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西方体育模式各界努力改革武术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之间，更多的 是表现为一种抵制、一种抗争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中国传统体育则在自 我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借助西方体育而进行自我改造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其 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和在全国建立国术馆系统。

中央国术馆的成立时间，最早应该追溯到1926年。1926年下半年，张之江 以西北军总代表的身份被派驻南京国民政府，并任政府委员。张之江在南京 时，大力宣扬“自卫卫国、自强强种”的主张，并于同年12月，与李景林、钮永建 共同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后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3月，张之江争 取到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李烈钧等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呈请行政院批准，联合钮 永建、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等26人共同发起，在原有国术研 究所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央武术馆。同年6月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并由 张之江任馆长，李景林任副馆长。经费由国民政府拨助。

张之江(1882—1966),字紫岷，河北盐山人。22岁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排 长、旅长、师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督办。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张之江淡于政治，钟情于体育和武术，是中 央国术馆的第一任馆长、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 任第二届中国人民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张之江曾写有《国术与国难》、《国 术考试要览》、《国术与体育》等专著。张之江对体育的贡献主要是对中国武术 的保护和提倡，他甚至提出以“武术救国”的口号。例如，他在《国术家要术学并 重》的讲演中就曾说过：“我们现在要以国术来强种，要以国术来救国。”在《同胞 们速练国术备赴国难》的文章中也说：“国难危急，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 国。救之以道，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张之江在提倡武术的同时，对 西方体育一开始采取的是排斥态度，后来才有所转变，认为东西方体育可以互 补和兼容。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通令各省、市、县，甚至区、村、里，都要 相应设立下属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3年底，全国有25个省、市，和300 多个县成立了国术馆。各级国术馆受上一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从 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国术馆系统。

从当时建立的中央国术馆和国术馆系统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对西方体育 的模仿痕迹。即借用西方体育，进行适当的自我改造，以适应社会对体育发展 的要求。例如，它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活动宗旨和目标任务。 它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它有自己的 活动内容体系，包括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其他拳术或器械五个大类。它有自 己的裁判规则和方法，比如运动员比赛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即：重量级、轻重 量级、中量级、轻中量级、轻量级。它有自己的名次录取办法和淘汰措施等等。 所以武术从此也能按照西方近代体育的模式召开自己的运动会了。有资料记 载，仅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全国武术比赛就有4次。其中第1次是1929年11 月在杭州举办的国术游艺大会，共有19个省的400多名武术运动员参加了比 赛。前4天是名家表演，后7天为散打比赛。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在武术改革 方面主要做了下以工作：

第一，中央国术馆促进武术教学的规范化。国术馆开办伊始，就设有训练 班招收学员学习武术。在教学中采取了单人演练（套路）及各种拳、械的对抗练 习。后来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促进武术比赛的规范化。其中国术考试分为国考，省、市考和县考三 级。影响最大的是国考，国考由中央国术馆主办。中央国术馆曾先后于1928 年10月和1935年10月，在南京举办了两届国考。国考的科目分学科和术科 两类，包括历史、地理、国术源流、拳术、器械（刀枪剑棍）、劈剑、刺枪等内容。中 央国术馆通过组织国术考试，对武术比赛的规则、护具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试 验。各省、市及许多县也举办了次数不等的国术考试。这些考试在推广和普及 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中央国术馆在1933年组织了中央国 术体育研究会，次年又组织了全国统一委员会，创办了多种武术期刊，一些省、 市的国术馆也创办了一些武术刊物，各级国术馆还出版了一些武术教材、挂图 和专著，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为了给各省、市、县的国术馆培养国术方面的师 资，中央国术馆还于1933年成立了“中央国术体育传习所”，次年改名为“中央 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校分国术、体育、军事三部，以造就三者兼备的人才。

在民间，贡献最大的当属王怀琪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改造成果。王怀琪 （1891—1963）,中国体操学校第4期毕业生，近代武术家。主要从事中小学体 育教学研究，在学校体育界有很大影响。王怀琪出版有多部著作，如《易筋经十

 

二、“土洋体育之争”与武术的进步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曾哀叹：“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 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 人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 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段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 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而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 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 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杨格非所说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独树一 帜，自成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是排斥一切的。相反，中国 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对于外来文化具有宽大包容的一面。这种包容，不影响中 国文化的内核，而是在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国文化对于异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吸纳能力。回溯历史，中华民族从来 不恐惧异质文化的介入。例如，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印度佛学的大量输入，并 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迎来了儒学的新生。佛学的许多精华被宋明理 学所吸收，儒学得以上一个新的台阶。正由于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所以当中 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尽管它闭关自守的大门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外国列强 打开的，但是它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则依然表现了一种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 充分地吸纳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促进 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文化对异域文化还表现出良好的融合能力。源于西方文化的奥林匹 克运动，它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如二者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以及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背景不同，即植根于农业文明下的文化和依托于工业文 明下的文化；存在着思想理论基础的不同，即古代东方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指导 下的文化和以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化。但这种差异与冲突并没有影 响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也正是这种冲突，孕育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大交融的重 要契机，融合的基础便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是指活在 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中国文化正是在吸收异域文化的同时，结 合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通过持续的冲击、碰撞、磨合、交融，促进异域文化在本 土的生长、发育，并最后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体 系。中国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西方近代体育的“竞争”找到了契 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积极奋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早期中国神话精卫填 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等都塑造了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 开拓者的形象。《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②古代哲人取法天地精神而凝练出的充满着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 息的这两句格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 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 愤之所为作也。"③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无一不说明了“自强不息”在我们的传 统文化中所占的分量。荀子在《劝学》中写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④这些都体现了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精神。《孟子》中有：“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⑤这种坚持不 懈、不畏困苦、努力进取的精神与毅力，也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以说，“自强 不息”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精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 上、蓬勃发展的动力。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阶层，还是一般民众，它 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激励作用，并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中。中 华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西方近代体育所倡导的竞争和奋斗 的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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