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宗猷率宗族子弟投军始末。
程宗猷曾经主动率领程氏子弟赴天津从军，为朝廷效力，此事为唐豪先 生所揭示。他在《中国武艺图籍考》“耕余剩技”条中说：
次岁（天启二年），受天津巡抚李辟，挈弟侄义男辈八十人，自裹粮赴军 门，授都司佥事，以所创弩兼刀枪诸法，夙夜训练津兵，略有成绪，而李内转， 旋还山。宗猷亦乞归。
唐豪没有注明所用资料的出处，但不难看出他主要取材于《少林棍法阐 宗》卷首侯安国的叙和《射史》的程宗猷自序。侯安国，据康熙《休宁县志》卷 四《官师志》等载，字晋明，河南永城人（今河南商丘永城市），万历四十七年 （1619）进士，曾于天启二年（1622）由海门（今江苏南通海门市）调任休宁知 县，后任徽宁池太兵备道、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等职。①天启二年，程宗猷之 侄程子颐（涵初）带着刻印成书的《耕余剩技》拜谒时任休宁知县的侯安国， 求其作序。原因除了侯安国是父母官之外，恐怕还因为侯安国也是一位文 而喜武的官员，对少林棍法和军队训练都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这篇序后 来又被程子颐移置在《武备要略》的卷首。侯安国的序一起首就写道：
余貌不逾中人，力不敌壮夫，智不逮贤者。每读史，见古今豪士树勋立 奇，辄神情向往焉。家居时，每喜观少林寺僧之舞棍者，勇士郭武演其棍法 为刀法，变化尤精，余尤喜习观之。然心虽识其妙，而口不能传也。筮仕海 门，值海寇猖狂，有破江场城掳两生员之变。诸士皆来请曰：海门城湫隘不 可守，当暂避之。余亟止之。遂请于道尊，得阅兵，悉简汰其懦弱者，冒滥 者，充以精锐。复请于院道，许添兵二百名，选教士四名分授之。见其能舞 长刀而身法微不随，因引教士入衙内，语以刀不离身，左右前后，手足肩臂与刀俱转，舒之可刃人于数步之外，敛之可转舞于座间。教士领略颇昌然有 进，更命以教诸士，悉成劲卒，用能屡擒大盗，鲸貌尽扫，而海上之波恬矣。
侯家居时，喜欢观看“少林寺僧之舞棍者”，他认为当时名望很高的勇士 郭武（或作郭五）的刀法，实由少林棍法演化而来，“变化尤精，余尤喜习观 之”①。后来调任休宁，这里是“兵火不及之地”，与人谈兵，竟会招来笑声，找 不到可以“秋雨夜谈兵”的朋友。正当此时，程子颐特地来拜访他：
上舍程生讳子颐者，持其叔氏所著《耕余剩技》来谒余，展玩其首册，即 少林棍法也，而郭武刀法亦隐隐俱在。余曰：若能之乎？对曰：能。曰：若家 能者几何人？曰：父子兄弟辈俱能之。余曰：若与若父子兄弟能者偕来。后 五日，程氏子弟十余人各手持其器至，刀戟犀利，鞭铜皆重数十斤。始命之 独舞，再对舞，继之群舞，飘若飞雪，回若旋风，余不觉拊掌曰：弄丸乎？承蜩 乎？妙哉，技至此乎！因与立谈，南北交辽，将才乏人，劝之应募。群答云： 家事颇饶，原为自保身家计，实不欲仕也。且曰：朝廷有人。余曰：若可时时 来，当与之共商此道。群声诺而去。
逾两月，天津巡抚李公闻其名，差官以礼币聘之，且以书相托余。即命 陈簿同其官持币往。程生自来谒辞，语犹如昔日。余啪然怒曰：余谓若豪杰 也，乃今知若非豪杰也！余生每闻烽燧之警，辄思奋然请缨，不遑顾头颈。 若承李公特达之知，又负此技勇，不思乘时立功取斗大黄金印悬肘上，安乃 若食肉麋饱糟醴，无用之匹夫为？又辞以身家不了之事，余曰：若果能以身 许国，即有不了，吾为若了之。语未终，程生即起席，立发上指冠，南向而誓 曰：子民承父母忠义之言，又有口为之念。若不以身报国，期裹尸而还者有 如日！余为之欣然，再命坐而谢之。复语移时，辞去。又念日，父子兄弟再 带其家丁八十人，束装来。余送之郊外，过金陵，拉其叔宗猷同往矣。
李公见其人之威猛，器之精利，技之熟巧，欢然有当也。遂授宗猷以佥
①关于郭五，见唐豪《行健斋随笔》之“郭五与郭武”条。 书，子颐以守备，诸子皆把总等职。具奏闻上，奉圣旨，有“义勇可嘉"等语。 李公复以书札来谢云，宗猷所携子弟兵，虽仅八十人，可当数千之用。使非 门下教习有素，恐有闻祉鼓而思逃者矣。其“义勇可嘉''四字，听其建一坊以 彰。……李公之奖劝英雄，善用人若此，程氏父子定当身先士卒，摧锋陷阵， 系奴囚之颈而制之命，庶不负李公之知，而余之劝驾与有荣光焉。因改其集 名曰《义勇胜技》，而述其一时相遇之颠末以弁其首。太丘侯安国言。
显然，侯安国作叙之时，程宗猷、程子颐等刚刚应“天津巡抚李公”的征 辟出发不久，侯认为这些自告奋勇为国效力的程家兵，一定能在平定辽东满 族发动的战争中“身先士卒，摧锋陷阵”，有所建树。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天津巡抚李公，即明末名臣李邦华，本传见《明史》卷二六五。李邦华， 字孟江西吉水人。与父亲李廷谏同举万历三十一年(1603)乡试。“父子 自相嵌砺，布衣徒步赴公车”。第二年邦华联捷成进士，授泾县知县，自此步 入仕途，终成一代名臣。李邦华有文武才，为人耿正，政治上有东林党背景。 万历末因受到阉党排斥，不得不以疾引退。天启元年(1621)被重新起用。 天启二年四月，被任为右佥都御史，代毕自严出任天津巡抚。在他的努力之 下，“军府新立，庶务草创，邦华至，极力振饬，津门军遂为诸镇冠”①。李邦华 一改军队练兵虚应故事、华而不实的积弊，力主训练中“枪则以对刺而辨高 下，刀则以交击而定工拙，又非如今之单用无证也气这显然是戚继光练兵 经验的贯彻。②程宗猷的子弟兵正是在这个时候应李邦华之召抵达天津。 关于起用“程氏义勇”一事，李邦华在给朝廷的《条陈兵政疏》第八条中有所 陈述：
八曰旌义勇。臣六月赴任，过扬州，有文人郭孔陵扣臣所携亲兵几何？ 臣语以未得其人，苦乏募费。孔陵因举所善休宁布衣程宗猷、监生程子颐
- 《明史》.卷二六五，《李邦华传》，68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 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三，《条陈兵政疏》，乾隆七年徐大坤刻本，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八十一册，8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者，勇敢任侠，子弟数百人，皆以义力擅名一时。当事屡聘，缘未得所依，不 肯轻出。臣浪负虚名，渠所向慕，一聘可至，不费公家一文。臣知孔陵义侠 有智略，语必不谬，乃以尺函遣千总张文焕往，仍作书新安郡守、休宁邑令， 以礼促发。然臣时业入天津，但闻宗猷等将次起行，遣官迓之。不意妖贼之 乱，滁阳一带所在戒严。遂有借盘诘为奸利者。时宗猷、子颐尚驻南京，先 发百余人渡江，而池河守御官果以妖贼相目，拘禁数人，于是百余人者甚悔 其裹粮赴义，而反得妖贼之名，悉以散归。宗猷等仅携八十人就道，间关惊 阻，两月而后抵津。其技击器械固津门营兵所望而震焉者也。臣念国家数 年募兵，糜饷无算，宗猷等凭臣数行之书，不领安家，不支行粮，自制衣装，自 携器械，臣给以火牌二纸，亦不填用，宁自备长马两行，即此八十人之费，已 逾千金，况其散归者尚百余人乎？臣喜得此义勇以壮军中气色，即欲为单提 一官，而宗猷等力辞，谓以慕义感恩而来，愿随臣进退，不求宦达。臣嘉其志 而于心有所不安，勉给守备札付，顾迩时武职之轻几于烂羊，此何足为义勇 劝，所愿敕部一复，即宗猷等终不受官，亦令世间知国家多事之秋，尚有赴义 勤王之民，四海之大，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倘亦今日激动人心之一助乎！①
天启皇帝对李邦华的奏疏很重视，有圣旨曰：
兵政久弛，所奏各款振刷鼓午，具见宏略，依议行。程宗猷等义勇可嘉， 并其余都着该部即行题复。
这就是侯安国序中讲的“奉圣旨，有'义勇可嘉'等语”的出处，也是他主 张将《耕余剩技》改名《义勇胜技》的根据所在。李邦华的奏疏也被录入《明 熹宗实录》卷三天启三年正月”，内容较原疏简略，称：
①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三《条陈兵政疏》，乾隆七年徐大坤刻本，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八十一册，8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八曰旌义勇。臣所知荐休宁布衣程宗猷、监生程子颐者，勇敢任侠，子 弟几百人皆以力艺擅名，臣礼聘致之，即欲为题一官，而宗猷等力辞，臣嘉其 志，所愿敕部录叙，必有闻风而兴起者。……疏上，上深嘉之，仍令兵部录用 程宗猷等。
据李邦华疏，向他推荐程氏叔侄的是扬州文人郭孔陵，此人情况不明， 李邦华称其“义侠有智略，语必不谬”，亦见不是凡俗之辈。由于郭孔陵的推 荐，李邦华命千总张文焕持官函专程往聘，并且亲自给新安郡守和休宁县令 写了信，希望地方官员促成此事，这就有了侯安国在序中所讲的他激励程子 颐率众应聘的过程。然而，“程氏义勇”的行程并不顺利。宗猷、子颐叔侄尚 在南京，有程氏宗亲子弟一百余人从六安出发准备先行过江，不想正赶上 “妖贼之乱”①,在安徽境内的麻埠河（即池河）遭到守河官兵的盘查，甚至于 有几个人遭到拘禁。于是众人因为“甚悔其裹粮赴义”而散归。程宗猷并没 有就此作罢，而是仍然率领剩下的八十人继续前进，“间关惊阻，两月而后抵 津”。到达天津后，他们精良的兵器和特殊的技击训练都引起天津职业军人 们的瞩目，李邦华很看重这支精锐的义勇队伍，要授给程宗猷、程子颐以官 职，而宗猷却辞不受俸，以保持“义勇”的独立品格。这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 到一位古代武艺家的高风亮节，看到其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
李邦华给天启帝的奏疏，《明熹宗实录》系之天启三年正月，据此，“程氏 义勇”到达天津镇的时间应在天启二年年底。不幸的是，天启三年闰十月， 刚刚到任一年左右使战略重镇天津大见起色的李邦华，政绩突出，连受嘉 奖，突然受命为兵部右侍郎，不得不离津入朝。以职位论，这是升迁，但朝中 情况复杂，并不是他愿意去的。这位忠心报国又兼资文武的重臣失去了用 武之地，只能勉强应命。果然，入朝不久便陷入东林党人杨涟等人与宦党魏 忠贤的斗争中，为了自保，不得不屡屡上书要求辞官还家省父。接着又遭宦
- 妖贼之乱，指天启二年山东银野人徐鸿儒等发动的白莲教之乱（谈廷：《国榷》. 卷八五，“天启二年五月''条，第六册,5205页，中华书局，195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卷七。，《平徐鸿儒》，国学基本丛书本，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党倪文焕参劾，被削去官籍，在家赋闲多年，直到崇祯初年才重新以工部侍 郎起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71岁的李邦华没有出逃，而 是选择文天祥祠堂作为殉国之地，慷慨赋诗，悬梁自尽。同一天崇祯皇帝也 选择了自杀，先后从死的官员20余人，李邦华是第一位。①
严格讲，“程氏义勇”的真实身份是李邦华的“亲兵”，这在前引郭孔陵与 李邦华的对话中讲得清楚：“有文人郭孔陵扣臣所携亲兵几何？臣语以未得 其人，苦乏募费。孔陵因举所善休宁布衣程宗猷、监生程子颐者……”李邦 华既然调离天津，程氏子弟便失去了依托，他们的去向如何呢？唐豪说:“而 李内转，旋还山。宗猷亦乞归。”唐先生此说显然是依据《射史》卷首序言而 来，宗猷此时年龄已经62岁了，又旧病突发，他请求回乡是合乎情理的。但 胸怀报国之志的程宗猷晚年对这段经历依旧念念不忘，对李邦华深怀知遇 感恩之心。他在崇祯二年为《射史》撰写的自序中说：
未几，天津开府李大恩台谬探微名，差官币聘，以吐握风加诸口口，义不 敢辞。于是挈弟侄及义男辈将百人，自裹粮赴军门。即为具题，蒙圣恩褒奖 “义勇可嘉"，授都司佥事，准辞俸；侄子颐守备。余誓捐顶踵以答天恩，夙夜 训练，津兵略有成绪，而李恩台内转，旋还山，余旧疾陡发，亦乞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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