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是清代的标志之一，清朝历代皇帝或躬亲骑射以为表率，或申饬教诲以督 促官兵勤加练习，并制定了与射箭相关的制度以保证其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军事、 学校、选举等攸关国是的领域，射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清代射箭的研 究，是认识清代社会文化的关键之一。
但是，目前对清代射箭的研究却明显不足，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研究清代射箭 的专著，论文方面也多集中在对弓箭本身的形制与文物考古的层面，缺少更深层次 的分析。而且，在以往的研究中，清代弓箭往往被简单地置于火器的对立面，成为 阻碍技术乃至文化进步的陈旧遗存，一直备受诟病。实际情况则是，射箭在满汉文 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被选中，充当了保持满洲文化本色的角色，以应对相对强势的汉 文化。因此，围绕弓箭的问题，清代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本文将对射箭在 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如何发挥调适功能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清统治者崇尚射箭并不能简单看成是历史的倒退
（一）不能仅仅从时间上考量的满汉射史
满洲善射，但是，考据其历史，按照乾隆亲加厘定的《满洲源流考》的说法， 自周至隋，满人祖先在汉文文献中被称为肃慎、挹娄、夫余、百济等；由隋至辽， 称黑水鞋帽；辽至后金，称女真。《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条记载：“仲尼 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 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 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楮矢石弩，其长尺有 咫……”
这段文字说明，至迟在周代，肃慎便开始使用最原始的弓箭了。其箭用梏木 为杆，以石为嵌，长尺有咫。一般认为，咫为周代八寸。周代的一尺究竟有多长， 现在尚无定论。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的记载，周代的尺，约合今 19.91厘米至23.1厘米不等。①同时又有周代以八寸为尺的说法，但既然有“尺有咫” 之说，则八寸之说又不足信。所以一尺八寸的长度最短35.8厘米，最长41.6厘米。即 使是按清尺，每尺合今也不过32厘米，其长度也不过57.6厘米。②和清代箭支长3尺 合96厘米的长度相去甚远，很难想象，如此短小的弓箭能够贯穿鹰隼。
因此，《钦定满洲源流考》的编纂者指出：“《国语》所称长尺有咫者，指 石镰而言，而后汉书以下乃皆云矢长尺八寸。夫以四尺之弓，而矢仅尺余，恐无是
- 参考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2页。
- 参考《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447页。
'理。”①此说亦不合理，以古代的技术条件，将石头加工成长尺有余的箭缺是不太 可能的事情。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所收录的古石镰，一般都在5厘米左右，最长 也不超过9厘米。因此，称“尺有咫者，指石镰而言”，臆断成分居多。
所以说，《国语》的记载，未必可靠，但是以后各朝史书大多依此记录，皆 称：由周而至唐，皆称肃慎、鞋椅，人多勇力，善射，发能入人目；其弓长四尺， 桔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镰。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与《新唐书》的相关记载， 产生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以往的错误记载也有一定的修正。《旧唐书》明确记载， 黑水靴帽处北方，最称劲健，“兵器有角弓及梏矢”。②《新唐书》则称黑水靴鞫 “性忍悍，善射猎”，③并明确指出其所用矢“石镰长二寸，盖梏弩遗法”。④
事实上，《钦定满洲源流考》是一本典型的奉迎圣意之作。这些按照史书中的 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内容可信度 并不高，但却不能忽视其意义。 该书成书于乾隆中后期，当时的 八旗军队，已经沉溺于声色犬 马，没有了昔日的锐气，加上火 器普及，满族人日益疏于骑射。
此时对骑射源流的考证，正反映 出清统治者为挽救、维护骑射传 统所做的努力。
首先，文中勾勒出一个相 对完整的满洲射箭风俗史，这个 历史与汉族的历史并行，同样悠 久。其次，肯定了骑射是清代建 国与治国的基石，坚信骑射的风 俗能够使满洲人发扬勇武传统， 保障清王朝千秋万代。
与满族相比，汉民族拥有更 加悠久并且更加可信的射史，相 关故事和资料或口口相传，或载
- 孙文良，陆玉华点校：《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6,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 《旧唐书》卷199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 《新唐书》卷21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8页、
- 同上。
诸书册，连绵不绝。后羿、逢蒙、养由基等人的传说家喻户晓，李广、岳飞等名将 也都以善射彪炳史册。也就是说，从无文字记载的传说时代至有文字记载的历朝历 代，汉族历史中就并不缺少高超的射艺与善射的英雄。更重要的是，中国从先秦开 始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射礼”和“射育”体系，在历史的元典时代就使射艺超越 技术本身，升华至精神境界，堪称中国传统遗产中的精粹。
但是，由于新式兵器设 计制造日渐发达，弓箭顺应潮流，逐渐让位于火器。
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时序的考量，在清代崇尚弓箭这个问题上，我们极容易得 出看似无可置疑的结论：清统治者在更加先进的科技武器面前选择了早已被汉族所 逐渐淘汰的弓箭，甚至妄想与先进的火器一较高下，这种行为当然是历史的倒退， 这种愚昧的恶果，已在近现代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清政府难辞其咎。但是将这种落后的原因过于 简单化，对我们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在批判中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显然是不利的。
事实上，在“射”字的统辖之下，人们往往注意到以满族为代表的渔猎、游 牧民族和汉族的射史在时间上的演进，却忽略了 “射”本身所包含的技术与器械差 别。在汉语语境中，“射”包含了步射与骑射、弓射与弩射等内容。问题也正因此 而产生。满族的射史所张扬马步箭，其实是以弓箭为主要器械，以骑射为主的射箭 技艺；而汉族的射史则是以弓弩为主要器械，以步射为主的技艺。赵武灵王“胡服 骑射”的事例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可以说，满汉射史间存在着比表象看起来要大 得多的差别。
（二）步射、车射与骑射的差异
步射与骑射差别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骑兵比步兵在速度与机动性上占尽先机，野战争锋，汉军多有不利。这 也是最容易看到的区别。
其次，在具体技术和器械层面，步、骑差别也很大。由于是在移动中发矢，所 以会加大箭离弦时的初速度，射出的箭也更有力；而且，好的射手可以借助马力拉 开更大力量的弓。这种技术上的区别，不经过实践，是很难体会的。关于这一点， 精于弓马的乾隆皇帝曾经进行过解释。
乾隆二十七年（1762 ）,也就是乾隆帝五十二岁的时候，在一次围猎活动中， 大学士尹继善随围，乾隆命其射一疲卧之鹿，尹继善第三箭方射中鹿身，但未中要 害，且力度欠缺，鹿起身而去，乾隆引以为乐，作诗戏之：
久置驰生耳后风，偶然兰阪骤云骤、。虽抛射鹄五年阅，原屡中腐片刻中。只以
贱良众属目，笑称马步一张弓。随围 老翰催成什，橘谏相如同不同。①
此时，乾隆皇帝因臂病困扰而影 响步射，为此一直懊恼不已，曾屡次 作诗抒发感慨，但是在这些诗中他也 常常自豪地提及自己骑射时仍能操控 自如，十中八九，命中如常。尹继善 在打猎活动中看到乾隆屡发屡中，甚 为惊异，乾隆为此调侃尹继善不晓骑 射技艺，并进一步解释道：
绿营不娴驰骋，马弓之力率减于 步弓，遂有以马步一张弓夸于众者。 若我满洲则马射更为得力，故其弓较 步弓尤强，尹继善久莅外任，习闻绿 营语，因戏及之。②
不善骑射之人，因不能与马配 合，因而马上用弓力量一般小于步
弓，能做到“马步一张弓”者已属不易。乾隆以自身的例子，说明骑射之时，可以 拉开更强的弓，因而对“马步一张弓”加以戏谑，同时也明确指出清代绿营兵对骑 射与步射的认识存在误区，并且不善骑射的事实。
再次，步射与骑射在战术层面也不一样。骑射在运动中发矢，而步射则做不到 这点。因此，历史上善于骑射的少数民族军队，往往喜欢采用两翼包抄的战术。这 绝对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国耶稣会士张 诚在康熙三十年（1691 ）多伦诺尔大阅之时，看到“在两翼的骑兵展开似弯月状的 队形，好像要包围假想在我们这儿的敌军。”③这种刻意的训练，背后反映出来的
- 清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围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十，文津阁 《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6册，第164—165页。
- 清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围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十，文津阁 《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6册，第164—165页。
- 《1691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到耘窄地区旅行》，《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 189 页。
就是这种战术在战争中的应用。
其原因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原理进行解释。在实施这种战术时，我们可以把包 抄骑兵的运动轨迹看成一个圆弧，既一个圆周当中的一段。换言之，骑兵是在做一 个类似的圆周运动。假设被包
其原因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原理进行解释。在实施这种战术时，我们可以把包 抄骑兵的运动轨迹看成一个圆弧，既一个圆周当中的一段。换言之，骑兵是在做一 个类似的圆周运动。假设被包围的人也是用弓箭，那么，外围包抄的骑兵就存在两 个优势：第一，一个好的骑手，如果围着着敌人作类似的圆周运动，那么他只要保 持瞄准姿势不变，就可以轻松射中对手，而对手则要不断调整角度才有可能射中骑 手。也就是说，被包抄者相对包抄者来说相对静止，而包抄者对被包抄者来说则在 快速移动。第二，越是接近圆心的位置，目标就相对密集；反之，离圆心越远，目 标就越分散。在大规模攻击之时，处于包围中的士兵，就会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 靶子。
是不是借助战车就能解决步射在骑射前的劣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并不 仅仅是机动性的差别，借助战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汉族在骑射方面的劣势。而在 中国先秦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车猎描写，效果可能并不如我们从文献中当中看 到的那么理想。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经记载一则故事：晋大夫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出 猎，命王良为之御车。嬖奚至终日之久不获一禽，便归咎于王良，他向简子报告 说：“王良不善御车，所以不获，乃天下之贱工也。”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王良， 王良因此请再次为嬖奚驾车。嬖奚执拗不过，不得已前往，结果一朝遂获十禽。嬖 奚因又复命于简子说：“王良善御，所以多获，乃天下之良工也。”简子因此欲使 王良以后专为嬖奚驾车，不料却遭到王良拒绝，他说：“御者之法度与射者之巧力 原两不相谋。前日吾为之范，我驰驱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终日不获一禽。 今我不由正法，禽所从来，则诡道而遇之，遂一朝而获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 后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车攻》之诗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言御者范其驰 驱之法，而射者发矢必中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 小人乘，请辞。”
这则故事本来是借射御之事以说明道之必不可枉，是一种政治哲学。但乾隆帝 读书至此，对其中射御之事大不为然，长篇大论，对其进行辩驳：
北人言舟，南人言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驰射之事自应属北方射生 手，今即使北方射生善操弓挟矢立之车中，将见颠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为 嬖奚之终日而不获一禽，而谓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驰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人，御 者即范其驰驱而射者不中，御者亦无如之何也。御者范驰驱，而射者即屡中，无是 理也。且羿与由基，世所谓善射者也，使王良范驰驱以御，皆一朝而获十焉，亦得 谓之君子乎？或曰古者禽兽多而疆界平，故可以车猎，何言之甚哉！且恨御之道不 传而世无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谓禽兽多而疆界平，吾将试之，其不可行立见 矣！呜呼！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乎。
a类似这种问题，乾隆还提出过不少，比如，他还曾论证“百步穿杨” 一说中 的“杨”是指一树之叶，而非指一片杨叶。②关于车猎问题，由乾隆这样一个精于 射箭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人提出，有相当的可信度。即使按照我们一般的 经验判断，乾隆的论证也很有道理。战车上的射手和马背上的射手虽然都是在运动 中进行射箭的操作，但是战车上的射手与马背上的射手并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 原因是，战车上的射手与驾车者以及战马三个要素要达到节奏上的契合几乎是不可 能的，而且，车子碾过不平整路面所产生的不规则震动更是无法避免、但是，马背 上的骑手则有可能通过练习克服这些问题。因此，只能是地势平坦、禽兽成群这样 的理想状态，才有可能施行车猎。乾隆最后一问“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 乎”，显然是在说并无王良之事。所以，车战或车猎并不能解决汉族人在机动中射 箭的问题，“胡服骑射”的事例也算是一个佐证。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中国传统 的射箭，其道德意义已渐渐超越其技术意义°
然而，“胡服骑射”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为了应付长久以来与马背 民族的冲突，汉民族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一是修筑固若金汤的城池； 一是制造弩机与火炮。两者互为凭依。
从春秋战国开始，各诸侯国便开始修筑坚固的城墙来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相 应的，也发展出一些适合汉族军队的远程武器，在火器出现之前，这个责任便由弩 来承担。
弩很有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南方。《吴越春秋》记载：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 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 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 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大魏，大魏传 之楚三侯。③
- 清乾隆：《御制文集》二集卷35,文津阁《四库全书》，434册，第5()5页。
- 清乾隆：《穿杨说》，《御制文集》初集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434册，第355页
-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9,岳鹿书社2()06年版，第244页
另，《四部丛刊》本作“琴氏传楚三候”，无大魏之说。这则材料一方面说明 了弩与弓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弩机是南方，确切说是“楚” 的发明。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1952年在湖南长沙南郊扫把塘的战国楚墓中发 掘出来的弩，是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弩。该弩不但制造精巧，而且弩的扳机是铜铸 造的，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中，也深信弩是南方文化的产 物，并认定其在商周之前已影响到中国北方。①一般来讲，西南地区惯于用弩，北 方地区惯于用弓，历史上如此，即使在今天，这种差别仍然存在于各地少数民族相 关遗存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和地理与自然的最初影响有关，南方的密林地 形与潮湿气候都不适应于弓箭。总之，可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动下，起源 于南方的弩机在中原一带也得到普及。
由于基本原理与作战效果相似，并且在主体结构上类似，在相关的研究中，弩 一直作为弓的变体而存在，人们因此容易忽略它与弓箭之间的巨大差别。例如，在 锋晖所编的《中华弓箭文化》一书中，弩的内容就占了相当的部分。
其实，弓与弩在操作与效果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弓箭的 上箭、拉弓、瞄准、撒放要用同一个力来完成，而弩的张开、上箭、瞄准、发射则 可以分为不相关联的四个部分，因此而导致了两者在使用技术与战术运用方面很大 差异。
首先，从准确性上来讲，由于弩在发射过程中不需要用力维持弩臂的形变，从 而更利于射手在运动中的瞄准，这种特性对于骑射技术落后的汉族部队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
其次，以力度来讲，由于张弩的过程被完全独立出来，除了双臂之外，弩还可 以用脚踏，并可以由多个人，或者用杠杆原理来完成，因而可以制造出越来越庞大 的床弩。大型的弩在力量与射击距离上要优于弓箭，更利于步兵和守城。
再者，由于弩所具有的“望山”兼具瞄准器的功能，加上箭槽的作用，有利于 提高命中率。
另外，弩可以使上箭与发射的动作分开，从而使军队实现集体共时瞄准，达到 “矢道同敌”，摧毁目标的结果。战国时期著名的马陵之战对弩的这种用法便是一 个很好的注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载孙膑“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伏击 庞涓，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这并不能说在战争中凭借弩可以完胜弓箭，因为在机械性能方面的提 高，是以机动性和射击频率为代价的。在训练有素的射手面前，弩与弓势均力敌。 而在总体的功能与作用上，弩偏向于被动的防御，而弓偏向于主动的攻击；又由于
-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6年版，第98页。'中原政权对弩的严格控制及制弩的较高技术要求，使游牧渔猎民族难以对弩进行大 量仿制。因而形成了汉族军队对弩的依赖，这种情况，至晚延续至明朝。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弩，是对付匈奴骑兵的最有力武器，同时也为弩与骑兵、 骑射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至汉代，弩成为战争中攸关胜败的利器。汉文帝时期， 晁错曾经比较过汉军与匈奴各自在军事上的优势。他说匈奴人有三项优势，其中之 一就是匈奴骑兵可以险道倾侧且驰且射，而中原骑兵却短于此技。①景帝时期，一 中贵人（宫内官名）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他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遭 遇三个匈奴射手，双方交战，随从骑兵大部分被射杀，中贵人被射伤，后来幸得 李广相救得以幸免。匈奴骑射强悍，可见一斑。②但是晁错也认为，汉军大约有五 项优势。其中有三项与弩有关，一是“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是指中国的弩射程远于匈奴的弓；二是“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 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即各种兵器相互配合，以骑马之弩兵游击；三 是“材官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是说汉朝有万弩齐发的 优势。③
图3 宋代守城弩台（《武经总要》）
汉代军中有强弩、积弩将军之名，可见弩的使用普遍，地位尊崇。连射艺高超 的李广在紧要关头也要靠弩解围。《汉书•李广传》载，在一次对匈奴的战争中：
“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
人，胡虏益解。”④据 颜师古等人注，大黄是 一种角弩。当时情况应 该是李广命兵士为弩上 矢，再递于李广并由其 完成射击。这种使用弩 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弩 机张弦与发射相互独立 的优势。
两晋与南北朝时 期，大弩空前盛行，军 中与仪仗及武官考试皆
用弩。《晋书•舆服志》记载中朝大驾卤簿内有：“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 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①当时，马隆请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钩，弓四钧， 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②义熙六年(410)十二月，刘裕击卢循，军 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成为决胜的力量。③
隋唐时期，弩机种类更加繁多。据《唐六典•武库令》记载：唐代弓之制有 四种：长弓、角弓、梢弓、格弓，分别为步兵、骑兵、近射、仪帐使用；而弩的种 类超过了弓，有七种：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 伏远弩。④唐代骑兵也用弩，并且制定了相关考核赏赐方法，“凡伏远弩，自能施 张，纵矢三百步，臂张弩二百三十步，皆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 中；单弓弩一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⑤另外，唐还有守城大弩静塞 弩、连弩、摧山弩等。
宋代以后，火器出现，但弩的使用非但没有减少却呈现出繁荣。《玉海》卷 一百五十所记宋代射远器大部分为弩，相比以前，宋弩在追求弩的力量与射程上用 功极深，数人同发的床子弩等大量出现。并且，弩本身也往往被冠以弓的名称，如 神臂弓、克敌弓、强远弓等。据记载，熙宁年间于玉津园验射神臂弓，“二百四十 余步，穿榆木没半杆。”⑥相比于“百步穿杨”的弓箭，这些弩的威力显然更大。
入明之后，随着火器的日益繁多，弩逐渐衰落，至明末已经基本为火炮所取 代。明人丘浚曾作《器械之利》论曰：“今世则惟用弓矢，而所谓弩者，队伍之间 不复用矣，意者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故不复置欤！ ”⑦可见，在明代弓矢仍然 存在，而弩则基本被火器取代。不过，综观中原地区由汉族统治的王朝，虽然弓矢 未被废止，却随着弩机与火器的兴盛而日益衰落，在射远器上总体呈现冷热兵器交 替的趋势。
从秦代的弩兵方阵至汉代的“材官”，再到宋明时期各种各样的大型弩机， 以及相继出现的早期火炮，都可以证明，虽然在汉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的儒学当 中，射礼虽然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军队中，弓箭则不断被边缘化。与之不同的 是，弓箭一直都是游牧与渔猎民族最基本，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武器，除了在制造的 技术与材料上进行提高，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女真一直以骑射闻名天下，但是，
《晋书》卷25,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页。
《晋书》卷57,第1555页。
《宋书》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页。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1页。
《新唐书》卷50,第1327页。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4页。
明•黄训辑：《名臣经济录》卷44,文津阁《四库全书》，152册，第352页。 直到1599年，建州女真炒铁成功，用铁制箭镰取代了原来的鹿角等材料的箭镰，才 真正将弓矢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①
二、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骑射：满洲的文化根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在兵器的使用上，是向着精巧、省力、 复杂、大型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对操控者本身素质的忽视；而满族则是 对单一兵器的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操控技术与操控者本身素质的较高要求。这 两种不同发展轨迹的形成有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基于农业生产而形成的汉文化 是一种平和、细致、防御型文化，而基于渔猎生活的满文化是一种质朴、勇敢、进 攻型的文化。在军事对抗中所表现出的满汉兵器、战术、战略的区别，其本质还是 一种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 )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中总结出适用于各种文化的10种基本信息系统，包括：互动、联 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②也就是说，这些信息 系统关联着一个文化的整体，是区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能够相互交流的基本切入点。
在满洲文化中，射箭几乎与十种基本信息都有紧密的联系。弓箭在满洲人的 社会中，既是武器，也是劳动工具，射箭活动是教育、休闲、交流、团结的主要方 式，同时也是满洲男女两性区别的标志之一。例如，满洲旧俗，对新生婴儿，重视 区分男女。如生男孩，则在门楣上悬挂一张小弓和三只小箭，预祝新生儿将来成为 一个好猎手；如生女孩，则悬挂一条红布，象征吉祥。乾隆帝曾说：“生为男子， 一切皆应务实，习技艺、服劳苦则有益于身，且筋骨强壮，疾病自少……愚人好 逸，不学技艺，以致畋猎军旅、盔甲弓矢、罔知修缮，惟于筵前修饰衣服是务。身 系男子，与无识之妇女何异！”③
因此，弓箭其实是满文化中最为关键的结点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乾 隆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列骑射为国俗第一，其次才是政教文字、祭祀典礼、官 制语言等。而在汉文化中，文教才是核心的内容。这就造成了满汉文化在产生冲突
- 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5年 第12期。
-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清高宗实录》卷143,《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1()册，第1()58页°
时，在文化的核心形式上缺少共鸣。
德国汉学家魏复古曾经提出征服王朝的理论，将辽、夏、金、清均视为征服王 朝。这些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统治时要面对巨大的民族差异。可以想见，满洲以一 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华泱泱大国，除了面对种种社会问题 之外，还要在根本上防止失去民族文化本位，并保证赖以统治的武力基础。在这样 的情况下，满洲引以为傲的射箭传统就成为平衡满汉文化的成码。
清朝的缔造者之一皇太极对于汉文化甚不以为然。有史学家提出，在是否要入 主中原的问题上，皇太极曾一度犹豫不决，多次向明朝表示议和的意图。其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 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 手自娱’之徒。”①
崇德元年（ 1636）,皇太极曾号召众王、大臣读《金世宗本纪》，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吸取金亡教训，勤习骑射，勿效汉习：
……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 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 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 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 亡，乃知凡为君者就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②
应该说，过度的汉化是每个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国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金 朝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统天下的大业也摆 在了皇太极的面前。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曾经多次劝皇太极改满洲衣冠，效法 汉人服饰制度，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争论C皇太极对此并不认同，并严厉告 诫群臣。在皇太极看来：“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 人何以异耶？ ”③
相比于皇太极，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对汉文化的认识 更加复杂，他们本身既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学习，对汉族的人生志趣也十分着迷， 但依然恪守祖训，首重骑射，乾隆甚至将皇太极的训诫刻碑四通，分别立于紫禁箭 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八旗教场，“使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
- ［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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