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蒯糠的生平事迹并不清楚，据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如淳曰：

“《刺客传》之蒯联也。”但细检《史记-刺客列传》，找不到蒯瞪的名 字。显然，如淳所说的《刺客传》不是司马迁《史记》的《刺客列传》，而 是另有所指。可惜这部可能为司马迁提供过资料的《刺客传》早就不传了， 在隋唐类书里也没有发现点滴遗存，说明早在唐前就已不传。不过司马蒯瞪 的确是一位著名的剑技家，这在汉魏文献中还可以找到印证材料。西汉淮南 王刘安在《淮南子-主术训》中就曾经提到他：

故握剑锋，以离（虽）北宫子、司马蒯菁不（可）使应敌；操 其瓠，招其末，则庸人能以制胜。①

据高诱注，“觥”就是剑柄，亦称“剑拊”，“招”即“举也”。这是说 如果手握剑锋以应敌，虽北宫子、司马蒯簧这样的剑技高手“亦不可使应 敌”。此处以司马蒯暇与北宫子相并举，二人都是著名的剑技家，但二人的 身份是什么？东汉高诱在注文中说：

北宫子，齐人。孟子所谓北宫黝也。司马蒯黄，其先程伯休 父，宣王命以为司马，因为司马氏，蒯责其后也。周衰，适他国。 蒯责在赵，以善击剑闻。应，犹击也。②

高注相当清楚：北宫子是齐国人，即孟子所说的北宫黝，他的事迹已不 可考。孟子只是说他善于“养勇”，是一位“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的 勇士。“褐夫”是指“衣褐色的匹夫”。此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上》。③ 显然，北宫黝是刺客一类人物，或即今天所谓“职业杀手”，勇不畏死自是 这类人的特征。所以宋代学者卫湿将他与《史记-刺客列传》里的专诸放在 ~起：

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畏疑，不可胃死而蹈之。然贲、育、 专诸、北宫黝之伦，虽千万众在前，犹不少慑。是白刃虽凶，在勇

①刘文典撰、冯逸等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4页°

@ 刘文典撰、冯逸等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4页。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9页。

者处之，以身蹈之可也。①

至于司马蒯瞪（蔑），高诱的注文基本上引自《太史公自序》，只说 是：“蒯联在赵，以善击剑闻。”值得注意的是高诱说蒯暇“善击剑闻”， 而非“善舞剑”或是“善剑”，也与司马迁所说“以传剑论显”略有不 同。这一点很重要，可视为高诱对太史公之说的补充。剑很早就可以用来 “舞”，作为一种愉情悦众的表演技艺，著名的如“子路拔剑而舞” “项庄 舞剑”之类。但击剑家或能舞剑，而舞剑家未必擅长击刺。实际有的舞家早 就逶迤进入“百戏”行列，后来发展成为以剑为器具的各种舞伎杂耍等。高 诱特为注明是“善击剑”，应是用心之笔，丰富了 “以传剑论显”的内涵， 说明蒯暇是剑术剑道兼而通之的人。北齐刘昼在其《刘子•思顺章》里，有 与此大致相同的一段记述，对《淮南子》略有引申，对我们理解淮南王刘安 的说法亦不无帮助，故引录如下：

司马蒯联，天下之攻击剑者也。令提剑锋而掉剑瓠，必刎其 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况金甲乎？若提其瓠而掉其锋，则虽凡夫，可以陆斩犀象，水截蛟龙矣。顺理而行，若执剑瓠；逆情而动，如执剑锋。②

“攻击剑者也”，“攻”是“工”的借用字，法国藏敦煌石室本《刘 子》就作“工”，本意是说“长于剑”者。③

前揭《史记正义》引如淳说，蒯暇就是《刺客传》之蒯瞪。《淮南子》 又将蒯暇与“刺万乘之君如刺褐夫”的北宫黝相提并论，这使我们有理由认 为司马蒯暇也是一位有名的刺客，只是事迹失载，他刺了谁，为什么行刺， 都已无从考知。司马迁在《史记》立《刺客列传》，入传者只五人，他在列 传后面专门讲了一段话：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

［宋］卫淀：《礼记集说》卷一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册，台湾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5页。

［北齐］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卷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

［北齐］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卷二《思顺章九》注［技］，中华 书局1998年版，第103页。

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①

显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故能“名垂后世”，也就是被世道人心所 认可，这是司马迁为刺客立传的入选标准。北宫黝、司马蒯瞪或是事迹不 详，或事迹都不大符合这个标准，故太史公不为立传，尽管他们的剑技很可 能比之荆轲等人更高明更专业。

“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一一这是战国后期燕国昌国君对已经遭遇长 平惨败的赵国的评价，劝燕王不可轻率攻赵，燕王不信，果然大败。②赵人尚 勇善战，也是战国时代北方各国中击剑最流行的国家，“其民习兵”就应包 括传习击剑在内。不然，司马氏何以能“以传剑论显”，何以能产生司马蒯

春秋时代，青铜剑首先崛 起于吴、越，不但制作精良， 名贵天下，而且在技艺上也产 生了重要理论，有了托名“越 女”剑论等。击剑之风到越王 勾践时可能达到极盛，故战国 以后民间一直有“越王好勇而 士多轻死”的说法，注家认为 这里的越王即指勾践。③后来， 吴、越次第灭亡，剑文化汇集 到了楚国，大致在楚国完成了

从青铜剑到钢铁剑的进化，完 成了剑体的成倍增长，引发了击剑技术的变革，形成短剑长剑各臻其妙的局 面。“荆楚长剑”和“荆楚奇材剑客”便是剑的多元融合的重要成就，也成 为楚文化体系中最耀眼的亮点之一。故“带长铁之陆离兮”的行吟诗人屈 原，乃是荆楚文化的伟大象征，千古而下，犹令人神驰意往，景行仰止！楚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79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01页。

［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3页。 式长剑不但在楚国备受尊崇，影响也远及西秦、齐鲁和岭南，传至秦汉又延 续至汉魏。

相对于南方，北方剑的渊源比较复杂，头绪纷纭难理。从文献资料看， 属于三晋的赵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区域。刘文典《三余札记》卷一《淮南子 校补》“其兵戈”条，引唐代学者颜师古《匡谬正俗》有云：

黄帝《素问》及《淮南子》等诸书，说五方之兵：东方其兵 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剑，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铎。①

“五方之兵”的说法听上去似乎牵强，其实是有些道理的。而此处的“中 央”即指包括赵、魏、韩在内的三晋区域，即中原大地。三晋以北是北狄， 后来是匈奴，再往后是鲜卑等，都是以骑射见长的游牧民族，好用长刃矛， 史称“长锋”，中原称之为“被”，不但利于刺和击，还利于投掷。在武艺 上，中原的汉人与北地方的匈奴各有优势，相比而言，匈奴长于骑战，汉人 则长于步战，长于短兵相接，即汉景帝名臣晁错所谓：“下马地斗，剑戟相 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②所以“中央其兵 剑”，是西周虎贲之士 “武训”传统的遗存和发展，并非向壁虚造之谈。

赵氏原本是晋国的世卿家族，经过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惨淡经营，历经 盛衰起落，终于独立立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一度国势强盛，俨然是虎 狼之邦秦国的劲敌。赵国有尚武的传统，民风强劲，义不受辱，号称“立名 义” “高气势” “慷慨悲歌”，产生过赵屠、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③首 先，赵氏的祖先蜚廉及其子恶来，相传都是多力善走的勇士，以“材力”和 “知政”受到殷纣王宠信，赵人崇尚武勇可能传承了这两位远祖的遗风。历 史上关于他们的传说很多，司马迁也有赵秦共祖之说。④

其次，赵人有以比试武艺来选贤与能的传统。《国语•晋语九》载，赵

刘文典撰、管锡华点校：《三余札记》，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0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75年 版，第2281页。

孙继民、郝良真：《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 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 为赵。”见［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147页。

简子的戎右叫少室周，他听说牛谈很有力量，提出“与之戏”，结果是： 弗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少室周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①

韦昭的注释说：“戏，角力也。”杨宽先生认为这里的“角力”就是手搏， 即徒手搏斗，我以为此说有理。②可见赵国也流行徒手搏击，所以《史记》裴 驰《集解》引苏林的注解就直接用“传手搏论而释之”解释“以传剑论显” 一句。以手搏的胜负来决定职位的高下，本质上还是尚武风气使然。

再次，赵地与北狄山水相接，后来又与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交错接壤， 冲突多，交往亦多，且多有联姻关系，使赵人血液中融入胡族成分，这是研 究赵国历史的学界共识。因此赵人的华夷之见比较淡薄，不仅不鄙薄胡人， 反而性相近而习相远也，逐步染上胡人刚劲强悍的民风，这是促成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人喜尚击剑的风气，可以从《庄子-说剑篇》中得到具体的认识。 《说剑篇》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先秦击剑资料，特别是赵国的击剑资料。

《说剑篇》是寓言性质的文字，历来被列为《庄子》的“杂篇”，是后 人的假托之作，属于“纵横家言，与庄学无关”。③或曰：“此文与《战国 策》之文绝似，其为后出无疑。”④但作为以剑为题材的古代寓言故事，它 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剑的历史信息，一些在别的史籍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有 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赵国——实际不止赵国——的剑文化。至于它是否属于 “庄学”，与庄子本人是否真有关系等，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说剑篇》以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赵何为故事的依托，开篇 即说：

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

岁百余人。⑤

徐元诰集解、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卷一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1页。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521页。

止庵：《樗下读庄》，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4页。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十上《说剑篇》，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016页。以下《说剑篇》引文均出于此，不另注。

这自然是出于虚构。然而在战国七雄里，作者为什么偏偏挑选赵国作为背景 呢？这一定有所斟酌，非随意安排，它折射出赵国剑风昌盛真实可信。赵文 王的好剑和“剑士夹门”，就很有《韩非子》所谓“群侠以私剑养”①那种 味道，在赵国也确有其例。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有门客数千，其中必定有“私 剑” 一类人物。赵胜曾在门客中挑选了 “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率众 赴楚国求援，但楚王犹豫不决。赵胜的门客毛遂“按剑而前”，威胁楚王 说：“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终于以铤而走 险的精神促成赵、楚两国的合纵协议。②“毛遂自荐”的故事为大家所熟悉， 但毛遂的举止很像是一位文武兼长又敢于面对险情的剑客，没有点真本领， 何敢如此？这是被大家忽略了的，一般都把毛遂看成一个舌辩之士，没有人 把他看成是一位“剑客”。

简略而言，《说剑篇》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看点：

第一，当时的职业剑士不但有专门的“剑服”，而且还有专门的装扮和 言语风格，即所谓“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 对这个样式，注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必细作考究，我以为与击剑技术 施展直接有关的是两点。其一，“垂冠曼胡之缨”，即头上的冠是用比较 粗的绳索（缨）系起来的。二人激烈的击刺中，缨易断裂，会影响到勇力发 挥，只有用比较粗的缨才牢固，而这种粗绳没有什么纹理，这就是“曼胡之 缨”。有学者认为“曼胡”就是模糊，所言也有一定道理。其二，“短后之 衣”，是为了方便进退起伏而设计的服饰，很可能是专门的剑服。另外，故 事以赵惠文王为背景，惠文王是武灵王之子，是“胡服骑射”政策的践行 者，这种短后的服装也有可能就是胡服之一种，短后则便于骑马，这是显而 易见的。

第二，“瞋目而语难”，古今解说甚多，莫衷一是。我以为这是古代职 业剑士群体约定俗成的一种表情和表达方式。“语难”就是“言不流利”， 是为了显示实力和庄严感而有意为之的，是一种职业风格，应该是古老的传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九《五蠹》，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7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 2876—2877 页。

统。我们在今天的拳击台上和其他搏击运动中，仍然能看到运动员瞋目对视 以表达勇气和必胜信心的表情，这是这一类激烈残酷的运动项目所特有的专 业风格，有时很夸张，但确有强化自己和震慑对家的作用。旧说“竞以难事 相夸说” “说相击也”之类，都是文人想象之词，不足据信。

第三，“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同样有许多不同解说，主要是由于 注家的着眼点不同，有认为这是指剑而言，“极言其剑之利也”；另有人 认为是指人而言，言剑术的高明。我以为后说为是。这里是讲剑技的高超绝 伦，没有人可以阻挡，挡则必亡！ “千里”只是夸张而已，极言“倏忽纵 横”的能力。

第四，“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是《说剑 篇》通篇之中最具“剑论”意味的四句。其实这几句与“越女论剑”的“内 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约略相近，而总体的蕴藉不 及“越女论剑”深刻而生动，更具先秦剑论的真实感。有关解说是，“示之 以虚”是欲人不能测也，“开之以利”，欲人不及防也，由此才能引出“后 之以发，先之以至”的境界，①这是合乎技击之道的正解。我以为这四句可能 直接采自战国某家剑论著作，不是寓言作者自己的创作。这使我联想到司马 蒯瞪的“剑论”，可惜没有任何佐证资料，只能是臆测而已。

第五，“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 ”此句有的版本直接作“夫子所御 剑”。这是赵王问庄子的话，“杖”是剑的代称，也有可能是剑士们击剑时 所用的一种木质的代用剑，以减少伤害，犹如后世的曹丕与邓展以甘蔗代剑 一样。赵王问庄子，你所用的是长剑还是短剑？春秋战国到汉代，剑有长、 短两大类，形制不同，技术也有不同。对此，我曾在《短剑与长剑》一文中 有所论证，也引用过《说剑篇》的这条材料。我说：“庄子以剑士身份去游 说喜好击剑而不惜剑士生命的赵文王，赵文王问庄子曰：’夫子所御剑，长 短何如？’此处’剑’字或作’杖’，’杖’是兵器的代称。可见，长剑短 剑各有千秋，剑士执长执短各有所宜。”②《说剑篇》里的这一问，显示了 作者对剑的熟悉程度，表现出了一个行家应有的素养，也给我们判断《说剑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8页。

马明达：《说剑丛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页。篇》的成文时间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史记》还提供了一些有助了解赵地崇尚侠义剑士的零星材料。

《刺客列传》里的豫让，屡刺 赵襄子失败，最后被俘，他竟请求 剑击赵襄子的衣服，称：“以致报 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赵襄子 “大义之”，于是让人拿着自己 的衣服，“豫让拔剑，三跃而击 之”，然后“伏剑自杀”。司马迁 特为写道：“死之日，赵国志士闻 之，皆为涕泣。”①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豫让的偏执，赵襄子的大度与礼遇，“赵国志士闻之皆为 涕泣”，无不显露赵地崇尚侠义的社会风气。

荆轲是《刺客列传》里的重头人物，喜好击剑的他游踪曾抵赵的都城邯 郸，与鲁句践争道，这是有名的故事。这位鲁句践是战国著名剑客，很可能 也是赵人。此人我们后面还要论及。

再有，荆轲入秦之前，燕太子丹为保证刺秦成功，特为购求“天下之利 匕首”，以百金“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又“使工以药攵卒之”。徐夫人应是 赵国的铸兵能手，姓徐名夫人。

还有，《史记》卷一。四《田叔传》载，汉初的名臣田叔，是赵地隆城 人，“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田叔是一位非常具有豪侠气象的人 物，后来受到汉高祖重用。

这些细节，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庄子•说剑篇》的作者是赵人，至少是 一位熟悉赵地侠义风尚的人。《说剑篇》以及其他零散的资料，为司马氏能 够在赵国“以传剑论显”增加了辅证，一是证明赵国崇尚击剑，是个能够以 剑论显名的国家；二是说明司马氏家族的剑技不同凡响，能够在剑风凛冽的 赵国显名，当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与无佛处称尊者不可同日语。窃以为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60页。 国的司马氏很可能是一个职业剑技家族，曾经代表赵国剑技的最高水平，是 故才能产生司马蒯瞪这样“天下之攻击剑者”。

总之，司马氏上代的这些历史，包括司马蒯糠神秘的个人经历，对司 马迁有过深刻的濡染作用，对他在《史记》中开辟《刺客列传》《游侠列 传》，以及对剑的格外用情都应该是有影响的。

三、剑的出现和秦汉的“带剑”制度

剑在我国究竟出现于什么时代，它的产生有没有外来因素，或者说根本 上就是由域外传来的兵器？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远了，但至今还没有确 定的答案，还在探索研讨之中。大家一直企盼着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帮助解决 这一久悬未决的疑案。可喜的是考古工作者不断提供了新的材料，比之于几 十年前，今天的认识还是有了一定的推进，虽然根本问题还未获解决。

继顾颉刚、林寿晋诸先生后，李学勤先生等，都曾对中国青铜剑的渊源 有过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探索。后来不断有西周早期青铜剑的发现，多数是一 种很短的类似于匕首的短兵，有的还可以装上木柄。学者们认为，考古学资 料证明我国古代最早也最重要的三大青铜艺术系统中，除中原系统外，北方 青铜文化系统和南方青铜文化（特指云贵高原和岭南地区），都具有跨境文 化的特色。特别是属于北方系统的鄂尔多斯的青铜短剑，有着明显的“西伯 利亚乃至于黑海之滨青铜艺术相似的特点，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后来， 北方风格的青铜器以短剑、军斧、刀削等为代表，逐步融入中原乃至西南， 大致经历了从商代到东周的漫长历史时期。而至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剑还 是东周时代从吴越崛起的，然后才有了楚国的铁质长剑，有了秦国的铜柄铁 质剑等。①

参见：（1）顾颉刚：《吴国兵器》，《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版，第110页。（2）林寿晋：《论周代铜剑的渊源》，《文物》1963年第11期。（3）李学 勤：《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4）陈伟武： 《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5）韩巍：《黄土与青铜： 先秦的物质文明》第二章《灿烂的青铜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4、35 页等。

司马迁《史记》记载，剑的正式出现是在西周之初，是周武王克殷后亲 手割下殷纣王首级的兵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西周立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 象征。尽管至今这一点还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也缺乏文献学的支持，但太 史公言之凿凿，不应该是向壁虚造之谈。

此外，在东周众多的诸侯国里，司马迁唯独记载了秦国“带剑”制度的 确立。秦亡后，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性节点上，司马迁总是有意识地突出了 剑的存在及其作用。入汉以后，他又着意记载了 “带剑”制度的延续存在。 这其实是“汉承秦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只是被学者们忽略了而已。所有这 些，都是在强调剑的军事功用之外，有意识地突出其政治含蕴，彰显其文化 上的象征意义。因此，我个人以为《汉书-艺文志》出现以《剑道》命名的 著作，也出现与剑相关的其他专著，表明历时已久的“剑道”已经完成了它 的体系建构，这既包含它从制作、佩饰、礼仪、鉴赏到击刺技术的流别传 衍等一系列内容，也包含有它的学理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即属于形而上的

“道”的内容。

《史记》第一次写到剑，是在周武王姬发灭殷建周的重大时刻。

《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击溃殷纣王的军队，他率领群 臣占领殷都，进入纣王的宫殿：

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

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

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

乃出复军。其明日……散宜生、太颠、阂夭皆执剑以卫武王。①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周书》作’轻吕击之’。轻吕，剑名也。” 司马迁则改之为“轻剑”，或直接写作“击以剑”，散宜生、太颠等重臣

“执剑以卫武王”等。剑击纣王及其两位宠妃的尸体，一般认为是古老族群 复仇行为的遗存，而大臣们“皆执剑”护卫武王，分明是用剑来显示新兴王 朝的礼仪和威严。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眼里，在周革殷命的重大历史节点 上，剑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新兴的胜利者和王者的象征。比之于其他兵器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1—162页。

来，剑的确更显冷峻而庄严，更具有肃杀感和先进性。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殷本纪》中没有写到过剑，我们在现存的殷商资 料中没有找到剑的记载，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剑”字。显然，司马迁认为商 代无剑，剑是西周初期才有的，是周人的创制，或是周人特有的兵器。周人 正是依靠着手执短剑和盾牌的“虎贲”，作为冲锋陷阵的精锐，才战胜了数 量上占优势的殷朝军队，一战而灭殷兴周。正因为虎贲是最早的职业剑技高 手，所以克殷之后，周武王对他们做了特殊的安置，他们成为天子宫门的卫 士，传递圣旨的信使，又是武艺一一主要是剑技一一的传授者。关于这些， 我在拙作《“虎贲之士说剑”解》曾有所申论，供读者参考。①

我怀疑，作为“西土之人”的周人从西域直接或间接地引进了剑，与盾 牌相配伍，装备起一支由善于奔袭突击的战士组成的称为“虎贲”军队， 后来成为牧野克殷之战的主力。西周初的剑，应该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产 物。“轻吕”是剑的初名，“剑”的读音是从“轻吕”转过来的。后来匈奴 称之为“径路”，是保存了它的初音，与“轻吕”同音稍异而已。如上所 言，司马迁没有沿用《逸周书-克殷解》的“击之以轻吕”，而是改为“以 轻剑击之”；又把《克殷解》的“泰颠、阂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直接改为 “散宜生、太颠、阂夭皆执剑以卫武王”。②由“轻吕”改为“轻剑”，或者 径改为“剑”，这一字之改，司马迁应该是有依据的，改动有其深意，是为 了表明剑的出现。司马迁以剑作为新兴周王朝的武力象征，并且延伸成为周 的文化标志之一，正是以此为起点，展开了《史记》对剑的丰富记载。

进入东周，历史走向从春秋到战国的纷争历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 也最精彩的时代，没有皇权专制，诸侯分治，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社会崇 尚武勇，许多士大夫文武兼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力提倡“用文事者必 有武备”，孔门弟子不乏文武兼通之才。这段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与 西戎有深层关系的秦国崛起史。秦由一个被视为“夷”邦的“邑于西陲”的 边鄙之国，一步步走向强盛，终于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但不久即被主要由 楚人发动的全国起义所推翻，接着便是短暂的楚汉之争和刘姓大汉王朝的建

马明达：《“虎贲之士说剑”解》，《说剑丛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页。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 立。在这一大段戏剧般演进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司马迁都没有忽略剑的存 在和它特殊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史记》记载了秦国“带剑”制度的建立， 又不惮其详地记述了反秦战争和楚汉相争中，剑的作用及其政治象征意义。

关于秦国的“带剑”制度，首见于《史记》卷五《秦本纪》：

（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①

秦简公名悼子，在位时当战国前期，约公元前414年一公元前400年。此事又 见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三》：

初令吏带剑。②

除此而外，《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末在贾谊《过秦论》的后面，附 有出自《秦纪》的“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 一段文字。其中关于秦简公的一 节是：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

初带剑。③

简公在位十五年，载入史册的政事只此两事，可见这是值得存史的大事。

《秦本纪》、《六国年表》和《秦纪》的说法略有不同：一是说六年“令吏 初带剑”或“初令吏带剑”；一说七年“百姓初带剑”。这个细微的差别， 早就就被古代学者注意到。宋代名儒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 “秦初令吏 带剑”条的解释是：

解题曰：佩玉，三代也；佩剑，秦也。秦与三代之分无他，观

其所佩而已矣。《秦记》七年又书“百姓初带剑”。④

明代学者董说《七国考》卷八“带剑条”云：

史记（秦本纪）：“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正义》 曰：“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剑有二：一佩剑，所谓衣冠带剑是 也；一兵剑，持以相格杀者也。《秦别纪》作“简公七年，百姓初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3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58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1页。

［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4册，台湾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46页。

带剑。”①

由于缺乏印证资料，上面两家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吕说似有道理，以佩 玉、佩剑作为周秦分界，这很重要，但吕氏没能提供相应的史料证据，而且 他忽略了 “玉剑并存”的史实。所以吕说只能存疑待考。董说则只是一般性 的解说而已。

我以为简公六年和七年两说，其实是有连续性的一件事，即秦国自简公 六年（前409年）起，各级官吏都要佩剑一一不是允许，而是要求。当然官吏 上朝议事仍然不能带兵器，就连执行警卫的“诸郎中”也只能站在殿下，没 有命令不得上殿。②第二年，又允许百姓佩剑。这表明秦简公在提倡佩剑， 目的应该是在全国普及用剑，借以强化民风，推广剑技，提高战力。允许百 姓带剑，就难免在击剑活动中发生伤害，而秦国法律森严，禁止百姓“私 斗”，“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③对此必有相关的法令管束，不然 岂不乱象丛生。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著名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秦 律十八种》之《法律答问》中，有一条律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皴、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殴（也），论比剑。④

“论比剑”三个字非常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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