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镖行”是我国古代跨度较大的两个专门用语。“侠”，即侠 客。它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的一种社会特有意识形态，是以武术为载体， 通过行侠仗义的行为而得到社会的关注、认同和赞许的。而镖行（镖局）是在清康熙初年由山西武术高手“神拳无敌”张黑五所创的一种特殊商业机构，其镖师（镖客）是以武术为载体，来保护商人、商品、现银、家宅 和经营场所，以及长途押运的安全。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背景下，但至少有四点是相近的：一是“侠”与“镖行”的职业或行当的特 殊性；二是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于平民阶层；三是都以武术为载体实现目标; 四是有效传播武术的技能和社会声望。

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和了解“侠”与“镖行”多来自于评书、武侠小 说或影视作品，其侠客与镖师超凡的武功和侠义精神给人们留下来极其深 刻的印象，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广大青少年，并为之追求和奋斗。文艺作品 和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和镖师毕竟高于生活，与当时真正意义上所发生的事 件是有区别的，但两者对武术的传播都是十分重要的。本讲试图从历史学、 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和印证两种文化对武术的传播问题，以其找到 影响的“正能源”。

1.侠与锞行的异同点

1.1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人柳亚子先生有诗为证：“乱世天教重侠游”，很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侠”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形势大有关系。周王朝在西周以前，其统 治可以说是相当稳固。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之后， 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了破坏。王室衰弱，政归诸侯，西周时的“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于是大 国争霸，小国图存。在一片混乱中奴隶获得自由，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 商人，有一些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隐民”或“私徒”。于是一个获得了 人身自由的平民阶级逐渐形成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可 以用“乱”与“变”两个字加以概括:礼坏乐崩，纲常失纪，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才有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法犯禁， 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了。而清代镖行的产生同样出现在一个“乱” 字上，但与春秋时有所不同。在当时商业的无序发展，刺激了强盗而打家劫舍，使得富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处于多种不利的因素, 比如“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困难；社会治安混乱对货物贩运和现银运输构 成威胁”等等。也正因为如此，镖行才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围绕着政治、 文化、经济、商业为中心展开的。“镖局能对晋商提供社会支撑的因素是具 备镖局运营的人文环境，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镖局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行业，镖局必须具有强桿好武的民风作土壤和武艺高强的拳师作支撑。”正是因为镖行的出现，从而消除了商业上为了寻求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亘古未有的渠道。

侠客的行为是与自身的品格相匹配的。韩非将侠客的基本特点概括为: “讲信用；愿舍己而救人；施恩义于人而不自矜、不图报”；《而司马迁也有 类似的总结，即“见义勇为；不求闻达；舍己为人；恭廉修行”。这些品 格是以当时社会所出现的诸多“侠客”行为为依据的。如先秦时期的乡曲 之侠豫让，以扶弱济贫，不爱其躯为品格、游侠聂政，以行侠仗义，浪迹 天涯为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盗侠展雄，以劫富济贫，盗亦有道为特征; 匹夫之侠的侯赢，以为国捐躯，智勇双全而认同；汉朝的董卓，以刚勇猛烈，亦谋有义而得名；季布以打抱不平，负气仗义而著称；唐代的李白以 书剑风流，正气浩然被称为儒侠；郭元振以矫若神龙，杳如云鹤为隐侠。 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构成了武侠小说的基本素材。 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描述了包公、展昭、白玉堂的故事， 从不同侧面大肆渲染了侠客的言行举止。如刘若愚在《谈中国的武侠小说》 一文中强调：侠客“公正；助人为乐；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 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而也有人认为：施不受报；不贪财物；不 矜德能；不守国法；不妄杀人；不分是非；不爱其躯；不一定用武；以闾巷为活动背景。还有人这样总结：侠客“尚气任侠，急人之急；恩怨心 强，特别是报恩；自信心强，一击不中，飘然远行；有是非心，能从谏如流；独往独来，不沾不滞；名利之心或无或极为淡薄，常为隐士或士隐; 千里户庭的飞行术，至少登高如履平；能杀人于不知不觉中的剑术，一定 用短武器；常能先知，至少能望气观色，知所趋避；可以有时代背景，甚至历史人物，但主要人物必属虚构。”以此为依据，人们归纳出了文学作 品中的“古代十大侠客”和“现代十大侠客”

在古代生活中，最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莫过于“荆轲刺秦王”，这一惊 心动魄的场面在《战国策•燕策》中有生动的描绘。在此不做重现，关键 是要通过此事更加称道侠客的英雄气概。司马迁在叙述荆柯的事迹后赞叹 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从魏晋至隋唐，荆轲都被咏侠诗人作为体现侠义精 神的英雄，作为最高尚、最值得模仿的典型规范模式反复颂赞。诗人阮瑀、 左思、陶渊明都有咏荆轲的诗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者便是。荆轲已成为一切崇尚侠义精神的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刺客荆 柯，可谓中国侠客第一人矣。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2012出版 的新作《我们的荆轲》中特别强调：每个人想心中都藏着一个荆轲。处在 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评头论足。

上面司马迁提到的“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指的是“利剑出鞘”的五位 刺客，如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侠累；荆 轲刺秦王。五位所用利器均为宝剑，而非其他兵器？这个有趣问题在陈平 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找到了答案：大刀、板斧虽比宝剑更利于 实战，但“扛大刀或持双斧是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不 像‘负剑’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书剑飘零’，起码在文学 作品中是个相当高雅的‘意象’。这种意象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似乎扛大 刀持斧的就成不了第一流的侠客，武侠小说中头号侠客非使用宝剑不可。” 查侠客负剑这一传统是从春秋战国佩剑习俗而来。

而从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看，最有影响力的首推《水浒传》。 所列“古代十大侠客"多为《水浒传》人物，可见，人们对崇尚武侠的心 理状态。《水浒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影响最大的重要文学作品之 一，对中国人人格塑造的影响只有《三国演义》可比。而对青少年尤其是 男孩子来说，《水浒传》的影响更大一些。民族文化心理正是通过家庭、社 会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逐步形成与传递的。某些带有严重缺陷的民族文化心 理如果不加分析，甚至以错误为正确，就好比基因排序出了混乱，染色体缺损，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就会得病，而且往往都是重症。”今天， 我们倡导“侠义精神”，并不仅局限于古代背景下的“行侠仗义”、“劫富济 贫”，更要与时俱进，见义勇为、主持正义、和谐相处，并成为实施尚武精 神教育的内容之一。

倘若侠客与镖行的镖师相比，侠客多以“独往独来”、“时影若现”的 隐蔽性和神秘性为职业特点，而镖行是一种商业经营机构，它要求镖师们 精诚团结、师徒配合，以武艺保护好人身和商品的安全，其职业特点是经 营和管理。客观地讲，“镖局的兴起，对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商业繁荣、铺 户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起着很大的作用镖行在清代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虽 然十分短暂，但却影响深远，清代镖行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从事着商业 经营活动，而且其经营的“商品”是中华武术和诚信守诺的文化，客观地 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传承了中华武术的优秀品质。武术是镖行运营的核心技术，对镖行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镖行在武术传承中发挥了淋漓 尽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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