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体育体系的关键词，成为“武术”的上位概念。在概念范畴上，“国术”有显著扩 大。它以武术演练为结构立足点，将涵盖范围扩大至包括散手、摔角、短兵、长兵 等对抗性的“竞技运动”类型。这一扩充大大丰富了中国本土体育的结构，同时 也适当调和了演练与对抗、评比与竞技之间的矛盾。从概念的成熟度来看，“国 术”概念是在经历了北洋时期的复古风潮和“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强烈反弹 之后,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的产生不但顺应了国学概念在“新文化运 动”时期的崛起，也是中国旧学的现代化改良在身体文化上的体现。可以想见, “国术”概念的创立，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容纳有武术及其他传统身体练习方式的 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点的本土体育体系，以便与“新文化运动”后 趋热的国学建设，包括国语、国乐、国医、国画等改良创新的“国故学”相呼应，终 极目的则是要完成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在身体练习方式上的现代转型。所以，它 带有很强的试验性、创新性。而散手、短兵、长兵、射箭，乃至套路演练的评比方 式，也大都是正在不断摸索中的试验品。其中，短兵、长兵无疑受日本剑道等器 械类武道的深刻影响。因此，如果要在概念上寻找相对应的词，那么日本明治维 新后改良的“武道”概念或许是与“国术”最为相近的概念。但“国术”所设想的范 畴无疑更为宏大、清晰，其所设想的项目群构成，无论在运动类型、项目设置、项 目属性上均有进一步发展，颇有中国本土项目运动会的雏形。

我认为，“国术”概念是中国民族体育的第一个现代化概念，带有很强的时代 性。其酝酿与产生恰逢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展“脱日入美二同时，随着奥林 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日渐增大,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已取得显著发 展一一不但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而且通过竞赛与社会活动，成为全社会追逐的 时尚。这都促使“国术”的建立与完善须进一步考虑科学化竞技的问题。为此, 张之江选择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与教育、军政紧密相连的发展模式，通过参与教 育部体育委员会，以及建立“中央国术馆”这一具备一定政府职能的机构,求取国 术发展的行政优势。在理念上，张之江意识到以现代竞技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 育,在现代体育教育中已然成型，占据了稳固的主体位置。因此,他对杂乱无章 的传统武术进行整理、改良和重新建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保留套路演练作为普 及内容的基础上,推出包括散手、短兵、长兵等以西方竞技运动为蓝本的本土竞 技项目，最大限度地弱化旧的门派、拳种、师承理念和界限,消减这类旧意识对武 术社会化发展的制约和扭曲，并通过“国考”的形式进行竞赛试验,努力建立具有 中国文化特质的运动会模式。经两次全运会、两次国考，以及数十次省、市级别 的“国考”与运动会的试验与历练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术作为参照西 方体育又有别于西方体育的中国民族体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它在1936年柏林奥 运会上的亮相，更是现代化视野下中西身体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其文化价值 之高,应不亚于或甚至超过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身。这些都使国术体 系顺利地成为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转型最重要的成果。它是中国近代以来 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本质性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显 然，国术的诞生并非凭空而降，它是中华新武术、精武会等诸多武术现代化试验 与积淀的结果，它的形成凝结着马良、陈公哲、张之江、王子平、唐豪等许多民族 体育家的心血，也包含着众多现代体育家与教育家的智慧。

但是，以中央国术馆为核心的国术体系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作为一个
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它在制度上始终不尽完善, 特别是张之江的管理方式，有明显的家长式军 人管理风格，使整个机构与系统的严肃性与正 规性受到影响。其次，张之江本人的武术认识 水平有限,加之各种民间武术中的不良习气多 有侵扰，都影响了“国术”概念及其体系的发展

与完善。就算中央国术馆成立了若干年，许多 圈内人对“国术”与“拳术”、“武术”等概念仍然 混淆使用。如马良、李百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 议国术提议案》①，戴季陶的《第二届国术国考纪 念》②等诸多文章，均以国术为“标题”，但文内却 大都仍然在谈以套路运动为主体的民间武术， 在叙述中更是“国术”、“武术”、“拳术”混合使用。这实际上与民间对国术的认识 相一致，仍停留在武术套路演练的状态之上。巴金小说《雪》中就这样描述当时 的国术:“国乐之后是国术。一个强壮的汉子裸着上身出来打几套拳。另一个穿 短打的耍了一回刀。”③简又文记载岭南大学附中时曾写道:“至习国术者亦无人, 只有同学二三人，如杨锡宗、麦耀华等，会习技击，来校后时或在草地自行演习， 威风凛凛，呼喝有声，同学旁观而窃笑之，戏称杨君为'纸扎老虎，，可见一时无此 风尚。，，④这些描述都说明，“练打结合，，的，，国术”概念虽已产生,但民间认识的，，国 术”却仍旧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些旧伎俩。实际上，国术体系推出后，民国时期的 大多数武术运动会仍旧以套路演练评比代比赛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良、李百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国术提议案》，《体育月刊》，第一卷，第9期，北 平市国术馆，1932。

戴季陶:《第二届国术国考纪念》，《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中央国术馆，1933。

巴金:《巴金全集》，第五卷,3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简又文记载岭南大学附中概况，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献等编:《中国近代学 制史料》，第四辑,341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四、结语

从概念上来看，“武艺”是一个“经典”概念，带有很强的古典性。其定位源于 军事，延至民间。武艺的核心是兵刃与马上武艺。徒手武艺虽然也担负特定技 能训练的责任，但多以军事技艺附庸的角色出现。与之相较,“武术”更多是一个 “民间”概念，带有很强的世俗性。其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既是军旅武艺民间 化的产物,也是冷兵器时代终结的结果，这一文化的下沉运动使原本相对封闭、 系统的军旅武艺被冲淡、打散，致使专业人才流落民间，在与市井文化结合紧密 的同时，“武”的实用性与专业性不同程度地被弱化。可以想见，马上武艺因其高 昂的维护成本与极高的专业性会被首先淘汰，大量器械武艺也随火器的崛起而 被淘汰。但随着武艺的民间化发展，武艺的杀伤功能日渐弱化，大量原本居于次 要位置的价值属性，如文化内涵、宗教归属、自我体验、艺术审美等则获得更多关 注与提升，从而使以“拳”为代表的徒手武艺获得了延续与发展。特别是以强调 文化享受、参与体验、审美欣赏的套路演练获得大发展，逐渐占据武术主体，导致 民间武术流派的大发展。这也是目前可知的武术流派绝大多数产生于清代中后 期甚至更晚的原因。

与武艺、武术相较,“国术”概念产生最晚。国术概念与国术体系的初成，无 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以两次“国考"以 及两次全运会国术项目群为代表的国术竞技体育化实验，使中国民族体育在项 目结构与竞赛结构上获得了质变;而中央国术馆向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的转 变，更完成了本土体育与现代竞技运动在制度与思想上的接轨，某种意义上结束 了长期以来武术现代化与现代体育发展间一直慢半拍的追赶局面。可叹的是, 这样一个容纳多元因素并富有试验精神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被彻底放弃, 遭到不公正批判。随之而来的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武术的“整顿”与改造, 本质上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其后走了一条以“批判”、“斗争”为理论主导的“创 编”之路,“竞技武术”应运而生。

实际上，解放之初的武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国术体系的延续。建国 之初，百废待兴，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旧时代的产物仍然有一定的包容 性，因此，“国术”一词仍然获得认可。1953年举行的天津民族形式运动会，仍包 含了摔角、射箭、犍球等众多单独项目，参与者也多与旧国术体系相关联。但很 快，武术的发展就在“左”的风气下偏离了既定轨迹。在那个批判传统、批判旧时 代、批判奥林匹克运动、批判体育竞争性的扭曲年代，旧时代的一切作为与贡献 都遭到否定。早在1958年版的《武术运动基本训练》中，竞技武术的缔造者们就 曾写道:“武术在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着'全盘西化'和'复古主 义'的双重压迫与摧残，抬不起头来，奄奄一息。反动统治阶级还把它作为镇压 人民和给自己保镖护院的工具。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爱护 与提倡下，才重放光芒，更好地成长起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①至1962年11 月，国家体委运动司组织编写《武术竞赛规定套路》，竞技武术步入成熟期后，我 们的武术先贤历经数代苦心经营的旧武术体系，以及经由民国迅速壮大起来的 国术体系,则在现代竞技武术不断壮大的声势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总以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一直处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之 下。彼此之间的交互虽要存异，但更需求同，因此，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局部强调 多样化，整体上则无法抗拒一体化的大趋势。这一点以现代体育的发展表现最 为突出。时至今日，现代体育作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已是不争的 事实，并对各地的本土体育项目产生几乎不可逆的引导力。因此,身为传统文化 的本土体育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往往要通过自我改变，除旧布新,才可以在保存 部分文化特质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力。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本位,并固而守之;另一方面则要对现代体育有足够 认识,掌握游戏的大规则。欠缺任何一方，都不免陷入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窘 境。而竞技武术的发展之所以陷入破落的地步，是因为它既没有守住自己的文 化本位，也没有读懂现代体育。

因此，竞技武术从“文革”后的“挖整”到亚运会规定套路的出炉，再到现在 的全面“舞蹈化”，一直处于非常特殊的发展状态之中。它非奥运项目的身份使

蔡龙云:《武术运动基本训练》,1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武术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挖掘整理活动，时称“武术 挖整"，简称“挖整"（马廉祯:《武术挖整思变》，《体育文化导刊》,61—62页，2004年第7期）。

其在“举国体制”中并不太受重视,甚至长时间被搁置于奥运大战略的外围。而 迷失了文化本位的它又无法做到真正的传统，故而陷入半土不洋的尴尬局面。 若非20世纪80年代后与影视文化结合紧密，从而找到另一个文化着床点，培养 出若干世界知名的武打演员，竞技武术作为运动项目而言，可以说非常失败。

加之长时间对科研的忽略，对传统武术的打压和对不同声音的冷漠，竞技武 术体系仰视天空的井口越来越小，一味地强调“高、难、新、美”，离自己的文化本 位越来越远。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竞技武术申奥的一再失败，它 的衰微和最终消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不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毕竟，作为我 国建国后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最大的一次尝试,国家对它的投入是如此巨大，且 有几十年积累，它所形成的遗产无疑在未来的很长时间还会影响我国武术乃至 民族体育的发展。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思考，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竞技武术的衰落标志着 武术发展的新开始。近些年来,国家提倡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搭着“国学热”兴起 的顺风车,“国术”一词又开始在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的苗头，也是一个好的契 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的文化珍宝一 武术,可以获得健康的发展，回归其自身的发展轨道上，去芜存菁，正本清源。

文化发展与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

潘冬

［摘要］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自中国步入近代后，便开始其漫长而曲折的嫂递之路。这一 转变过程，不仅有来自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内部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且深受先进的外来 文化和体育思想的影响。本文从文化发展的视角，以新史料的挖掘和系统重组为依据，以文 化发展论和文化认同论为理论支撑，探讨中国武术从近代“西学东渐"到现代“全球化"等不同 语境中的文化选择对其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在剖析中国武术现代发展困顿的同时，寻 求其转型路径和策略上的几点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转型；文化交流；全球化；武术;体育

［作者简介］潘冬,1974年生，男，博士，暨南大学体育部副教授。

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战频仍、内战不断的动荡社会环境及中国传 统文化话语权旁落的近代世界格局中开启的,虽然起步艰难，却促发了中国武术 直面“西学东渐”的冲击、试图“革旧鼎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自觉。于是，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适时到来为中国武术的批判性重建提供了契机。在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新旧体育”的碰撞到“土洋体育”的论争，再到“武术与 体育相辅而行”的思辨,一步步地深化了如何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中处理好 继承传统与汲取西方体育的认识,勾勒出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嬉递之路。然 而，当代文化“全球化”的态势,使得中国武术的现代发展在取得阶段性积极成效 的同时，遭遇了文化选择的危机，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在体制上出现的偏 颇，折射出同质化与本土化张力的失衡。在我国开启“民族复兴"、“文化立国”的 发展战略以及全球化语境中催生的多元文化发展诉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 的现代化转型值得关注和思考。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视角，运用文化发展和 文化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并就其所面临的困难进行探讨，集 众思,广忠益,以期与专家学者一道，探求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良方。

二、“西学东渐”中的迎拒与选择

自19世纪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中国、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封闭体系时开始，中 国传统文化在对应西方强势文化的统摄下，一直依靠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及超 强的调整适应性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文化转型至今仍在进行,可谓艰 难备至。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更新，往往是在巨大外部压力的 作用下所发生的价值转换.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东进刺激的前提下“被动”引发的 ,'外启式”特点①。而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成为中国文化现代 转型最主要的外部因素。“西学东渐”是指产生于西方（主要是欧洲、美国）的知 识、思想观念、学术、宗教等经过各种途径缓慢地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的学术、

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21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知识、思想以及社会逐渐发生影响的过程。①在这股“西学东渐”时代潮流的推 动下,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文化现代转型具有空前激变性和复杂性②，“不仅 要完成文化的时代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还表现 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中国现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中西古今'的层累 式积淀，呈现出'多重'形状，使中国人不易从容应对”③。因此，研究自近代开始 的中国文化转型以及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中国武术之现代转型，不能不重视“西 学东渐"所带来的影响。

（一）两种文化的博弈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外 交官、受聘于中国政府机构的外籍雇员等进驻中国，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也 使中国在被动中迎来迈向近代的契机。携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蜂拥而至 的近代西方文化,以其强势的姿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冲撞、激荡着。这股不可逆转 的时代潮流,犹如惊涛拍岸，激起国人从因循守旧、钝化闭塞的庸碌无为状态中 觉醒，促发有识之士率先开眼看世界,积极地把外来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内在的自 觉以直面西方文化的挑战，并试图从中西文化一一自他认识的过程中，由浅入深 地挖掘和探究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 角,解读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中西方文化冲突、选择和融合的渐进过程。

文化转型期中西文化的博弈，首先在文化结构的表层展开。从鸦片战争到 甲午战争，在器物层面上拉开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序幕。“当两种异质文化在炮火 连天的疆场上相逢时，最为容易发现异同的，是器物层面的枪炮火器「'④当西方 列强破门而入时，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形成的“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受到 了严重的冲击，也激发了晚清改革派的志士仁人在惊醒中重新环视世界的格局。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人在提倡“经世致用”实学的基础上，将抵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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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

抗侵略的目标与学习西学之技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方针，后经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推演，确定了“中体西用”的基调，以 “道器“本末，，的关系立场来对待西方文化。他们既留恋于传统文化，又热衷于 洋务革新，既肯定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又无法从整体上认识和 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西学之倡导并没有超越文化的器物层面。这种 对西方文化或迎或拒的态度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西文化的博弈主要集中于文化的制度层面。康 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力图通过变法维新,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 来开启民智;孙中山等人更是通过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来竭力主张效仿西方先 进制度和科学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这些资产 阶级启蒙思想家们虽然意识到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深明西学乃自强、救亡 之要图，甚至还提出“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①等极具建设性的中国文化 发展的观点，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他们大多局限于以自由和民主为政纲 的制度变革，缺乏足够的精神动力将中国文化转型推向纵深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由制度层面深入发展至精神 层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近代西学东渐，“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 学术，相形见细,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 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 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明确指出思想启蒙运动的任务是思想之改革。继而以 《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窗口，提倡反封建、反传统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以民主 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由于该运动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尤其是在如何 对待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以及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等问题上缺乏深入 的理论分析，因此也未能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

此外，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促发了中西文化的博弈在文化结构三个层面

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上的综合开展，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推向高潮，并引发本位文化 与全盘西化的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路向之争。虽然各家观点不一，讨论激烈，但 表现出中国文化意欲走出困境、实现现代转型的主体自觉。

新中国成立后，所历经的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变都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 革，而文化转型、发展的问题也无一例外地成为讨论的热点。如何从西方文化中 吸收近代性因素并将其与我国固有文化中之具有近代性的内容相结合，实现民 族文化的再生，成为问题的核心。①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 是何其艰难。无论是“文革”时期“用信仰主义代替理论思维，用武器的批判代替 批判的武器”②来否定一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所反映出的文化上对现代迷信的 狂热，还是20世纪80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热”讨论中对现代文化发 展的历史反思，或者是21世纪“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复 兴的战略诉求，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在中西文化博弈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西方 文明的技术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以及对“冲击一反应”的艰难调适。因而,围绕着 现代化的论争，“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认识与诠释这一方面，认识与诠释，再 度认识与再度诠释，从借助他者的认识与诠释，到直接的认识与诠释，构成了中 国近代化遭遇'挫折'的一道风景”③，折射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艰难 而曲折的过程。同时，这给予我们这样的提示：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转 型、更新，需要构建两者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因此，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既 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又要以 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积极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对西方文化进行有效选择、吸收 和融合。

在谈及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选择、融合以及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等 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自甲午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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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6。

战争结束起，败北的中国开始了“双重的觉醒”，即“一方面觉悟到要向西方学习， 另一方面又觉悟到要向日本学习如何向西方学习”①。因此，中国近代开始的 “西学东渐”，既有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西学”，又包含以日本为中介，向中国传播 的经日本消化、改塑、创新之后的“日本化的西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博弈中还 包含了中日文化交流，它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₀

（二）两种思想的碰撞

西学东渐，引发了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转变。中国近代体育的 形成与发展，既受到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又因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激荡而 凸显独特的性格。两种体育思想的碰撞与交织，铺陈出迭经波折的中国体育从 传统走向现代的娉递之路。

晚清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深刻地体会到了 作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成果一一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在面对近代 西方文化挑战的同时，数千年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民族危机。在救亡图存的意识启发下，洋务思潮在开明的清政府官僚及知识分 子中泛起，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开始了学 习西方的军政改革。其中，在新式军队的筹建、军事学堂的设立、西洋兵操的引 进等军制改革中，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萌发了国人的近代体育观念，并 形成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②的近代体育思想。由此可 见，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初创是以“卫国”、“强兵”为目的来接受以兵式体操为主 的西方体育的。该时期的西方体育,仅仅是作为一种军备手段在器物层面开启 国人粗浅的近代体育观念。

甲午战败，“富国强兵、变法图强、发展工商、改革政宪”的维新思潮开始涌 动，改革“从注重器用的改革，上升到注重制度的改革;从关心社会政治、经济活 动的现代化，上升到关心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③，它推动着 近代中国体育向教育领域延伸。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西洋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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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19页，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引进学校教育，在中国学校体育产生的同时，也催生了“军国民教育”之体育思 想。在维新派启蒙教育的作用下，军国民体育教育开始作为“强国强种”、“尚武 救国，，的重要手段而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主流。

从戊戌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面临着世纪之交的选择。在这个早期现代化 的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向选择与所面临的困顿如影随形。于是,“古典 的、近代的和现代的，作为历时态的三种人文精神,便奇迹般地压缩在这个时期， 发生猛烈碰撞和相互作用，变为一种共时态的存在。与此同时，英国模式、美法 模式和苏俄模式也相继撞入了中国思想界，并转化为行动实践”②。近代中国体 育思想的发展亦在两种迥然不同的中西方体育思想的碰撞和交织下得到推进。 戊戌政变之后，一方面,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在军事抗战、民族危机意识的自 觉及尚武教育的提倡等时代背景下获得强化，并推演成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体育 思想;另一方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则通过其 先进、绵密的组织系统在中国迅速扩张而奠定基础,并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实 践中获得发展。而上述两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是在模仿外来文化和振兴本土文 化的过程中展开的。

清末民初，盛极一时的模仿日本的兵式体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军 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逐渐衰落而宣告式微。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代表 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崛起。1919年5月，美国学者杜威来华讲学，并极 力宣传战后盛行于欧美的以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 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仿美风潮③;而中国体育界也在麦克乐、葛雷等来华体育 学家和吴蕴瑞、袁敦礼、方万邦等海外留学归国的体育学者，以及基督教青年会 等体育社团的倡导、影响下，积极吸收这种代表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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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确立了民主主义的体育观，使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得以迅速发展①。这种融 自然主义体育与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相结合的体育思想，通过以自然活动的内容 与符合教育原理的教学来达成培养身心健全之国民的目的，并且具有诸如竞争 性、趣味性、娱乐性等典型的西方体育特征和易于普及、传播的优势，对尚武教育 的军国民体育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因此成为该时期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重要 基石。然而,这种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所提倡的竞技运动，在操作层面上也容易造 成“选手制”、“锦标主义”等弊端，在遭到传统体育学派诟病的同时，也激起了为 对抗西方体育之侵袭而展开的对传统体育的反思，并且在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 作用下，推动了代表传统体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美国民主主义体育思想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思想和以国家主义体育思想 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思想之间的碰撞、对抗、纠葛、并立，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 体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它既反映了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在文化选择上的自觉意 识、积极态度及艰难程度，也为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向之争预留了伏线。

（三）两种体育的论争

如果说“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激起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和发展的“东西 方文化”大论战的话，那么在体育战线上的回响，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及其之后近20年间持续引发的关于探寻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方向及路径的 “新旧体育”或“土洋体育”的论争上。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在思想界掀起一股空前的解放运动和文化重构运动，也 促发了教育界对兴学以来的教育宗旨和目标的反思，在从“尚武教育”的张扬渐 入“体育真义”的探讨中，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对立于“如何取舍中西文 化”问题的两端，“新旧体育”之争火花四溅。

以国粹主义体育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支配下,

曾瑞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之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342页，台北，启英文 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王建台：《自然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418页，台北，启英文化事业有限公 司，1996。

主张“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取代西方近代体育形式的主导地位”①。他们在通过 对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重新审视之后认为，“我国拳术以美术技能之 兴趣，引人入胜锻炼身体，能使全体内外身心二者平均发育”，是“最良好之运动 法”。②在对武术的认识由“致用之志”向着“卫生之方”观念转变的同时,对西方 近代体育大加挞伐，批评西方体育是“类似卖艺的杂耍，缺乏实质内容;是偏重肉 体的体育，而非全面的体育"③。此种在提倡传统体育中存在的民族沙文主义的 倾向,遭到了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强烈批判。鲁迅率先在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随感录第三十七》,嘲讽马良等“教育家”们的“新武术”借 “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④的虚妄假托来宣传武术，本质上 与清代王公大臣提倡的“义和拳”一样是封建文化。继而在该杂志上以《拳术与 拳匪》为题，对“新武术”在得到官方认同的情况下，极易发展成为一种带着“鬼道 主义”的“社会现象”表示担忧而进行批判。而陈独秀更是对“新武术”持完全否 定的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青年体育问题》，指出“练习拳术不但有悖于生 理上'平均发达的原则'，而且,心理上'助长恶思想'”⑤，从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的立场，明确表达了反对青年练习武术的观点。

这场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新旧体育”之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 体育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传统体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西方近代体育的认识, 但又因保守的文化心理，使其“对自身的转型缺乏理论认识上的自觉，对西洋体 育的价值系统又所知甚浅，便不得不徘徊于新旧文化之间,理念上经常表现为一 种土洋纠结、莫衷一是的矛盾状态”⑥;而力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知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 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鲁迅:《随感录第三十七》，《新青年》,1918年第5卷5号。

陈独秀:《青年体育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7卷2号。

马廉祯:《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体育科学》,2011年第2期。 识分子，则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打破“宗教上、政治上、 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将这 个教育领域新旧身体文化的碰撞进行调适并引向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流，即全面 学习西方体育文化的轨道上来。虽然他们对“新武术”进行批判的初衷是合乎中 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但是忽视甚至否定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因 此，这场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新旧体育”之争，并没有在学界形成一个共识，也没 有取得广泛的社会效应。

20世纪30年代，在历经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和洗礼之后，在相对稳定的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体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摆脱了单纯 模仿日本或欧美的模式,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然而,在九一八事变所激发 的民族抗日救国情绪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首次参加第10届奥运会即遭失败的这 一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激化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论战的导火索，中国体育界开始 了新一轮的“土洋体育”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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