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 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 点的对立》中指出，“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 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603、51页。
参见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籌：《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 103、259 页。
学手稿》中，马克思用“片面/全面”区分了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einseitig)，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uni- versell);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 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 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 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人的全面的生产，不仅再生产了整个自然界，而且也从“人的生产（即人 的生育），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等方面生产了人文世界。①武术文 化生产的全面性，首先体现为“文/武”的理想。《礼记•杂记下》所说“张 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作为周文王和周武王治理国家方法的总结，塑成 周代六艺教育的文武张力，发展为孔子的“中和”观(《中庸》有“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语），以及调和“文/质”两端的君 子人格。对此，费孝通以“多元一体”加以归纳©，刘东将其提炼为“阴阳 调谐” ®，李幼蒸则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对立”原则®。虽然，在 中国文化大环境，“舜舞干羽，有苗乃服”的文化力形成了“偃闭武术，阐 扬文令”(南朝宋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以及雷海宗所说的“无兵的文 化”，但是，平衡文武之张力仍然是中国人文化生产的理想。虽然，在武 术文化小环境中，与军事保持适当距离，使武术常常身置技击“真/假”的 矛盾之中，但是，从军事母胎分娩、进而文化独立宣言的武术一直与军事
参见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 16—22 页。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第3页。
刘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载刘东主编:《中华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367页。
李幼蒸:《总序》，载[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保持着若即若离、甚至后来想象性的联系。第二，武术文化生产的全面 性，通过二元对立的形式而运作。以对立面的统一、重组进行文化意义 的重组，延伸新的文化意义，不仅从生理上生产了武术身体，而且从文化 上生产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不仅生产了对立的活动方式（如“打/ 演”），生产了对立的文化形式(如“散打/套路”），而且试图统一武术功能 的“技击、审美、健身、伦理”等诸多方面。①第三，武术文化生产的全面性， 生产的是对立统一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武理想、二元对立的运作形 式、对待矛盾的经验，不仅使武术文化成为异质的集合，而且也使文化的 形式和意义具有对立的两重性(如实战性与审美性），并带来文化生产的 矛盾:既突破原先界限、延伸新向度，又想保持本义与延伸义的合理张 力;这种“本义/延伸义”合理张力的理想在于防止文化转换中的“自我截 肢”，维持武术意义的整体性，守护传统文化的文武理想。如闻一多“戴 着脚镣跳舞”的总结，武术的文化生产也是对矛盾的处理，它生产了“散 打/套路”文化形态，扩散为武术动作和拳理等方方面面的“阴阳相济”理 想。②而阴阳相济的两可性，正是中国人之本性的表现。
在布尔迪厄眼中，“人就是模棱两可的。他们不止是容忍两可性，而且通过两可性 来表达自己。”参见杨雁斌、薛晓源编选:《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在中国人的“阴阳”认识中阴阳相济”观念与《黄帝内经》中“黄帝的身体”有关。 有人认为黄帝的身体”是双性同体的身体，这也导致了中国身体观“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阴 阳功能均衡”的命题。对此,CharlotteFurth在其《阴盛：中国医学史上的社会性别，960— 1665K1999)中对西方医学的单性(or^sex)和中国医学的双性（androgyny)进行了分析。 其文介绍参见叶舒宪:《身体人类学随想》，文化研究网，2003年4月9日；于新忠:《从社
会到生命 中国疾病、医学史探索的过去现在和可能》，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2月
第一章文质彬彬：狩猎之射的文化转换
作为“百兵之首”的弓箭，有“言武事，首曰弓矢”之说。“弓箭对于蒙昧 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 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对人类社 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 不织，禽兽之皮足补也”(《韩非子•五蠢》)，蒙昧时代人使用的弓箭(《说 文》谓:“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标志着人类制造工具的质的飞跃，不 仅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原始社会为了生存的狩猎活动，在畜牧、火耕之后，于“诗经时代”渐 被农业替代。狩猎不再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中获取食物功能的田 猎也逐渐转化为贵族的嗜好、训练兵力与检阅军队之法。如《幽风•七 月》透露出集体狩猎的训练和备战之意。此外，人们还在猎手高超射艺 之外看到了谦逊人格和君子之风。如《齐风•还》描写的猎手相遇互相 夸赞的彬彬有礼，《齐风•卢令》将猎手“外美”和“内仁”并列，《齐风•倚 嗟》和《郑风•大叔于田》对猎手“淘美且仁”、“淘美且好”、“淘美且武”、 “抑若扬兮”、“仪既成兮”等风度与性格之美的赞美。®西周则将“射”转化 为“国家大事”，礼仪化为射礼，不仅用作“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 戈以卫社稷”（吕思勉语)©的士的教育，而且还使射(宗教性的射牲仪式
参见姜楠:《“射礼”源流考《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U2004年第3期，第 94—95 页。
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K载王梦旦编:《金文论文选•第一集》，（香港）图鸿 制版印刷公司1968年版，第182—183页。
和娱乐性活动)进人天子、诸侯及贵族的政治生活。①总之，在射的文化转 换中，人们为射添加了新的要求、衍生出新的作用。
浏览91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