部绘有大量盾舞、矛舞等武舞。盾舞即干 戚舞，舞者头饰羽毛，一手执方盾，一手执斧戚，上身裸露，下着短裙。此种盾舞在 南方各民族中均较流行，滇西南部阿瓦山区沧源崖画中亦有不少盾舞的形象。
剑术亦为古滇族流行的武术项目之一。考古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剑。铜剑多较短小, 有平格宽刃及无格剑等形制。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古籍谓“使人用剑，不问贵贱， 剑不离身可知其剑不仅用于战争、格斗、狩猎，亦为重要佩饰，代表英雄气概与 武勇精神，与汉族之重剑，并无二致。考古还出土双人舞铜盘，二人腰佩长剑，舒臂 歌舞，形象生动。此器袤明古滇族亦有长剑，或此长剑原为中原之物，尚待研究。
第三章秦、汉、三国时期武术
秦收天下之兵，在民间实行禁武的方针。秦王朝二世而亡，因而对武术的发展并 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辉煌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一 度繁荣鼎盛，武术在这一时期亦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汉、匈战争导致汉王朝对军事 的依赖，更直接促进了军旅和民间对武术的重视。
秦、汉、三国时期武术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武术著作大量出现；武术形成为初 期流派；逐渐而取代了剑在军事舞台上的地位，剑逐渐转移至非军事用途并继续发达; 汉刀、汉代的刀剑之术以及相扑、角抵活动，这时东传日本。
第一节秦收兵器与汉代尚武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了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秦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专制皇权，其 重大措施之一，便是收缴天下的兵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堕名城， 杀豪杰”，“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镶，金人十二，重各干石，置廷宫中收缴天下兵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在民间禁武，“以弱黔首之民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的行动看来是彻底的，秦末农民起义军开始手中完全没有正 式武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陈胜、吴广起义，只能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 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当时统治者亦云：“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 不用弓戟之兵，钮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喜白梃即木棍，所以又称为“斩 木为兵”，实出于手无寸铁的无奈。故陈世竣在《少林棍法阐宗•集序》中云：“秦民 奋其白梃，胜、广一时首难，安在古兵法制耶？”秦始皇企图“禁武弱民”的最终目 的并没有达到。农民义军手中只有木棍，但秦军却是“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 刺，强弩不射％秦王朝终于灭亡。
秦王朝军中习武的活动仍在开展。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曾建立过一支战斗 力极强，“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庞大军队。秦王朝建立后，大将蒙恬亦曾 率领四十万军队屯戍北陲，防御匈奴。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 土了仿秦宿卫军制作的陶质卫土俑和拖战车的陶马六千多个，并已探明尚未发掘的二 号坑有武土俑、陶马俑四千个。近万个陶质战土分别组成步、弩、车、骑四个兵种，
手执弓、弩或青铜刀、剑、戈、矛、戟，雄纠纠地面向东方。通过秦军武器装备，我 们可以窥见当时军中的习武状况。
秦以前，北方匈奴就经常攻略内地，秦、赵、燕等国，都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 予以对付。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曾北伐匈奴，并沿边修筑了长城，匈奴的势力才暂 时受到了遏制。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征服了北方的东胡、楼烦、白 羊河南王，击走月氏，使之“尽服从北夷而与诸夏为敌国”，并一举占领了蒙恬所开 拓的河套南部地区。他们自恃军力强大，号称“控弦之土三十余万”，动辄南下入侵。 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引兵南攻太原，刘邦亲率大军反击，被 冒顿诱敌深入，围困于平城白登七天，几乎被俘。此后，汉王朝采取屈辱“和亲”的 办法，但仍未换来和平。“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文帝时, 匈奴更入侵内地，大肆虏掠，长安也数受威胁。面对强敌的入侵，汉代统治者不得不 高度重视武备和军事训练。
当时太守掌故晁错曾将汉、匈双方对比分析，指出匈奴居于主动的原因是；“胡 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 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 大。罢之，则胡又入。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他建议移民充实边区，普遍建立守 备，“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把全体边民训练为“兵民合一”的常备武 装力量。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考》卷一五称：“汉初，兵农不甚分。如冯唐吏卒 皆家人子弟，起田中从军。而后汉礼仪志，谓罢遣卫土，必劝以农桑。由观之，兵农 尚未分。”实际是“教民以应敌”的结果。在1975年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一号墓东 后室北壁下部，便有一幅表现“兵民合一”、“劳武结合”的石刻。画面上有人织锦， 有人赶马拉车，有人在酿酒，马立柱前，鸡鸣犬吠，表现了生产、生活的景象。其间 立有兵器架，上面放置着三股叉、戟、佥U、盾和弓箭。亦民亦武的情景，跃然画中。 后来的“屯垦”，其实也是“教民以应敌”的发展。嘉峪关魏、晋画像石专画面上部为 一将官率两行荷戟的土兵在行进，下部则为两人赶着牛在耕种，俨然兵民不分。
“教民以应敌”，为战胜北方的威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而要彻底解决匈奴侵 扰的问题，必须主动出击与匈奴决战，击溃或歼灭其主力。这就要求组建庞大的常备 军，并努力训练为劲旅。高祖时，即“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即非常重视将土的训练考核，“帝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汉书•高帝纪》张 晏注也称：“材官、骑土习射御骑驰战阵。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会都汉王朝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汉高祖刘邦便设置并健全了马政机构。文帝时，晁错提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于是修“马复令”，即民间养马一匹，“当为卒者， 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 了。鼓励人民养马。这项政策立竿见影，西汉王朝 迅速组建起了庞大的骑兵部队。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单于14万骑入侵 距长安仅三百里的甘泉地区，“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 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汉武帝时，在京城组建了侍从皇帝和警卫京畿的两 支部队。侍从军有三支，即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皆由善骑射者组成。羽林之意， 即为“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工守卫京畿的禁卫军共八支，由八位校尉率领，故又称 “八校尉”。八校尉即“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其中 屯骑、越骑、长水、胡骑为骑兵，占了禁卫军的一半。汉、匈战争中，骑兵已取代步 兵成为主要兵种。据《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 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 出定襄，将军（霍）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巡 行北地，出长城“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干余里，威震匈奴”：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天汉四年（公元前97 年），又遣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一次出征的骑兵，从三万直到十 八万不等。
重视武备，再加上其它政治、经济的因素，直接导致了汉、匈战争中汉王朝的胜利。重视武备，又反过来促进了武术本身的发展。汉代弩射的发达，显然与汉、匈战争开大阵直接相关连；而刀取代剑的地位，则与刀更适宜于骑兵劈杀有关。尚武之风， 一直雄劲于两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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