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选择、融合以及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等 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自甲午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汪湖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119页，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1。

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6。

战争结束起，败北的中国开始了“双重的觉醒”，即“一方面觉悟到要向西方学习， 另一方面又觉悟到要向日本学习如何向西方学习”①。因此，中国近代开始的 “西学东渐”，既有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西学”，又包含以日本为中介，向中国传播 的经日本消化、改塑、创新之后的“日本化的西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博弈中还 包含了中日文化交流，它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两种思想的碰撞

西学东渐，引发了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转变。中国近代体育的 形成与发展，既受到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又因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激荡而 凸显独特的性格。两种体育思想的碰撞与交织，铺陈出迭经波折的中国体育从 传统走向现代的娉递之路。

晚清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深刻地体会到了 作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成果一一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在面对近代 西方文化挑战的同时，数千年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民族危机。在救亡图存的意识启发下，洋务思潮在开明的清政府官僚及知识分 子中泛起，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开始了学 习西方的军政改革。其中，在新式军队的筹建、军事学堂的设立、西洋兵操的引 进等军制改革中，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萌发了国人的近代体育观念，并 形成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②的近代体育思想。由此可 见，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初创是以“卫国”、“强兵”为目的来接受以兵式体操为主 的西方体育的。该时期的西方体育,仅仅是作为一种军备手段在器物层面开启 国人粗浅的近代体育观念。

甲午战败，“富国强兵、变法图强、发展工商、改革政宪”的维新思潮开始涌 动，改革“从注重器用的改革，上升到注重制度的改革;从关心社会政治、经济活 动的现代化，上升到关心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③，它推动着 近代中国体育向教育领域延伸。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西洋体操

彭定安:《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1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体育科学》,75页，2005年第5期。

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19页，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引进学校教育，在中国学校体育产生的同时，也催生了“军国民教育”之体育思 想。在维新派启蒙教育的作用下，军国民体育教育开始作为“强国强种”、“尚武 救国，，的重要手段而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主流

从戊戌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面临着世纪之交的选择。在这个早期现代化 的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向选择与所面临的困顿如影随形。于是,“古典 的、近代的和现代的，作为历时态的三种人文精神,便奇迹般地压缩在这个时期， 发生猛烈碰撞和相互作用，变为一种共时态的存在。与此同时，英国模式、美法 模式和苏俄模式也相继撞入了中国思想界，并转化为行动实践”②。近代中国体 育思想的发展亦在两种迥然不同的中西方体育思想的碰撞和交织下得到推进。 戊戌政变之后，一方面,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在军事抗战、民族危机意识的自 觉及尚武教育的提倡等时代背景下获得强化，并推演成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体育 思想;另一方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则通过其 先进、绵密的组织系统在中国迅速扩张而奠定基础,并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实 践中获得发展。而上述两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是在模仿外来文化和振兴本土文 化的过程中展开的。

清末民初，盛极一时的模仿日本的兵式体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军 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逐渐衰落而宣告式微。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代表 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崛起。1919年5月，美国学者杜威来华讲学，并极 力宣传战后盛行于欧美的以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 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仿美风潮③;而中国体育界也在麦克乐、葛雷等来华体育 学家和吴蕴瑞、袁敦礼、方万邦等海外留学归国的体育学者，以及基督教青年会 等体育社团的倡导、影响下，积极吸收这种代表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想,

程文广：《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发展论纲》,20页，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2007。

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一五四）》,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曾瑞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之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287页，台北，启英文 化事业有限公司

从而确立了民主主义的体育观，使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得以迅速发展①。这种融 自然主义体育与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相结合的体育思想，通过以自然活动的内容 与符合教育原理的教学来达成培养身心健全之国民的目的，并且具有诸如竞争 性、趣味性、娱乐性等典型的西方体育特征和易于普及、传播的优势，对尚武教育 的军国民体育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因此成为该时期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重要 基石。然而,这种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所提倡的竞技运动，在操作层面上也容易造 成“选手制”、“锦标主义”等弊端②，在遭到传统体育学派诟病的同时，也激起了为 对抗西方体育之侵袭而展开的对传统体育的反思，并且在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 作用下，推动了代表传统体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美国民主主义体育思想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思想和以国家主义体育思想 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思想之间的碰撞、对抗、纠葛、并立，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 体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它既反映了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在文化选择上的自觉意 识、积极态度及艰难程度，也为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向之争预留了伏线。

（三）两种体育的论争

如果说“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激起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和发展的“东西 方文化”大论战的话，那么在体育战线上的回响，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及其之后近20年间持续引发的关于探寻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方向及路径的 “新旧体育”或“土洋体育”的论争上。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在思想界掀起一股空前的解放运动和文化重构运动，也 促发了教育界对兴学以来的教育宗旨和目标的反思，在从“尚武教育”的张扬渐 入“体育真义”的探讨中，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对立于“如何取舍中西文 化”问题的两端，“新旧体育”之争火花四溅。

以国粹主义体育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支配下,

曾瑞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之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342页，台北，启英文 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王建台：《自然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418页，台北，启英文化事业有限公 司，1996。

主张“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取代西方近代体育形式的主导地位”①。他们在通过 对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重新审视之后认为，“我国拳术以美术技能之 兴趣，引人入胜锻炼身体，能使全体内外身心二者平均发育”，是“最良好之运动 法”。②在对武术的认识由“致用之志”向着“卫生之方”观念转变的同时,对西方 近代体育大加挞伐，批评西方体育是“类似卖艺的杂耍，缺乏实质内容;是偏重肉 体的体育，而非全面的体育"③。此种在提倡传统体育中存在的民族沙文主义的 倾向,遭到了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强烈批判。鲁迅率先在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随感录第三十七》,嘲讽马良等“教育家”们的“新武术”借 “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④的虚妄假托来宣传武术，本质上 与清代王公大臣提倡的“义和拳”一样是封建文化。继而在该杂志上以《拳术与 拳匪》为题，对“新武术”在得到官方认同的情况下，极易发展成为一种带着“鬼道 主义”的“社会现象”表示担忧而进行批判。而陈独秀更是对“新武术”持完全否 定的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青年体育问题》，指出“练习拳术不但有悖于生 理上'平均发达的原则'，而且,心理上'助长恶思想'”⑤，从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的立场，明确表达了反对青年练习武术的观点。

这场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新旧体育”之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 体育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传统体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西方近代体育的认识, 但又因保守的文化心理，使其“对自身的转型缺乏理论认识上的自觉，对西洋体 育的价值系统又所知甚浅，便不得不徘徊于新旧文化之间,理念上经常表现为一 种土洋纠结、莫衷一是的矛盾状态”⑥;而力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知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 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鲁迅:《随感录第三十七》，《新青年》,1918年第5卷5号。

陈独秀:《青年体育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7卷2号。

马廉祯:《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体育科学》,2011年第2期。 识分子，则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打破“宗教上、政治上、 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将这 个教育领域新旧身体文化的碰撞进行调适并引向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流，即全面 学习西方体育文化的轨道上来。虽然他们对“新武术”进行批判的初衷是合乎中 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但是忽视甚至否定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因 此，这场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新旧体育”之争，并没有在学界形成一个共识，也没 有取得广泛的社会效应。

20世纪30年代，在历经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和洗礼之后，在相对稳定的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体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摆脱了单纯 模仿日本或欧美的模式,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然而,在九一八事变所激发 的民族抗日救国情绪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首次参加第10届奥运会即遭失败的这 一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激化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论战的导火索，中国体育界开始 了新一轮的“土洋体育”的论争。

此次“土洋体育”之争分成两个阶段，理论色彩较为浓重，文化保守主义者、 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折中调和主义者，均站在各自的立场就中国体育究竟应 以“洋体育，，（西方近代体育）的形式还是以“土体育，，（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的 形式来作为中国体育发展主流的问题进行争论。以《大公报》及中央国术馆馆长 张之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认为,中国体育犯了盲目模仿西洋、妄自菲薄的 错误,是误入歧途;西洋体育有“消磨时光”、“运动过度”、“器材昂贵”、“眩于欧 化”等种种弊端，而传统体育内容丰富，有“却病延年之宏效”、“费用便宜”、“适合 救国时势所需”等效用，应“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走以武术和养生术等为 主的传统体育路子，公开提出“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②的口号。以谢似颜为 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对此予以强烈反击。他认为体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增进 人类幸福,提高工作效率，使人格高尚，兴趣浓厚,并养成适应于文化社会的生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1918年第5卷2号；转引自李侃、李时岳、李德正 等编著:《中国近代史》,4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郝勤:《体育史》,322—323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活''①。而“土体育”派所谓的却病延年、锻炼筋骨只是体育功能的一部分，并非体 育之真义。其提倡洋体育、轻视土体育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以吴蕴瑞、方万邦等 为代表的文化调和论者，则站在折中的立场对上述两派的争论发表看法，他们指 出:“在论争中有两派，一派是闭关主义，一派为开放主义，两者都有误处。不能 因其国粹而提倡之，亦不能因其舶来而鄙弃之，当以其是否合乎生理心理及个人 社会之需要而定其取舍之方针。”②并认为“推行体育固然应根据'国民性和国 情'，但不能拒绝学习外国体育的先进成果”;“凡不背科学原则，及适合人类天性 之种种体育运动，不以其来源之不同有所轩牲。……深望全国国民，对各种身体 方法，抱择善从之之态度，毋分新旧中外”。倡议学界应以客观、科学、公正、合 理的态度来看待土洋体育的问题。

1932年8月召开的全国体育会议通过了修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该方 案体现了论争所取得的阶段性共识，即中西体育应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地发展， 并号召“国内体育家对于国术应加以深切之注意与研究，而国术家对于近代体育 及其基本之学科亦须有相当之认识，此实为发扬及研究国术之必要途径”④。此 后,我国体育学者方万邦、邵汝干、程登科等人在总结前一阶段“土洋体育”论争 的同时，还将其深化为中国体育发展方向与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 “建设民族本位体育”⑤的共识。不过在具体的施行方式及策略上，仍然存在着 “体育教育化”与“体育军事化”两种体育观念的分歧。

上述关于中国文化转型初期的两种体育的论争，表面上看是两种体育方式 的选择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中国体育要不要融入世界体育主流以 及中国体育的目标取向问题，当中也直接涉及中国传统体育如何转型的问题。 论争深化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识，并对中国传统

谢似颜:《评大公报七日社论》，《体育周报》,1932年第8期。

吴蕴瑞:《我看今后的国民体育问题》，《体育周报》,1932年第8期。

郝勤:《体育史》,324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杨祥全、杨向东：《武术体育思想史简论》，《体育文化导刊》,2009年第2期。

邵汝干:《建设民族本位的体育》，《体育杂志》,1935年第1期。

熊晓正、陈晋章、林登辕:《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 年第4期。

体育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加深了对体育本质的认识;其次是促进 了传统体育的现代化、科学化进程，促进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加速了中国 体育的国际化进程，并对当时的中国体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次是 促进了对中国体育发展目标和方式的认识，并为制定中国体育政策打下了 基础。

三、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积极成效、历史困顿与现实 反思

（一）从“抗争”到“融合”的现代体育转型

“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伴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传入，在理念上与以武术 为主的中国传统体育大相径庭,对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而言,既要顺应时代发展 的趋势，完成向“世界”性体育的转变，又要维护自身体育文化的民族特性。因 此，中国传统体育在与近代西方体育对接并向现代体育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从 被动到自觉的渐进性特征。而民族传统体育在步入近代的初始，在与西洋体育 交会之时,大多表现出在守护中国传统体育的民族心理作用下的文化抗争，其中 最为突出的便是“中华新武术"的初创。

1911年，时任陆军第九协将领马良，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在山东共同编辑武 术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②《中华新武术》有两个特点:一是打破旧武坛的 门户之见，取传统武术动作为素材，借鉴西洋兵式体操的操练方法，分段分节地 配以口令,制定出团体教练法;二是改变了武术原有的师徒相承的单一传授方 式，吸收西方体育的训练原则，使新武术从内容到教法都具备了成为学校体育课 程的可能。③马良创编《中华新武术》之举,实乃以西洋体育的外在形式来改良 传统武术，冀以保存国粹的同时,寻求传统武术之现代发展。此时适逢民国初

谭华:《70年前的一场中国体育发展道路之争》，《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7期。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329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331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年，教育初兴，作为军中将领的马良把几经修订且被定为军警必学之《中华新武 术》适时地向学校体育领域推进，得到不少主张尚武思想和军国民教育人士的支 持。于是，自1915年起,《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①、《推广中华新武术建 议案》②等有关将武术列为学校体育课程的议案纷纷递向教育等相关部门，这表 明学校教育开始重视武术教学的主张，而教育部也采纳了将武术列为学校必修 科的建议，武术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依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6月对全 国16个省的40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调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只在课外 开展的占22.5

客观而言，马良借鉴西方兵操的体育形式来改良中国传统体育，并极力将武 术推向军队、学校的举措，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转型以及社会化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其立足于肯定传统武术价值的同时，敢于推陈出新，删繁 就简，转换因陈守旧的传习方式以适应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使武术的普及和推 广取得了良好实效。这既反映了改革所带来的较为积极的社会效应，也反映了 当时致力于使武术成为中国固有的体育内容以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民族文化 心理。然而，作为一名北洋旧将，马良缺乏改革的远见卓识，特别是对于新文化 运动背景下的新旧思潮的认识缺乏清晰的理论定位，其武术改革过度依赖政治 资本，过分强调军事作用，以至于国粹体育沦为旧军阀复辟势力的附庸,成为抵 制民主新思想的政治工具，最终因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结构及形态转变的发展环 境而走向衰微。

在马良等将武术推进学校教育领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使民主与科 学的“近代精神”得到提倡,这进一步压缩了作为“国粹体育”的传统武术的生存 空间，也刺激了社会上不少武术组织在具体行动和举措上表现出与西方体育的 冲突和对抗。其中，民间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机构和研究组织的不断涌现，便是

《教育部训令各校添授武技》，《大公报》,1919年4月23日。

《特别记事》，《教育杂志18年第10卷第11期。

易剑东、武冬:《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面向21世纪的中国武术》，《体育文史》, 1998年第2期。

具体的表现①。无论是霍元甲、陈公哲于1909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李瑞东、 马凤图等于1911年创办的“天津中华武士会”，还是许禹生等于1912年创办的 “北平体育研究社”，陈微明于1925年创办的“致柔拳社”等社团组织和机构，均 以宣传、推广武术为宗旨，他们创办的初衷大多出自对传统武术存续和发展的的关 心，其中不难看出一些自发抵制西洋体育的端倪。此外，西方奥林匹克运动影响 的日渐加深，激发了长期因政治和军事上受挫的国民积极参与体育竞技求胜的 心理,加剧了以彰显民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抗衡的诉求。其 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的发起和举办。 此次全国武术运动会是由政商、教育、新闻、宗教、武术等各界人士共计128人联 名发起的，于1923年4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举行，参会选手与到会人员共计近 5000人，不仅集中地展示了以中国武术为主体的本土体育形式，而且极大地促 进了武术界在拳种、理念、组织方法上的交流，堪称中国近代本土体育发展中最 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②。上述借鉴西方竞技体育方式来促进中国武术竞技开展 的举措，使人们对武术的价值认识逐渐从军事、技击实用层面扩展到教育、健身、 娱乐、竞技等层面。武术的价值、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挖掘,直接促发不少武术社 团通过武术竞技的方式向社会宣传武术，有力地推动了武术的社会化和体育化 发展。从推广范围、推广人数来看,仅就精武体育会而言，至1929年，该组织在 国内外的分会发展到42个，会员超过40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结束了长达16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 政体一统,国民新政出台，“以复兴民族为先，以巩固革命力之政权与国民政府之 治权，以达中国民族之独立自由”④为愿景，确立了重视培养民族精神、国民体力 的体育目标,孕育了体育军事化及本土化思想。在此环境下,武术得到重视，并 纳入政府管理系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1928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央国术馆。中

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109页，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马廉祯:《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回族研究》,2012年第1期。

杨建营:《20世纪武术发展总体走势的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7期。

徐元民:《战前十年的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504页，台北，启英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1996。

央国术馆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西北军驻南京全权代表张之江发起筹建，并得 到一众国民政府要员的支持。该馆由政府直接指导，由财政部拨给经费，以“提 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组织开展国术国考、武术教学、编辑出版刊 物和武术出访、交流等文化、体育活动。①至1933年底，中央国术馆发展成为一 个包括24个省市级国术馆、300多个县级国术馆的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国术系 统。②至此，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武术，在与西方体育的冲突和对抗中，于20世 纪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以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民间武术社团和以中央国术馆 为主体的政府教育机构的武术组织管理体系,在技术、制度层面向传统武术的现 代复兴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由于该时期武术的发展一方面受政府决策的行政主导意图较为明显，武术 成为最节省经费的军事手段，且服务于自卫卫国、复兴民族的目的，是执政者军 事、教育救国的体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西方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体育 思想在社会上、教育中的进一步渗入,使中西体育思想的碰撞加剧，并且在九一 八事变及中华民国奥运之旅首战失利等一系列军事、体育事件的影响下，“土洋 体育"之争爆发了。这一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向之争,虽然各家言辞激辩, 结果仍旧存在分歧，但是为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契机和 思路,引发了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问题的反思:传统武术如何在西方体育 的观照下发现自身的价值和功能,拓展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空间”，以便“择善 从之”地去适应现代体育之发展？这对武术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积 极的意义。事实上，不论是精武体育会这种民间形式的武术社团,还是中央国术 馆这种国家形式的教育机构，在操作层面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借助西方体育 文化及管理形式来进行自我改造，以图民族体育文化再生。曾经担任中央国术 馆理事会会长一职的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先生，就是主张武术与西方体育“相辅而 行”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6月20日举行的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典

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国难中的体育事业”的演说，其中谈道:“近代的欧美更注重 身体的锻炼，他们把良好的身体，当作一切事业的根基。……中国许多年来，古 人遗留给我们的珍宝——国术,有衰微的趋势，而从欧美国家学来的新的体育， 又还没普遍;所以，政府才建立中央国术馆，并设立体育专科学校,培养国术和体 育的干部,提倡重视体育的风气，普遍地去锻炼国民的身体，使国民能有坚强的 体格，好担负艰苦繁重的工作，完成伟大的事业。国术和体育是可以相辅而行 的。国术着重个人的训练，它的长处在于经济方面少花费,随地都可以找到练习 的场所，因之极容易普及全社会。”①身处军政要职的冯玉祥将军的这番讲话，既 反映了在武术发展问题上应该采取“向下扎根、力求普及”的平民化原则,也表明 了在内容及方法取向上可以“借鉴西方，择善而从”的态度。

在冯玉祥将军的影响下，张之江等人的体育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对西方体 育的认识也得到了提升,这对中央国术馆后期的国术改革是大有裨益的。中央 国术馆在成立后从军旅武术的实用之效出发,参照西方体育模式改革国术，开展 与日本剑道、柔道等武道交流,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改革，不仅以欧 美体育为镜鉴，而且积极地以东洋武道为参照，并非偏执于因民族主义情结而一 味地与西方体育抗拒抵捂，而是彰显出兼容并蓄的文化大国风范和热情、积极的 学习心态。

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从马良创编《中华新武术》折射出新文化运动期间 的“新旧体育”之争，到张之江倡议“武术救国”所引发的“土洋体育”论争，再到冯 玉祥主张“国术与体育相辅而行”所表现出的“西方体育本土化与传统武术体育 化”的思辨，能够看出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武术，在直面现代西方体育文化 的冲击时，表现出的从对峙到包容,从固守到选择性接纳，再到融合的渐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武术的价值和功能有了一个递进的认识，并且在西方 现代体育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推动武术发展的体制和政策。但是, 与西方体育的本土化进程相比,武术的体育化发展仍旧迟缓、艰难，特别是日本

《冯玉祥选集》，上册，转引自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335-336页，北京，中华 书局，2007。

帝国主义策谋“七七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使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改革发展受 到严重打击,传统武术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也在日寇侵华战争的枪炮声中戛然 而止。

（二）从“模仿”到“迷失”的发展困顿

随着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新立，中 央人民政府就把发展体育事业摆上了议事日程，提出建设“新体育”的要求。①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指出：“改善人民 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②尔后，无论是学校体育 领域借鉴苏联模式制订的《劳卫制》，还是竞技体育领域推出的“举国体制”，都体 现了“体育工作必须积极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③的宗旨。武术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的 同时，也打上了明显的政府管理行为的印记。体育部门依据“应该对打拳、摔跤、 刀枪棍棒等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新体育很好的一部分''④的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对 武术的探索。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主导下，武术参照现代西方体育制度逐 步建立起全国性的表演、竞赛、训练体制，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开始提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术改革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值得褒扬的亮 点，比如1953年在天津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就是一次实效与 评价俱佳的武术现代化改革的尝试。此次大会虽然借鉴了西方体育竞赛的体制 和模式，但也非常注重对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续存,不仅保留了中央国术馆时期 “国术考试”的某些特点，还审时度势地增设了一些适应现代民族体育政策的少 数民族体育项目，突出了较为浓厚的民族特色，也使西方的“现代性”与传统的 “民族性”相得益彰。然而,此次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会的举办，尚属于建国初期 武术改革的实验和探索性质，在较强的政治导控性作用下,武术自身发展的指导

郝勤:《体育史》,376—377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夏书宇、巫兰英、刘薇:《中国体育通史简编》,27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夏书宇、巫兰英、刘薇:《中国体育通史简编》,27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易剑东、谢军:《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面向21世纪的中国武术》，《体育文史》, 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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