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体育在国内的传播与传统体育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 西方文化是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闯进中国社会的，因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 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这是 可以理解的。所以在五四运动前的体育界，便有人提出了 “保存国粹”的口号， 扛起了维护、坚持民族传统体育的大旗，以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感情，其中的代 表人物有马良。民国体育教育家王健吾认为：“华北改良国术之运动，当首推马 良所提倡之中华新武术。次当述及天津之武士会及北京之体育学校。教材教 法，均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现在国术在中原各学校能占体育教席之一角，皆 受此改良运动之赐予。”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根本目的，据其所言是为了 “强种强国”，中华新武 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③，“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 万同胞之私谥”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新武术”在近代武术史上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 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原则，比较适合对初学者进行集体教学，因 此受到教育界的欢迎。全国青年会教育股主任余日章、江苏省教育会长黄任之 都曾致力于推广《中华新武术》。但也有武术家批评说：这样做割裂了传统武术，徒袭皮毛，全失武术本意。①行伍出身的马良对《中华新武术》的创编是以兵 式体操为模式，因此不但在技术上生硬呆板，而且在训练中也多有立正、稍息、 开步等内容，以致后来习者渐少。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 的。但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以保留“国粹”为名，利用马良的新武术， 抵制新兴的近代西方体育项目，反对新文化运动。1917年，马良的《中华新武 术》首先得到了陆军部的支持，被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为军警必 学之术。同年夏，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也作出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 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1917年秋，在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 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学校之正式体操” 的建议。特别是1918年秋天，有关是否在全国学校中推广“中华新武术”的问 题，曾在当时的国会中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后表决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定 为全国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从而使马良新武术的推广，得到了法律保证。 “中华新武术”在学校地位的确立，对于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确实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

然而，作为当时政府行为的对“中华新武术”的推广，则有“醉翁之意不在 酒”的嫌疑，他们更多的是借提倡新武术以保存国粹为名，而行封建复古以维持 自己的反动统治之实，他们的目的更清楚地表现为反对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我们在客观肯定“中华新武术”所作出的作用的同 时，而又必须明确指出的重要问题。《中华新武术》中具有极浓厚的封建复古色 彩及“华尊夷卑”的文化心态，马良曾云：“考世界各国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 中华新武术者。”②他甚至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 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武风”。这些言论观点，迎合了当时 的封建复古思潮，北洋政府以推行“中华新武术”为幌子，企图通过武术贩卖封 建糟粕，大造反对科学与民主新思想的舆论，遭到以鲁迅为先驱的新文化力量 的反对。鲁迅首先指出所谓的《中华新武术》其内容形式已吸收了西方体操模 式，复古派把武术作为“国粹”宣扬是带着“鬼道”精神，其实质是阻止西方近代 体育传播。鲁迅认为：“现在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 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把九天 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称'中国式体 操'，叫青年去练习。……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引者）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和木棒，把手脚左 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应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 改途来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 中国虽然古时也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① 鲁迅认为一味地宣传和只学习传统的武术不利于青年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 “国粹体育”阻挠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实质和危害，他认为：“中国武术， 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己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 否的意见……现在我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 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鲁迅的批 评，不仅有利于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引导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健 康发展。在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辛辣讽刺、揭露和抵制下，在五四运动冲击下， 作为“中国式体操”，并在学校体育课推行的“中华新武术”，最终昙花一现，但它 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也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 可行的形式。

精武体育会和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武术改良活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精武体育会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体育组织，传播武术中， 精武会强调不争门户短长，对各流派武术兼收并蓄。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 十周年之际，孙中山欣然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指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 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并亲自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条幅。② 新文化运动中，精武体育会对“国术改良”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武术发展 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首先，与“新武术”不同，精武体育会并不是从各种武术中抽取一些动作另 成体系，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保持各种传统武术沿着原有的技术方向发 展的基础上，在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提高；在组织和活动方式方面，则改变了传 统武术旧时单一的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形式的传播模式，打破了原有民间 各种练武组织所有的宗法或宗教色彩，大量采用了现代体育组织和学校的 方式。

其次，精武体育会组织编写了各派武术教材和书刊，使武术产生了更为广 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精武体育会还全面推广现代体育项目，因为在精武体育精武体育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向全国发展，1918年，在香港成立分会。 20年代逐渐发展到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隆坡、芙 蓉、雅加达、三宝垄、马六甲、西贡、仰光、西丰、森美兰、怡保、金宝等华侨集中地 区，都先后建立了精武会海外分会。在香港、澳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 隆坡等地区，甚至还成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9年， 精武会已有国内外分会42个，会员40多万人，对武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生 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与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武术改良活动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 判，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 了一个层次，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 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为使武术科学化，北京体育研究社提倡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合理成分来促进武 术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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