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艺”到“国术”

马廉祯

［摘要］本文就武术概念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了武术从以军事技能为主 导的“武艺"向民间化发展的“武术"转变的基本步骤与主要原因。结合近百年来以“国 术"为代表的武术现代化转型所取得的成绩及其遭遇，在此基础上，就新中国以竞技武 术为主导的体操式武术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相应考量与评价。明确指出国术概念与国术 体系的形成是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最重要的成果，不但使中国民族体育从项目结 构与竞赛结构上获得质变，并初步完成本土体育与现代竞技运动在制度与思想上的 接轨。

［关键词］武艺；武术；国术；竞技武术；中华新武术

［作者简介］马廉祯，1978年生，男，回族.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华南师范大 学体育科学学院运动训练学系副主任，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生导师召集人。

—、弓言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如此重要，乃至在很长时 间里，“武术''一直充当着中国民族体育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有关武术的定 义、内涵、表现形式等诸多概念与概念范畴，时至今日仍存在争议，有许多需 要商椎的地方。

本文就武术概念的变迁与发展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理清中国武术现代 化发展在认知层面的基本脉络，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范畴进行梳理。这不 但是为了进一步读懂近百年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中，作为中国传统身体练 习方式的武术与以竞技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更好 地理解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和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期望以此为民 族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树立相应的概念坐标。

二、从“武艺”到“武术”

今天谈及武术，总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形容它。尽管“武术”一词出 现很早，但在古代一直用来形容军事技能与军事实力，所谓“偃闭武术，阐扬 文令”①。“武术”作为对以搏斗、对抗为主要构成内容的传统身体练习方式 的统称，其确立与普遍使用则要晚很多，至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也不常 见。相对应的，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武艺”一词最为常用，而且主要是指个 人的军事技能水平。《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曾用“有武艺,气力过人”来 形容刘封。《宋史-列传》中描述苏辙的好友、进士巢谷时，也说他“素多力， 见举武艺者心好之，遂弃其旧学，蓄弓箭，习骑射”②。在《武经总要》、《纪效 新书》、《练兵纪实》等各种古代军事著作中，“武艺”也同样普遍出现。由此 可见,“武艺”所涵盖的技能范畴不但包括徒手与兵刃的武艺技能，还有马上

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昭明文选》，中册.卷二。，31页，北京，京华出 版社,2000。

脱脱：《宋史》，卷四五九，《列传》，第二一八,13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与徒步之分，而且多与国家军事相挂钩。当然，“武艺”也同样广泛用于民 间，顾炎武在诗中形容少林寺时，就曾写道：“颇闻经律余，多亦谙武艺。”

因此，在概念定位上，“武艺”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上位概念，其概念范 畴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武术”概念要大很多，内容也更为丰富。如果按技 术难度、杀伤效率与保障成本粗略划分，古代“武艺”依次大致应为投射武 艺、马上武艺、长兵器、短兵器、徒手技术等。这可以从古代所谓“十八般武 艺”的说法中一窥端倪。在徒手武艺中，“拳”字的使用频率最高，如“宋太祖 三十二势长拳”、“温家七十二行拳”、“猴拳”、“国拳”等。由此可见，“拳”在 武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基础位置，如戚继光所言：“大抵拳、棍、刀、枪、钗、 钳、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 之源。”②同时，“拳”也表现为“三十六合锁”、“吕红八下”等特定技术类型的 徒手武艺。在“拳”之上，兵刃则以“马家枪”、“少林棍”等命名方式为代表， 以突出相应的兵刃类型。

通过对文献的广泛检索发现，“武术”一词的大量使用在清中后期，且集 中在以《七剑十三侠》、《三侠剑》、《雍正剑侠传》、《绿野仙踪》等为代表的清 末侠义小说与狭邪小说之中。这些小说多源于民间，书中不免夸张虚玄、光 怪陆离的内容，但这些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场景与日常生活细 节的描述丝丝入扣，颇为写实。如《三侠剑》中曾描述：“大少爷丁龙、二少爷 丁虎正在习练武术。丁虎说道：'兄长，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我举之毫不 费力。'丁龙说道，你看这大力弓，我能拉十八起落。'"③再如，《七剑十三侠》 在描写侠士周仿时写道，周仿“祖上也是功臣之后，到了湘帆手里，他就学做 商贾，在西门外开个瓷器铺。只是癖爱武术拳棒，小时便喜拖枪使棒。他父 亲在日，见他年纪虽小，臂力过人，便延请名家，教他武艺。湘帆生性聪明， 一学便会。到了弱冠之年，从七八位有名大教习，学得一身武艺，纵跳如飞，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上册，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成继光：《纪效新书》，卷一四，《拳经捷要篇》，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张杰鑫：《三侠剑》，1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拳法精通，十八般军器件件皆能，尤善用飞刀"。此类描述从侧面说明，“武 术”一词当时在民间已很普及，且深受军旅武艺影响。上面描述中的“大力 弓”、“制子石”、“教习”等词皆与武科考试相关。所以，“武术''与“武艺”有时 被混合使用。

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大致看出，“武术”所指尽管与“武艺”相似，但 似乎存在专业程度上的差异。其中，“武艺”仍多指军旅武艺，而“武术”则相 对民间、业余。当然，二者的本质仍旧相似，都强调高对抗性，看中生死胜 败，仍旧是服人之术、杀人之术。或者说，在武术“练”与“打”这两个主要组 成部分之间，武术概念仍与“打”紧密相连。但与“武艺”一词所隐射的制度 合法性所不同，更倾向于民间概念的“武术”受社会制度、道德伦理等的制约 必然更为严苛，特别是国家对兵器的严格管控，以及应用环境与强度的不 同，促使它往往以徒手的“拳”为依托，但其终极形式则仍旧是各种兵刃 器械。

为什么“武术”一词是自清中后期逐渐崛起？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武艺人”社会结构复杂，武艺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呈下沉趋势。军 旅武艺民间化发展导致“武艺"的概念最终弱化为“武术气

某种意义上，以儒家“六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武文化，在先秦就已成 型,后随着文化的不断沉淀而逐渐下移，汇入民间。春秋时期，军队系统主 要由贵族构成，对武艺在技术与器具上的垄断,使其成为专门与特殊的一个 领域，这也是马明达先生提出的“军旅武艺”时代的初始。②战国以降，这一 格局发生转变，文武兼备的人格追求随士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民间武艺进 而崛起。尽管部分民间武人仍保有些许古代封建贵族的侠义情怀，但社会 精英层已文武分离，重文轻武的苗头凸显，武人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日渐下 降，甚至一度成为被边缘化的人群与技能。至唐长安二年（702）武举制度确

唐芸洲：《七剑十三侠》,9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3。

马明达：《试论中国武术史上的几个问题》，《内蒙古体育史料专辑：1984年体育 史论文报告会论文集》,27页.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科学理论学会、内蒙古体育文史工 作领导小组，1984。

立，习武作为一种技能型职业并入“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上升机制，这不但在 制度上确立了武艺发展的大方向与武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保障了武 艺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性。

然而，以“军旅武艺”为主导的武艺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武艺人”仍 存于民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其中既有退伍军人、看家护院的庄 客、保镖，有行走江湖的卖艺人，有打家劫舍的匪徒、强盗，也有纯粹出于爱 好而习£的闲汉公子、老爷。他们身份千差万别，在社会分层中所处跨度极 大,社会流动性也很大。这一复杂性对于武艺的传播与交流有所助益，在大 趋势上也促成军旅武艺的民间化发展。这不但使“武艺服务于国防”的主导 价值弱化与其他附属价值的相对强化，更使其在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场域 时被适时拆解、变形，乃至简化。因此，在形式上，“武艺”貌似更加丰富，既 有“武”，也有“舞”,甚至还有“巫”的内容，但付出的代价则是文化定位的不 断模糊与泛化。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趋势导致了武文化从“艺”到“术”的 变迁。

这一变迁从词义上也可以获得佐证。从文字来看，“艺”是指那些具有 形而上追求的技能，而“术”则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如《后汉书-伏湛 传》谈及“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后 世李贤注解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不难看出，“艺”在文 化定位上要高于“术”。所以，武艺概念的发展，弃“艺”而择“术”，显然是发 生了文化下移。

其次，火器的崛起从根本上致使“武艺”衰落，加快了其向“武术”弱化的 速度。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作为战争最基础的构成要素，“武艺”高下往往会对 战争产生关键影响。然而，这一影响在火器出现时就被不断削弱，其直接结 果是使以体能与技巧为重心的传统军事训练迅速过时，大量军旅武艺被淘 汰、荒废，旧的军队编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量传统军旅人士只得走向民 间，从而拉动民间武艺的发展，并进一步加剧“武艺”向“武术”的弱化。

这可以从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上看出来。

自宋元以来，民间常将专门从事武术职业的人，或在武术上取得一定造 诣的人，称之为“把势”。“把势”一词的来历非常有趣。据张清芳先生考证， “把势”一词最初可能源自汉语“博士”一词，后传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中。 经由蒙古语“pakci”再次回流中国，借词为“把势气 其蒙古语的本意为“老 师”，亦可引申为“带头的人”、“擅长某种手艺的人”等。①“把势”一词自元代 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如《全元杂剧》中就有“若是我老把势展旗 幡立马停轸，着那俊才郎倒戈甲抱头缩项”②的唱段；而《西游记》中，孙悟空 每每打探妖怪实力时，也会使用“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③的句子来形容 妖怪的法力强弱。明代以降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把势”开始大量被用以形 容武艺、拳师。如明代佚名章回小说《英烈传》中写道：“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俞三官，你何故不做个把势我们看看。”④在后来的《康熙侠义传》、《三侠剑》、 《隋唐演义》、《小五义》等清末演义与侠义小说中，“把势”一词则更为频繁出 现。《三侠剑》中则将民间开设的较拳场所称为“把势场”。⑤《隋唐演义》中 形容秦琼的枪鞭武艺时，也说“他在齐州当差时，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 野战之法”⑥。

然而，武艺、拳棒手并非“把势”一词的唯一寓意。在《海上花列传》、《冷 眼观》、《九尾龟》、《绿野仙踪》等诸多清末“狭邪小说”里，“把势”一词也经常 被用来形容包括打手、妓女、嫖客等在内的其他职业与身份。从这些形形色 色的使用方式上可以看出，“把势”所描述的对象往往是身处社会结构中相 对边缘的群体与职业。这无疑与社会对武术人才这一群体的心理认知有直 接关联。人们谈及武术，总会下意识把它与暴力、强制、不平等这一类词相 结合。同时，受从业特性所限，许多民间拳师也并无固定职业，往往应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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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人获：《隋唐演义》，82页，上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实，往来于各地，或在富庶的庄园或村落中开设“把势坊”、“把势场”，为准备 参加武举考试的孩童们提供相应的训练；或四处游荡，靠出卖武力为生，从 街头卖艺到充当镖客、看家护院，乃至打家劫舍。因此，直至晚近的评书和 曲艺作品叙述中，“把势”一词也总是以“打把势、搬戏法、卖假药、数来宝”等 相提并论。

在民间的武术传播中，“把势们"喜好借助各种扣人心弦的个人经历、玄 虚莫测的师承关系或超越常人的特殊技能，来彰显武功，树立威信。这些故 事与传奇，是否为受众所相信并不重要，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使之成为传 播和塑造某一人物或其武艺流派的重要方式。其中，夹杂有大量神秘主义 与超现实的内容。事例之多，时至今日仍不胜枚举。总体来讲，都是武术文 化下移后所形成的泡沫化发展。这一泡沫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被吹至最 大。在文学夸张与非科学认知的双重力道下，武术神话被喜好者们一再演 绎、放大，风烟云雾之间，推上了超自然、超理性的神坛，毫无制约地继续膨 胀，直至时代变革的脚步声，惊醒了这早该觉醒的清梦。

三、从“武术”到“国术”

如果说“甲午海战”证明了仅从技术上效仿西方根本无法挽救老朽的中 国传统文化,那么时隔六年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则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在 身体层面，抗拒交流、抵触现代化的一次绝望而近乎愚昧的行动。其惨烈近 乎悲壮的命运，与“甲午海战”相同，都是时代抉择的必然结果。

“拳乱”巨大的文化与物质破坏力，致百姓遭殃，国难愈深。但从武术的 层面来讲，义和团运动将神秘主义泛滥的武术打回原形，使人们看清了武术 的实际状况。那些将无知与愚昧演绎至极致的义和拳师们，在现代兵器面 前毫无抵挡力，这种悲惨现实击碎了大部分人长时间以来对武术形成的迷 信，加剧了社会对这种旧时代文化的失望与鄙视，最终促成以超自然、超理 性叙事为传播范式的民间武术结构的第一次崩溃。此后很长时间中，武术 都处于低迷且弱势的沉寂状态，国人提“拳”色变，打拳、练武成为很多人避 之不及的恶行。这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可以说完成了一次 时代使然的残酷筛选与淘汰。直至清末民初，搭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 潮的顺风车，武术方再次回到社会主流视野之中。

清末民初“武术”概念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初 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这是武术的恢复期，也是武术的兵操化发展期。 “武术”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概念。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新 中国成立初期。这是国术概念的成长期，也是武术的竞技运动试验期。“国 术”是这一时期的关键概念。

1.武术的兵操化发展期

20世纪初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军国民主义思想随之 兴起。“呜呼！今日之世界，固所谓'武装和平'之世界也。柔脆无骨之人， 岂能一日立于天演之界？”一些人开始重新审视武术。1908年，《东方杂志》 就曾刊文《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批评国人“轻视旧有之国粹”，呼吁 用“固有之武术，俾可振肌耀魄”。①这一过程中，效法西方兵操对武术进行 改良，成为20世纪初期武术在民族主义推动下重获新生的主要契机。一些 现代教育家与武术家意识到，武术套路演练与体操在运动类型上的相似性, 武术套路只需在节奏、动作规范、口令等方面适当调整，即可充当本土化的 兵式体操。这一认识的产生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如何重新看待和界定武术 产生深远影响。

某种意义上，以体操为蓝本的现代化改良使武术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将 其从以往的“服人之术、杀人之术”向以提升体质、强化民族精神的“健人之 术、育人之术”转变。这是武术这一传统身体练习方法接轨现代文明，借由 体操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大量新兴武术套路，特别是适合普及教 学的武术拳种在这一时期涌现。这其中以民国期间最为流行的十路弹腿为 典型，十个小套路均为长度适宜、结构简单，适合普及教学的动作组合，且在 后来的教学传播中获得不断调整，从而涌现出包括大战拳、武松脱铐拳、六

《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东方杂志》，第五卷，第6期，转载自《神州日 报》，99 — 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08。

路弹腿、对练弹腿、十二路弹腿等一系列套路。这些名为武术实为体操的产 物，可以说是武术现代化的第一批产物，为武术在近代中国的再次崛兴做出 巨大贡献。①实际上，目前可知的许多武术拳种及其套路均产生在这一 时期。

另一方面，武术体操化受日本影响很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 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教育，均主要借鉴日本。晚清“壬寅学制”与“癸卯 学制”实则也都是日本学制的复制品。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2年，赴日 留学生达43000多人，1905年当年赴日留学生达8000人，军事、师范为最热 门的专业。②其中，尤以日本现代柔道之父、近代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所 创办的宏文学院人数为最多，该校体育课程均以日本化的德国兵操为主，也 包括诸多日本武道的内容。③因此，当时许多提倡发展武术的人，都曾有过 留日背景。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借鉴日本经验，通过武术的现代化教育来 推动其现代化发展。

徐一冰④曾在1914年《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倡议各级学校 “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他认为武术能“行之于学校，即我国最古最良之 体操术”，因此武术完全可以纳入体操科目中，从而“保存国技之菁华”，达强 种强国之急务。⑤在山东大搞“中华新武术”试验的直系军阀马良等人，则于

马廉祯：《弹腿源流初探》，《回族研究K2011年第2期。

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13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萧冲：《清末留日学生对欧化的日本体育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体育文史》, 1987年第3期.9-10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

徐一冰（1881—1922）,中国体育教育家。又名益彬。浙江吴兴人。自幼喜武， 常习射、角力。1905年进日本大森体操学校。1907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创设华商体操 会、上海体操游戏传习所，并任教于爱国女校、中国公学、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等校。 当年冬与虞洽卿、徐傅霖、王季鲁等人共同创设中国体操学校，曾任校长。1915年在家 乡创办“贫儿教养院”。在教育活动中，注重体育，尤重体操、游戏教学，力主革除兵式体 操，并致力于体育宣传和体育师资培养。曾创办并主编《体育界》、《体育杂志》等刊物。 著有《徐氏体育学》、《体育原理》等（廖盖隆等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体育杂志》，1914年第2期。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之时，促成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案中增加“各学 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令“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各 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①。后又促成其《中华新武 术》系列教材通过教育部审定接纳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②，并通过议 员王讷等迫使众议院通过《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③到1919年，教育部 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进一步议决通过《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案》。④这一 系列动作，都是试图通过将武术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来推动武术现代化的举 措，这也使马良及其“中华新武术”成为中国武术“体操式”现代化改良最重 要的角色。

中华新武术可以说是晚清新军训练中“中体西用”的产物，它是在参照 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之下，对中国武术改良的一次尝试。它的萌发 与成长，经历了晚清至民初的时代变革，对于本土体育走出中世纪、迈向近 代化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立足点是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推陈出新，使之 成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内容，并与西洋体育分庭抗礼。概括而言，一是遵循删 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民间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 几个代表性科目；二是依据山东、河北的武术传统，将摔跤纳入“新武术”中， 以弥补传统拳术没有制度化赛制的缺陷；三是仿照西式体操的训练模式，使 之摆脱旧式的师徒传授方式，转而进入学校，求得规模化的教学效果。⑤今 天看来，马良的做法尚有诸多不足，理论上有不少陈旧乃至虚妄的东西。但 客观地说，新武术本质上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性质，在一定程度 上开启了后来张之江“国术”的先河，可以视为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体育 化的起点。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武术”一词推至前台，通过教材 与法案的途径，使之成为世所共知的统一概念。

陈萌生：《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体育史料》，1990年第16辑。

马良：《棍术科》.胡玉恭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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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训令各校添授武技》，《大公报》，1919年4月23.日。

马良：《中华新武术-发起总说》，《棍术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尽管如此，兵操化武术 的发展仍步履维艰，受到教 育界与知识界的普遍排斥， 还招致以鲁迅、陈独秀为代 表的进步的年轻学人群体的 猛烈攻击，引发著名的中国 体育“土洋之争"。①因此，尽 管兵操化的武术改良运动在 晚清至民初时期的民间颇为 活跃，产生了包括精武体育 会、中华武士会等一批重要民间机构，却一直被排斥在教育改革之外，未能 正式进入学校系统，仅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在少数学校存在。

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来讲，武术的再发展遭遇如此巨大的困境几 乎是必然的。民族主义语境下，舆论的支持为武术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 但作为被时代进步标记为本质落后甚至愚昧的一个事物，想在新时代再次 崛起，它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不仅是单纯的文化认同与再定位问题，而且更 多的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来调和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庆幸的是，经由晚清至民初的历练，与新文化运动中“土洋之争”的再提纯， 再次进入人们眼帘的“武术”已基本剥离了神秘主义与其他边缘文化因素的 干扰，以“中国式体操”的新形象出现。这对于中国传统身体练习方法在现 代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意义非凡！

当然，它以“体操”作为主要参照物的改革方式所造成的问题，也是显而 易见的。

首先,虽然武术套路演练与体操的运动形式相近，其改造起来亦最便 利，但体操作为现代体育的早期形式，其运动模式形式主义化，项目自身注

马廉祯：《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体育科学》,2011年第2期。

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下册，400页，台北，台北师大书苑有限 公司

重集体操练、表演效果、动作审美等表象特征，忽视甚至排斥身体的竞技性。 这也是体操在20世纪初开始被西方教育系统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如篮 球、田径等更为科学理性的现代竞技运动项目的原因。

其次，武术概念的范畴与实际内容差异过大，导致其缺乏作为统一概念 的整合力。作为体操化的武术运动形式，武术套路在形式上以“练”为主，实 则已丧失其“打”的功能。但在描述与认识上，却仍纠结于过往，不断强调其 “打”的方面，突出所谓“技击”、“肉搏”等对抗功能，因此陷入“练”“打”混淆 的模糊境地，胡子眉毛一把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新的“武术”概念边界 不清，无法准确定位。因此，在“武术”一词已经确立其主导概念位置的时 候，其他概念如“技击”、“国技”、“拳术”等概念仍然继续流行于坊间。最典 型的例子应是精武体育会对“技击”概念的倡导。“技击”一词为精武体育会 所频繁使用，在描述中也主要强调其搏斗作用，但实质上，精武体育会的武 术传播从一开始就以套路演练为主，甚至是唯一的表现形式。不但如此，由 于这一概念使用的混淆，在其后期发展中，还有人曾明确提出将武术改为 “武操”的设想。

马廉祯：《耶西-威廉姆斯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1期。

马廉祯：《略论中国近代本土体育社团对外来社团在华发展的借签——以精武 体育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模仿为例》，《搏击》（武术科学）,2010年第3期。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西方体操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义和团运动早差不 多半个世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开设于各通商口岸周遭的教会学校就已 将早期西方身体练习引入课程。而19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兴起，更是将 工业与军事文明为主的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其中，新学与新军的开始，也将 兵操与西方军事训练引入中国。早在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就开设有“英式 兵操”，课程包括刺棍、木马、拳击等。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教 材也包含兵操。新军训练中，也多见兵操等现代西方军事训练课程。但武 术为什么没有在这一阶段与西方体育发生充分交流，从而开始其现代化 变革？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教会学校与洋务运动的新学、新军，均规模有限。“今十八行省只 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③而同文馆一类的外语类学校甚至采取了抵制 身体活动的做法，严格禁止“嬉戏打闹''。④就算是旨在进行普及教育的普通 学堂中，现代体育在最初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早期创立的普通学堂，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的上 海南洋公学，均未设置体操课程。⑤这使西方体操在偌大的中国土地上，无 非是沧海一粟，很难形成与武术交流的机会，自然对武术的影响也非常有 限。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任何确切的记载。

其次,洋务运动作为一场改良运动，初衷是维护旧制度的延续，但其自 身的反传统性依旧非常突出。因此，参与这场革新中的大多数人对传统文 化还是持反对与排斥的态度，更何况是对身居市井文化之列的武术。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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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学校》15.《皇朝政典类纂》，卷二二七，1一2、20 — 23页，1903。 绝大部分的武术人,作为旧的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也同样无法接受西方身体 练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所以，只有当体育作为现代教育，甚至是社会潮流 普遍出现在中国时,武术才能真正获得与其充分交流的机遇。就算如此，武 术真正进入社会主流，在民间发展中取得成绩的同时，获得教育界、文化界 的广泛接纳，那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国术”概念被确立起来之后的事 情了。

2 .国术试验期

“国术”概念的确立，以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标志。中央国术馆创立于 1928年，其宗旨为：“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 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① 自创办之日起，张之江借助国民政府的行政力量，迅速向全国推进，在不到 十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立起省、市、县，乃至县、乡级别的国术馆网络②，并 于1928年和1933年两次举办全国性的“国术国考”，推出包括拳械套路、散 手、短兵、长兵、摔角等国术国考项目，开创本土体育多元竞赛化之先河。 1933年中央国术馆改制为“中央国术馆国立国术体育传习所”，后易名为 “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三至五年，成为我国至今唯一一所以本土体 育为主导教学内容的体育师范类高等学府。1933年，在中央国术馆的努力 下，国术成为第5届全国运动会的增设项目;1935年成为第6届全运会的正 式项目，包含拳术、器械、摔跤、射箭、弹丸、踢琏、测力等竞赛项目。1936 年，中央国术馆向第11届柏林奥运会派出“国术表演团"，完成了中国本土 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交流。抗战爆发后，国 术馆体系遭遇时艰，沦陷区国术机构停顿，非沦陷区则勉强生存，多数状况 不佳。新中国成立后，国术系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全面否定，国术体系也 随即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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