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载文章16篇，大致可分为三个组别：

第一组，作为辑刊学术指导的马明达先生，在本辑刊出四篇力作，这是 本辑最具分量的一组文章，可以说是《武学》这艘远航之舟的“压舱石”。 四篇文章都属于武术史和武术文献研究的范畴，文章体现了马明达先生一贯 坚持的多学科交叉融会的研究方法，充分彰显了这位武学前辈视野宏阔、探 索邃远的学术功力。

《司马迁〈史记〉与剑》一文洋洋三万余言，以剖析史学伟人司马迁的 “剑情结”为切入点，对《史记》所蕴藏的秦汉与先秦时代关于剑的所有信 息，探颐索隐，条分缕析，既对司马迁的“剑道观”做了深入研究，又通过 巨细无遗的信息网罗与分解辨析，全景式地展示了秦汉和先秦剑文化的整体 状貌与风尚。其中许多细节，许多不为学人所经意的字词，例如带剑、鲁石 公、敦剑、削厉和洒削等，经作者一一发掘出来，并加以阐释，立显曲径通 幽，趣意盎然。相信文章会使学界对古代剑文化的丰富内涵有更多的认知， 对剑在中国古代武艺演进长河中的突出地位有更多的了解。此外，在关于司 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上，这篇文章也称得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为学者 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武学与武术文献学》是马先生为201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古代 武艺珍本丛编》所写的序言，是作者对“武学”和“武术文献学”概念的一 次系统论述。正如许多读者所了解的，马先生是继唐豪（1896-1959年）先 生之后，在武术文献整理工作和理论研究上，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学者， 同时也是“武术文献学”这一概念最主要的提出者。马先生一直强调，没有 文献学的支撑，不以历史文献为根基，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底蕴和规模 的武术学科体系。没有文献根基也正是当代所谓“竞技武术”不断走上虚花 颓靡之路，理论与技艺双向浅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重新建构武学体系， 最需要做的，或者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武术文献的搜集、鉴别与整理， 也就是参照古典文献学的成熟经验，建立起自成门类的武术文献学。马先生 在这方面不但有理论的阐释，而且还有《吴殳著述考》等这样的扛鼎之作。

《吴殳著述考》是以文献考据深入人物研究的大作，这篇在史学界得到佳评 的名作并不被武术学人所了解，故特予刊载，以飨读者。

《水浒传》是侠义章回小说之祖，是以描写武勇人物和打斗场景为核心 的古典名著。出于对武术史的特殊敏感，《水浒传》一直是马先生的案头必 备之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先生就发表过《读水浒札记》若干条，后 来还先后发表过《朴刀与“朴刀局段”考》《试论鲁智深形象的形成》《武 松的三打》《金枪手徐宁》等文。实际上马先生早已撰成《〈水浒传〉武艺 丛札》书稿，尚未付梓，只有若干篇曾在《武学》英文版（赵式庆译）发表 过。以后每辑都将选登一篇或几篇，借以帮助读者拓展武术史的视域。本辑 选登的《一条杆棒等身齐》，是马先生《〈水浒传〉武艺丛札》中的一篇， 是以《水浒传》情节为例证，对宋元之际杆棒武艺勃然兴起的历史背景进行 探讨。

第二组共四篇文章，其中两文是对少林“禅弓”、少林寺二祖稠禅师进 行研究，另外两文是中国传统射箭的专题之作。

禅弓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来自民间射艺和东邻弓道的启发与借鉴。 它是少林寺传统武艺寻根之路上的创新项目，是以射悟禅的具体体现。在永 信大和尚倡导下，禅弓一经推出便马上引起各方关注，特别是通过在第一次 少林无遮大会（2017年8月）的庄严亮相，短时间内风从云生，步入佳境，使 人们对禅修有了更生动的身心体验。禅弓不但丰富了历史久远而应时变化的 少林武艺，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式射箭的一种新模式。少林寺永信大和尚 的《禅弓与禅修》一文，是对禅弓理念的系统解说。《北朝少林武源与开创 “禅武合一”的少林二祖稠禅师》一文，是河南安阳师范学院马爱民教授多 年研究的心得，在少林寺历史的讨论中，马教授的观点一直都引人注目，这 篇文章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质。

锋晖、马廉祯二位教授，都是对中国传统射箭研究多年的青年专家，同 时也是传统射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是勤学好练、猿臂善射的优秀射手。

《漫谈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射箭文化》一文，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多元一 体”的若干特征，做了宏观论证与分析，征引颇富，鞭辟入里，是关于中华 射学历史结构的综括；而《满洲射书〈射的〉考证与研究》一文，则对目前 所知清代唯一一部满族人撰写的射箭著作《射的》，做了文献学和民族学 的研究，特别是对作者常钧生平和《射的》内容的考证，都有前人之所未 言者。

第三组文章篇数多，涉及的内容也相对多，但相对集中在对近代武术史 的研究。其中《祛魅：对义和团武术现象的重新审视》一文，是对“义和 拳”这一清朝灭亡前夕的历史现象的解读，作者抓住了义和拳的“祛魅”特 质，深入讨论，使读者对晚清民间武术受神秘主义影响的事实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其他各篇主要是对民国时期国术 成就和人物的研探评介之作。《中国短兵运动述论》一文，着眼于对民国国 术项目短兵的历史渊源探索，尽管短兵历史久远，但作为一项正式的比赛项 目，却是被中央国术馆首先推出，是属于国术体系中最具创新色彩的竞赛项 目之一。因此，短兵至今还在顽强地发展着，有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说明 真正的创新必须以传统为依据，不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国两次 国考的对比分析及其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影响》一文属于对国术整体性价值的 考察，视角宏阔，多有见地。而关于陈铁生、马裕甫、杨法武、张登魁等人 的研究文章，研究对象都是民国武术人物，只陈铁生一人属于精武会系统， 马、杨、张三人都是国术馆体系所诞生的杰出国术家。马、杨二位在世事变 幻中已近于泯没无闻了，作者在史料挖掘上下了不少工夫，可以说既有功于 二位武术先贤，也为方兴未艾的国术复兴事业增添了助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裕甫、杨法武、张登魁三位，都是民国时期山东 籍回族国术家，三人都具有一专多能的综合技能，既能演练拳械套式，熟练 掌握多种国术竞赛项目，又都以摔跤享誉海内。特别是张登魁先生，是多次 全国摔跤冠军。相对于马、杨二位来，张登魁先生不但长时间服务于中央国 术馆所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简称“国体”），为培养国术人才大有 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体院执教，他曾是新中国命运多舛的中国式摔跤 的领军人物之一，也经历了当代摔跤运动起起落落、一波三折的艰难历程。 选择这三位国术家做专题研究，作者显然有着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他们 都是回族，而回回民族在民国国术事业的发展中的确人才辈出，大家云集， 有着十分突出的贡献。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加以多角度研究的问题，其 中的原因迄今犹未得到合理的解释；第二，他们都是山东人，这应该与山东 国术发展的总体状态相对突出密切关联，山东是国术大省，根基厚，人才 盛，传授正，特别是在韩复集治鲁八年中，山东无疑成为国术发展的模范 省，除了民风民俗、尚武传统等因素，韩复集的重视、倡导和一系列奖进政 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最后一篇翻译作品《晚期帝制中国佩刀设计、装饰中的内亚细亚及近东 元素》，作者是美国知名兵器收藏家、复原家菲利普-M. W.汤姆（Philip M. W. Tom ）,汤姆对亚洲刀剑有深入的研究，曾先后发表过若干中国古兵器 方面的权威性论文。我们借此表明《武学》今后会把视域扩展到国际领域， 尽可能吸收和译介一些好的国外研究成果，以加强学术交流，繁荣中华武学 田园。

倡导学术讨论和争鸣，繁荣武学园地，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并踊跃加入， 这是我们所真诚期盼的。更多的人以严谨的学术规范加入武术研究和学苑 建设中来，不但有利于营建巍峨的武学之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人才， 使武术真正做到摆脱江湖，摒弃虚妄，有自己庄严的学坛，不再被学界视同 山寨。真诚希望海内外读者不吝赐稿，使《武学》从无米之忧中解脱出来， 逐步进入稿源充足，佳作如云，编者可以从容任事的状态。事实上表面上热 热闹闹、花团锦簇的中国武术，其深层的学术研究一直都十分萧索，十分凄 清，正如古人所谓“朝为张天之炎热，夕为冰冷之委灰”。这种情况一定要 改变，不然正在被许多人泛化使用的“武学”二字，又将变成一个大泡沫， 有悖于首倡者的初衷，岂不哀哉！

以更为广阔的领域为基础，深入开展武术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研究，是 《武学》的主旨之一，我们欢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尽我们之力， 陆续刊布一些重要的稀见武术资料，以供武术爱好者研读。

最后，郑重说明一下，2018年是著名武术家、通备武学体系的主要建构 者和弘扬光大者马凤图先生诞辰130周年（ 1888年出生）与去世45周年（1973年归真）。我和父亲马明达先生，还有《武学》的全体同仁，暨广大的通备 武学爱好者，谨以虔敬之心纪念这位卓越的武学先贤。我们决心继承他“融 通兼备”的武学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治学之道，弘扬正气，为中华武学的复兴 努力奋进！

一、从司马迁的剑道观谈起

司马迁是文史兼长的学者，他以刑余之 躯，忍辱负重，完成了旷代巨著《史记》， 留给世界一部“无韵之离骚”，成为中华民 族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之一。一般 的印象，司马迁是儒雅文弱的文人，与剑没 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司马迁对剑用心很 细，用情很深，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他的 内心有着非同寻常的“剑情结”。

司马迁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关于剑的专 门文字，也没有记载说司马迁曾经学过击 剑，犹如他同时代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人一样。但是在《史记》的 许多篇章段落之中，在太史公经意或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他对剑的熟悉与尊 崇、对具有“侠义”精神的剑技家们的情感，以及对剑文化的关注和对“剑 道”理念的倡导和阐解。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在《史记》卷一三O《太史公 自序》中，在对整个《史记》的一系列“论次其文”的精要论说中，他写下一段文字：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①

这是司马迁借《孙子吴起列传》的立题为话由，对剑所作的最令人爱不 能忘的一段论说。全文虽不过三十几个字，但提纲挈领，意蕴深远，立论 以“传兵论剑”为总揽，但落脚点却是讲剑，讲“论剑”这门特殊的学问。 或者说太史公借题发挥，“寓论断于序事”，对他心目中的剑，特别是剑的社会功用和文化价值，作了透彻的表述。故我将这段话视为司马迁的“剑道 观”。2000年3月，拙著《说剑丛稿》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地请责编 在扉页印上这段话，借以表达我对司马迁剑道观的理解与崇敬。后来我又曾 多次在文章中引述这段话，反复吟诵，念念不忘，无非是想与古典武学的爱 好者们一起分享这段精彩的古典剑论，也借以向武术界推介司马迁所倡导的 剑道精神。

我的理解，这段话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讲“传兵论剑”者必须具备信、廉、仁、勇四种品德，不具备 则不能从事于此。这当然是很高的标准，可以称之为古代的“武学四德”。 在司马迁看来，“传兵论剑”是“与道同符”的大学问，不是一般的技艺， 不只是“术”，而且是“道”，是高格调的节操与境界追求，故而对从事 者必须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凡庸浅学之辈没有资格游涉其间。而这四个字 的选用也是大有讲究的，“信”字当头，“勇”字托底，中间是“廉”和 “仁”。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构，而非儒家通常所讲的礼、义、廉、耻，这值 得深入思考，允我另作讨论。

第二层，讲剑的功用，即“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外可以应 变”是讲剑的卫身效能，即《释名》所谓“所以防检非常也”。比较好理 解，勿劳琐言。值得注意的是“内可以治身” 一句。“治身” 一词出现得并 不很早，多见于汉以后学者对《易经》和《礼记》的疏解，往往与“治心” 相并举，“治心”言内，“治身”言外。战国之末，《吕氏春秋》正式提 出“治身”概念，并且与“治国”相联结，提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019— 402()页。

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 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 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 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 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 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 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 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②术也”之说。①年辈略早于司马迁的西汉名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前104 年），在其《春秋繁露》卷七《通国身第二十二》中，对《吕氏》的说法又 做了深入的阐论：

“治身”理念是中国 人比较早地建立在以 身体为载体上的体育观，在中国体育思想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七《审分》，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9页。

［清］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183页。

第三层，“君子比德焉”，乃是最具有继承与创新意义的理念。中华民 族有着非常久远的崇玉传统，很早就有了君子以玉比德的说法，其中影响最 大的是《礼记》卷六一《聘义》记孔子和子贡之间关于玉的一段问答：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琨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琨之多 与?”孔子曰：

非为瑕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 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 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讪然，乐也。瑕不掩瑜，瑜 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 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 念君子，温如其玉。”故君子贵之也。①

此段亦见于《孔子家语》卷八《问玉》第三十六、《荀子》卷二O《法行 篇》第三十等。“琨”本作“膏’，注家谓“似玉之石”，《说文》曰：

“琨，石之次玉者。”正是根据孔子对玉的这段总结性评价，后人归纳出了 “玉有六美”之说，称“古之君子必佩玉”，于是“君子比彳惠于玉焉”的说 法不断涌现，尽人皆知。除了以玉比德之外，孔子还有“夫水者君子比德 焉” 一说，亦见于《荀子》《大戴礼记》《说苑》等，古人时有称引。后来 还有人提出过“君子比德于竹”之说。总之，古人以为君子可以拿来“比 德”的器物，有玉、水、竹三项。而提出以剑比德的，唯独司马迁一家，司 马迁以前未之见，司马迁之后也未见有人继续引用和发挥，所以我以为这是 司马迁独到而富有创意的见解，是他的“剑道观”的核心。

当然，司马迁的比德说应该是有所参照的，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周 武王的《剑铭》，此见于西汉戴德的《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陀》第 五十九曰：

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

“倍德”即“背德”。宋儒真德秀对之做过一番阐解，他在《大学衍义》卷 三O《诚意正心之要》二中说：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66页。



剑之为服，以示威武，然德实威本，威乃德辅。惟德是行，无思不服。一於用威，只取颠覆。①

《大戴礼记》的记载是不可信的，所谓的“武王剑铭”很可能是战国末 至西汉初儒家的托古之作。“德实威本，威乃德辅”有着鲜明的儒学印记， 应是剑兴盛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司马迁的“比德”说与“动必行 德”之间脉络相连的关系，说明司马迁的剑道观并非孤立生成，他的创新是 建立在继承和借鉴基础上的。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剑道》三十八篇，②但此书早就不传，我 们在先秦诸子与汉魏典籍中没有发现引录的痕迹，在隋唐类书中也没有保存 下片言支语，说明它亡佚得很早，很可能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泯灭了。毫无 疑问，《剑道》的失传乃是中国古典武学的重大损失，其篇幅之多，足以说 明内容之丰富，必是综汇多家、积久而成的总结性著作。战国之末，秦国重 臣吕不韦在其《吕氏春秋》中也曾设有《剑伎篇》，应该也是重要的剑论著 作，可惜唐以后也脱佚不存了。我们在惋叹之余，只能寄希望于近年来不断 出土的地下简帛，盼望这些先秦剑道典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哪怕只是些断 简残绿，也足以令人额手称庆！

《剑道》和《吕氏春秋-剑伎篇》的产生，以及《相宝剑刀》和《越绝 书-宝剑记》等著作的产生，都说明了剑论学说在汉以前和汉代曾经的兴 盛。令人费解的是《剑道》亡佚了，“剑道”学说在中国也渐渐成了广陵绝 响，汉魏之际，只在曹丕的《典论》中偶有一角之露，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 方面的任何论说，没有出现过新的论著。不但以“击刺之术”为核心的剑论 体系逐渐消殒不见，就连“剑道”这个词也渐渐杳无踪影了。而且它的主体 也不断趋向虚化，趋向游艺，甚而至于趋向神秘玄怪，居然走上一条与神鬼 结伴而行的迷茫玄虚之路。“剑道” 一步步被“剑术”所取代，最终竟然演 化成为近代以来花哨武术中的短穗剑、长穗剑之类，漫妙轻柔，翩翩起舞，

黄怀信等编：《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六《武王践昨第五十九》，三秦出版社 2005年版，第665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 版，第1761页。

一如坚冰融化为水，水又气化为云雾缭绕的虚像。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 衰变现象，的确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而深究其中的历史缘由，更需要引 出教训，走出庸浅，万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声叹息上！

虽然唐宋两代仍然偶尔还会有擅长击剑的人显露头角，但寒星点点，为 数无几，而且没有真实的史实可考，更无著述传世，只有一些零散的记载而 已。明代名将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人)是文 武兼擅的武学巨擘，是那个时代极少数坚守着“荆楚长剑”传承的儒将，从 李良钦习荆楚长剑，良钦许以“天下无敌”。他坚持以击剑为重要的练兵手 段，并著有《剑经》一书，但内容并非全讲“论剑”，只是借用“剑经”以 炫示崇古和表述个人的武艺心得。核心是讲棍法，以棍作为“四书”，求取 “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的练兵实效。①足见俞大猷熟稔历史，对早 已成为荒远陈迹的剑的黄金时代，依旧心存向往，本心无非是借古言今，发 思古之幽情。一直到了晚明，旷代奇人茅元仪(1594-1640年)在兵学巨编 《武备志》中，刊布了 “好事者得之朝鲜”的《朝鲜势法》，②使我们有幸见 到一份如沧海遗珠般珍稀的古代剑谱，令我们得以窥见真实可信的古代双手 剑法。近世以来，“剑道”的名称和竞技技术从东瀛传来中国，好之者接踵 摩肩，大家颇有似曾相识的感慨。然而只能遵从现实，默然将“剑道” 一词 视为舶来词汇，对之无可奈何，就像一系列世界流行的现代体育项目，我们 经常因拥有它的“发明权”而怡然自得，比如足球，实际上内心五味杂陈， 真有一言难尽之憾！

今天古典剑道已经不传，相关的理论和技法系统已无从全面了解。但值 得庆幸的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剑的鼎盛时代的种种迹象和特点， 保存了丰富的剑道信息，核心是保存下了他“与道同符，君子比德”的“剑 道观”。司马迁视域宏阔，目光深邃，亦庄亦谐，巨细兼收，把从春秋战国 到秦汉时代绵延发展了数百年之久的剑文化，近乎全景式地收揽到《史记》 中，如珍稀的古董般陈列在中华武学的殿堂上。这让后代的我们还能静静地

［明］俞大猷撰、廖渊泉等点校：《正气堂全集馀集》卷五《剑经并序》，福 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页。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卷八六，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5页。

浏览其详，仔细品读，领略曾经的剑光宝气，剑侠们“倏然纵横，持短入 长”的高超技艺，以及荆轲身被八创之后，面对暴君，“倚柱而笑，箕踞以 骂”的英雄气概！出于对剑的深厚感情，也出于超逸高绝的学术造诣和人生 品节，司马迁记载了许多别的史家所不可能载诸史册的东西，有的似乎稍涉 细琐，但今天看来无一不有其珍贵价值。如果加以网罗条贯、排比整理，我 们就能大致上窥见汉以前曾经高度发展的中华剑道文明的概况，了解司马迁 心目中的剑道精神，以及从东周到秦汉数百年间一些令人神往的剑道人物和 他们曾经视为圣洁的剑道境界。

通过电子检索版二十四史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前四史中“剑”字的出 现做了一番摸排，结果令人惊讶。一部《史记》，“剑”字竟出现了396次 之多，与之相比，《汉书》91次，《后汉书》85次（除去羌人首领无弋爰 剑出现的9次），《三国志》仅43次。后三史的总量只及《史记》的一半稍 多。这个情况我早就有所发觉，只是没有做过认真探索，长时间停留在一般 认识上。客观地讲，《史记》所记载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是在剑的鼎盛时 代，“剑”字出现得多乃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似不足为怪。但深入其中就会 发现，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司马迁个人对剑的偏好和独到的 认识。在我看来，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比之于班固、陈寿、范 晔以及后来历朝正史的编撰家们，司马迁对剑有着显而易见的个人情感和理 解，只是这一点没有被研究者们注意到而已。

司马迁高才博学，广闻多识，早在西汉，就有人以为他的学问以“杂” “奇”为特色，杨雄（字子云，公元前53年一公元18年）在其《法言-问 神》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杨雄说：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 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唯圣人为不杂。”①

“淮南”是指汉文帝之子淮南王刘安，他“为人好书，鼓琴”，与“宾客方 术之士” 一起著《淮南子》二十余万言。此书虽然遵循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主 旨，但也表现出“博极古今”的特点，同属于“曷其杂也” 一类。杨雄的后汪宝荣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页。 两句具有结论性质：“人病以多知为杂，唯圣人为不杂！”《法言•君子》 又言：

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

把“爱奇”两个字用之于司马迁（子长），以相对于孔子的“爱义”，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对剑和侠客，以及各色剑技人物的另眼相待，对剑文化巨细入微的观察，可以说都属于“爱奇”的范畴，正是太史公与大多数儒者不同的地方。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为《司马迁传》写的赞语中，专门写了一大 段表彰中又含有批评的文字。他一面承认司马迁涉猎广博、贯穿经传的学术 根基和格局，另一方面又批评他“谬于圣人”，特别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 进奸雄”。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语，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先师金宝祥教授 讲课时，就曾经以他浓郁的浙江口音背诵过这一段，还有《汉书-武帝纪》 后面“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 一段赞语，抑扬顿挫，音如鸣鹤，至 今犹在耳边！我今引录此节如下：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特。亦其所 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 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固的评语不是没有道理的。然则，班固生于儒学早已定于一尊的东 汉，在唯儒独尊的意识形态中培养起来的他，不能理解司马迁多元并收的 价值观与纵横百家的学术取向，不能认同“是非颇缪于圣人”，立传旁及游 侠、刺客等非“正统”人物的史学观，这不奇怪。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孤 标高格、不同凡响的史家本色，是太史公最令人感佩而敬重的地方。如果一 切都以圣人一一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随声附和，因循蹈 袭，乃至于腼颜颂德，曲学阿世，那又怎么能称得起“良史之才”呢？怎能 以“太史公”而独步千秋呢？

汪宝荣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一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7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2737—2738页。

身遭腐刑的司马迁，含垢忍耻，顽强存世，愤而撰史，借以坚守孔子所 树植的“春秋大义”，显然他的内心世界是坚毅而强大的。从本质上讲，他 也是一位具有豪侠志节的大勇之士，这不是一般史家所具备的，所以他的著 作被狡猿的政客诬为“谤书”，恨不得一火焚之。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为 李陵仗义执言，才能在《报任安书》中对专制独裁下的昏暗政治直抒胸臆， 一泻千里，令后世奉为经典！有学者赞之为：“发挥之又发挥，唯恐倾吐不 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有大力量大文字。”我以为这种 “大力量大文字”，与他对剑的崇敬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表里，交 相辉映！所以司马迁才能对“谈兵论剑”做出“与道同符”的高尚定位，成 为古往今来对剑道精神最经典的解说。自司马迁之后，我国历史上还没有第 二个人对剑讲过如此蕴藉精深而引人入胜的话语。是故，说司马迁是我国历 史上唯一一位精确解读过“剑道精神”的人，此言或不为过也。

我将《史记》中关于剑的零散材料搜集起来，摘其要者，略加缀联、分 类和考证，借以观察中国剑文化鼎盛时代的特征和精蕴，寻求中华剑道文化 的渊源所在，也试图揭示司马迁被世人忽略了的另一面，解读太史公的“剑 情结”和他的剑道观。所论不当处，祈请读者有所教正。

二、司马氏在赵国世代以善剑闻

司马氏宗族与剑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这很可能是司马迁本人对剑怀有深情的原因之一。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司马氏的先世时，曾特别提到，司马氏的祖上在周惠王、襄王之间，“去周适晋”，然后分散到卫、赵、秦等国， 其中：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糠其后也。①

裴驷《集解》引服虔曰：“世善传剑也。”司马贞《索引》引服虔曰：“代善剑也。”这就是说，司马迁的祖先在赵国的一支，世代擅长剑技，曾以传授剑技而闻名当世，代表人物是司马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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