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赞赏者仍占主流。

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曰：‘古之君子, 以剑自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善则以忠化之， 寇暴则以仁御之，何必恃剑？’”自孔子以后，儒家大致对侠客持排斥的态 度，认为“尚武行侠”是小人所为，君子应当“尚文行礼”，这对我国的侠 客文化一直处于非主流文化的角色，而形成一种平民文化的传统，起了决 定性的影响。而墨家因其学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平民社会，它与侠客有 共同的源流，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自然的。墨家对侠客现象 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任”侠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所言: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其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正是侠客的行为准则。

对侠客进行了较为客观评价的是庄子。他在《庄子•说剑篇》中提出 了划分为“天子剑” “诸侯剑”“庶人剑”一说，提倡以德御剑、匡诸侯、 服天下、利苍生的“天子剑”，而反对“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 用国事”的“庶人剑”。这首开了将“武”伦理化的先河，清晰地预示了侠 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庄子又首次提出了 “盗亦有道”的观点， 借盗跖之口，表述了盗侠的道德观念体系，实际上也是当时侠客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面颂扬侠客的人，是汉初的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首先肯定了游侠的高贵品质，指出虽然“其行不轨于正义”， 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十分可贵的。司马迁所总结的一诺千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成为后世侠客们自励的铭言 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文学中侠客现象的基调。同样是历史学家，班固对待 侠客的立场、观点与司马迁截然相反。班固认为游侠有两方面的罪责：一 是私义重于公职，以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二是“以匹 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穿于诛矣”。但他也承认侠客们的品行确有许 多可敬之处，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只是不行正道， 不合统治阶级认可的道德规范，所以杀身亡宗，也是咎由自取。

镖行是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 手持长枪，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盗贼，看 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 —般情况下, 镖行走镖有三种形式：一是威武镖；二是仁义镖；三是偷镖。而途中所盗贼有三类：一是占山为王的职业盗贼；二是流窜作案的专业盗贼；三是 饥寒交迫的业余盗贼。这些盗贼各有特点，多寡也不同，对镖行的威胁也 不同。由于威胁的存在，就要以武术加以保护。因此，镖行是以武术为基 本手段进行的商业经营行为，实际上是将武术作为商品，用武术来实现赢利的。武术被镖行赋予了商业职能后，直接影响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 促进了武术的传播，是武术市场化的先驱，也是武术社会化的表现。作为 一种商业经营机构，镖行在实现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武术的技术完善和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性作用。镖行既然是一种商业性的机构和行为，诚信是 第一位，如不失镖、按时将货物送往目的地。而对于镖师来讲最重要的品 质是忠诚和信用，最重要的技术是武功和江湖经验。如拜访途径的武术名 家、喊镖号、讲行话、重礼节等。倘若武艺不精，镖行就会关闭，镖师就会失业。

大凡侠客皆武功超凡，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所以侠客都是临危不惧，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并勇气过人之人物。“侠客不怕死，怕死事无成”。 无勇，就不能被称之为侠客。春秋时，墨子门徒多似侠客。陆贾《新语》 有“墨子之门多勇士”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称：“墨子服役者百八 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稽古堂文 集》中又有《结客赋》一篇，其中有“古之结客者，意欲有为也” “养客 以乘会立功，可不谓杰欤”。揣摩他的意思，大概认为那种能养士结客、有 很多人依附的是任侠。《辞源》解“任侠”为“抱不平，负气仗义”之人。 说到依附于贵族、官僚为生的剑士，最典型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齐之孟尝 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乃“战国四君子”，培养门 客上千，其中不乏武艺高强、勇力效忠之士；二是《庄子•说剑篇》中的: “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 好之不厌。”剑士是凭借个人的技勇充当为人效命的没落的侠客。他们技艺 的高低，对其个人名望境遇都至关重要。因此，这些人在提高技艺上舍得 下功夫，而且十分重视这种特殊技艺的薪传接续，他们对武艺的总结、提 高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隋唐盛世，尚任侠之风不减，《旧唐书》记载：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隋书》说刘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王 领“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等。当时赞扬侠客的诗篇也极多，如李 白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何等的功夫；“二杯吐 然诺”，“纵死侠骨香”，又是何等的豪迈。李白的诗不仅是他浪漫的理想， 也是当时侠客的生活写照。

为了使人们对“侠客”基本特征有所理解，现举一实例加以说明。具 有侠义精神的侠客们不仅可反抗官府，为民申冤，还清除为非作歹的武林 败类，为民除害。《清代述异》叙述了“清初八大侠”的史记。

这段“惩恶记”，堪称武林界教育习武者的生动教材。告诫习武先修德 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只要违纪戒约，所为不轨，作恶多端，必将受到应有 的惩罚。这种惩罚是无情而严厉的，它表明了以武治暴的道理，守信重诺的理念和侠义精神。

现代武侠小说大亨金庸在论及“怎样成为武功高手”时强调两点：一 是刻苦学习；二是外在机遇。他笔下的武林高手都具备这两条。

“信”与“侠”同时出现于春秋时期，并有机的加以结合。侠之所以为 侠，首先是因为它具有自由的人格特征。自由的人，才能在契约中表现出 责任和义务，所以，司马迁论侠时也赞赏“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 存亡死生矣侠客们为实践自己的诺言，不失信于人，不畏艰难险阻甚 至甘愿牺牲生命，慷慨赴死的事迹，历代多有所闻。今人在评价武侠时， 仍强调“诚信”和“信赖”的意义，即：“公正；助人为乐；自由；忠于知 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时至今日，守信重 诺仍然是武德的重要内容。

李德裕在《豪侠论》中称：“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 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侠，侠义，侠必称义，侠前必 冠以义，义与侠密不可分，便是这个原因。具体说来，义包含有舍己为人、 施恩不图报的精神，“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称，” “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 施而薄望侠客行义，还包括劫富济贫、锄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 善、打抱不平等豪举，包括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和为正义与真理奋斗 的崇高思想境界。有违于此，则为义侠不容。一如司马迁所言：“至如朋党 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为人要“仗 义”，对朋友要“义气”，一个“义”字，包含了与朋友肝胆相照、风雨同 舟的内容。春秋时期的专诸，以义勇闻名，鱼腹藏剑而刺杀吴王僚，换来 了吴王光的时代。“义”还是联系侠客之间或整个豪侠集团的纽带。梁山豪 侠们结义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当然，从今天来看，“义”字的含义更加丰 富，运用时应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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