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显得较为薄弱。再加上该时期的武术指导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左”倾思想， 武术受到“收缩和整顿”，这对民间武术的正常开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 此，原本极具潜在发展导向的民族形式的武术大会，只能成为新中国武术发展史 上的“惊鸿掠影”，在“一瞥”惊艳之后便趋于委顿，空余遗憾。

上述民族形式的武术运动会的“闪现”与“消遁”，让我们不得不检讨武术现 代化进程中的偏颇与得失。客观而言，对现代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模仿、借鉴和 参照,推动了武术竞赛机制、竞赛规则以及教学、训练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化、规范 化、现代化发展。但是，在“游戏化、简单化、规范化”的西方体育原则的统摄下, 如果没有对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形成具有指导改革实 践的方略作为指引的话，那么武术的现代改革很容易走入“唯西方化”的误区而 丢失武术的文化本位。事实上，在具体的指导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足以影响武 术偏离正确发展航向的思潮和路线。特别是武术竞赛活动中，就存在着对所谓 “唯技击论”的批判声，并导致武术管理决策出现过激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 使传统武术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打压，它“将所有对抗项目一刀砍掉，其他 原属于'国术'体系的许多项目均遭到摒弃,结果只剩下形影孤单的拳械套路演 练一种形式。进而又以体操为模式，推出'国家规定'的以所谓'长拳'为核心的 '竞技武术'体系，实际上是用某一两种民间通俗拳法的风格一统中华武坛，使武 术进一步体操化、舞蹈化，以至杂耍化”①。这种在“左”倾思潮影响下通过行政干 预的手段将武术朝“唯套路化”路向发展的做法，不仅使竞技武术的发展深陷模 仿西方竞技体育的泥潭，而且使传统武术的传承遭遇带着文化专制主义色彩的 “建设性破坏”，并引发了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现象，这一点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尤 为明显。

“文革”期间，竞技武术又被称为“样板武术”，隐喻其有与样板戏一样的政治 背景。②作为与民间传统武术相对立的“红色武术”，因批判武术界的“封建主 义”、“复古”及“孔孟之道”的“左风”泛起而获得政治扶持，传统武术则备受压制。

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371-3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程大力：《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文化导刊》, 2003年第4期。

武术现代化异化为以长拳为“样板拳"的“一枝独秀”，在控制现代武术的话语权 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武术在其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技术上的“百花 齐放”和理论上的“百家争鸣”①。于是，竞技武术以现代武术自居，而传统武术则 被漠视。没有了对抗性形式的技击内容的规制和指导，竞技武术逐渐远离“技击 性”的文化本位，朝着诠释现代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高、难、新、美”的套路演练 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加剧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再度启 发了体育界、武术界人士对武术本质的认识和思考,而国家体委颁布一系列关于 新时期开展武术工作的文件，表明国家对武术的高度重视。其中,对武术的挖掘 和整理工作，反映了武术管理部门把处理好保持武术固有的特点与现代化进程 的关系作为武术发展的目标来实施，对于长期遭受压迫而处于边缘化的传统武 术而言，可谓迎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机会。在具体的武术指导工作 中，一些决策者确实对武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可是，竞技体育的“举国 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竞技武术为主率先走向世界的政策倾向性，使得 传统武术的发展相对缺乏政策上的有力扶持。加上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和定位缺 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其复兴只能流于形式，继续游离于武术管理体制之外，最终 导致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分道扬镰:传统武术因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沦落为 “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②;竞技武术虽有政策扶持，却“迷失”于 对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模仿中，舍弃武术“练打结合”的技术传统之本源，偏执于 追求反映西方体育价值向度的“中国式体操”和“拳击加腿”的现代竞技体育范 式，导致传统武术技术体系被生硬地剥离、削减、肢解成“练打分离”的“套路”和 “散打”两个互不相关的现代竞赛项目，以技击为核心、“练打一系”的文化内涵被 消解,趋向于浅薄化发展。

（三）“全球化”语境中的现实反思

21世纪之初，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教

戴国斌:《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研究》，《体育与科学》,2004年第1期。

程大力:《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溅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文化导刊》, 2003年第4期。

文化等领域保持着持续的高速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奏响了“民族复兴"、“文化立国”的时代强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中西 方体育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可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代 表的武术，却在家门口遭遇了被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体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拒 绝“入奥”的尴尬。这对于推行了 40多年的以模仿、借鉴西方体育竞赛模式为主 导、以竞技武术为主体的当代中国武术而言，无疑是一次尖锐的反讽，也可以说 是对武术从“模仿”到“迷失”的现代化困顿的最佳注脚。正是这次“入奥”的失 利,给我们对西方强势体育文化模仿的“狂热”注入了一支“清醒剂”，促发我们对 当前武术改革和发展进行反思与检讨。

笔者认为，在体育文化领域，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体育文化，自近 代“西风东渐”以来，以其强势的“现代性”特征，成为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蓝 本”，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促进了传统武术的体育化进 程，使传统武术在现代化转型中挖掘和拓展了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并推动武术体 系的科学化构建。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为西方体育的内涵贴上了实用 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标签，因此，西方体育的思想、制度、方法、模式似乎也成为中 国武术现代化改革的“合法性”依据。于是,竞技武术以现代体育运动的形式从 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中“脱颖而出”，并在行政干预下获得发展的优先权。但是, 这种在西方体育形式和规则影响下的竞技武术，只是简单、机械地对西方体育文 化的模仿,并非真正体现中国武术文化的竞技内涵。而竞技武术在为现代体育 所同化的过程中,尽管在努力地按照现代体育竞技运动的标准来改造自己，却没 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究竟该以怎样的方法去顺应与自身本位文化差异显著的西 方文化的同化。加上行政指导的偏颇，竞技武术在,'文化模仿”中逐渐丢失了自 身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不仅被改造得“非驴非马”，以致遭遇“入奥”被拒的尴尬, 而且因此付出了“传统武术”被边缘化的沉重代价。

历史经验教训提示我们:“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容置疑的典 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性是中华武术的身份认 证和文化认同，倘若抛弃了民族性，中华武术就必然丧失话语权,失去独立存在

的价值，蜕变为毫无文化旨趣和历史积淀的运动项目。”①

四、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启示

在西方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世界各民族体育的生存空间在文化同质 化的趋势下受到了挑战和挤压，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的诉求越发迫切。文化认 同理论提示我们:西方体育文化从“西学东渐”到席卷全球，“一方面导致世界范 围的文化同质性增强，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认同得到强化， 后者的实现来自处于文化低势位的民族的文化自觉”②。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 认同在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外来文 化选择中的价值认同是左右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理论推演，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路向选择有两个:其一，继续接受 在奥林匹克文化强势统摄下的西方体育文化思想、制度、范式等的同化，以“求 同”的形式实现现代化转型;其二,强化武术的文化传统，通过保护与改革来继承 和发扬传统武术，走民族本位的武术发展之路。简言之，前者是“求同”，后者是 “求异”或者“存异”。

但是，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中曾走过的弯路和陷入的误区提醒我们，“求同” 形式的现代化变革让我们吃了不少亏，因为中国武术从内涵到形式有着厚重而 深蕴的东方气质，个性十足，本来就是与西方体育文化并立于两端的文化体系。 如果为了“入奥”或跻身现代“主流”而削足适履，甚至“拆肢卸骨”去屈尊奉承，不 但武术的文化内涵会被削减、文化体系会被解构、文化品位会被降格、文化地位 会被边缘化，而且中国武术会在他者的文化话语体系中迷失自我,丧失民族文化 自信。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在西方体育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武术“求同”的一体化 发展容易导致我们民族文化的失位，回归民族本位体育的发展，才是中国武术现 代化转型的导向。

王广虎、陈振勇、冉学东:《中华武术发展方向的重申与再释——对中华武术“申奥" 的反思》,《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60-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郑晓云:《文化认同论》,16—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要保持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坚持民族体育的本土化发展。对于 中国武术的发展而言，必须重视对传统武术及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如今,少林寺 将少林功夫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提醒我们:“保护传统武术就 是保护民族文化资本在全球化中所占的份额和分量。”①这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 政策的制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 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②其中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大方针政策来部署，为中国武术坚持 民族本位的体育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实态及文化发展理论给予我们如下启示:在全球化 语境中，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应该坚持自身的本位文化来适应改革及发展，以 注重“存异”、“和而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在文化多样性中与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 的融合。其中，应该加大力度对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努力 实现传统武术的“现代创生”，即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博采众长，从而 再造传统。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中国武术 的发展问题提升到“担负起东方体育文化复兴"③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研究，以 寻找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对策和改革路径。

程大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大战略：保护与改革》，《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1期。

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编印:《党的十八大精神资料汇编》,28页，

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忧思录》,229页，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清代满汉文化交流中的弓箭角色

耿之矗

［摘要］弓箭在清代的境遇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它在满汉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被统治者 视为满洲文化的根本和基础，用以应对相对强势的汉文化。本文将对弓箭在满汉文化的冲 突、融合中如何发挥调适功能及其意义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清代射箭是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 成果，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并继承发扬。

弓箭是清代的标志之一，清朝历代皇帝或躬亲骑射以为表率,或申饬教诲以 督促官兵勤加练习,并制定了与射箭相关的制度以保证其受到足够的重视。在 军事、学校、选举等攸关国是的领域，射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清代射箭 的研究，是认识清代社会文化的关键之一。

目前学界对清代射箭的研究明显不够,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研究清代射箭 的专著，论文方面也多集中在对弓箭本身的形制与文物考古的层面，缺少更深层 次的分析。在以往的研究中，清代弓箭往往被简单地置于火器的对立面,成为阻 碍技术乃至文化进步的陈旧遗存，一直备受诟病。实际情况则是，射箭在满汉文 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被选中充当保持满洲文化本色的角色，以应对相对强势的汉 文化。因此，围绕弓箭的问题,清代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本文将对射箭 在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如何发挥调适功能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不能简单把清统治者崇尚射箭看成历史的倒退

（一）不能仅仅从时间上考量的满汉射史

满洲善射，但考据其历史,按照乾隆亲自厘定的《钦定满洲源流考》的说法, 自周至隋,满人祖先在汉文文献中被称为肃慎、挹娄、夫余、百济等；由隋至辽，称 黑水鞋鞭;辽至后金，称女真。《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条记载：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矢贯之，石窘，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 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 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努, 其长尺有咫……

这段文字说明，至迟在周代，肃慎便开始使用最原始的弓箭了。其箭用桔木 为杆，以石为镰，长尺有咫。一般认为•咫为周代八寸。周代的一尺究竟有多长, 现在尚无定论。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的记载，周代的尺，合今19.91 厘米至23.1厘米不等。①同时又有周代以八寸为尺的说法，但既然有“尺有咫” 之说，则八寸之说又不足信。所以一尺八寸的长度最短35.8厘米，最长41.6厘 米。即使是按清尺，每尺合今也不过32厘米,其长度也不过57.6厘米。②这和 清代箭支长3尺合96厘米的长度相去甚远，很难想象，如此短小的弓箭能够贯 穿鹰隼。

因此,《钦定满洲源流考》的点校者指出:“《国语》所称长尺有咫者，指石镰而 言,而后汉书以下乃皆云矢长尺八寸。夫以四尺之弓，而矢仅尺余，恐无是理。”③ 此说亦不合理，以古代的技术条件，将石头加工成长尺有余的箭簸是不太可能的 事情。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所收录的古石镰，一般都在5厘米左右，最长也不 超过9厘米。因此，称“尺有咫者，指石镰而言”的臆断成分居多。

所以说，《国语》的记载未必可靠，但是以后各朝史书大多依此记录，皆称：由 周而至唐，皆称肃慎、靴鞭，人多勇力，善射，发能入人目；其弓长四尺，梏长一尺 八寸，青石为镰。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与《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产生了一些 新的内容,对以往的错误记载也有一定的修正。《旧唐书》明确记载，黑水鞋福处 北方，最称劲健,“兵器有角弓及梏矢”④。《新唐书》则称黑水靴帽“性忍悍，善射 猎”⑤,并明确指出其所用矢“石镶长二寸，盖桔窘遗法”⑥。

事实上，《钦定满洲源流考》是一本典型的奉迎圣意之作。这些按照史书中 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内容可信度并不高，但其意义不能忽视。该书成书于乾 隆中后期，当时的八旗军队已经沉溺于声色犬马，没有了昔日的锐气，加上火器 普及,满人日益疏于骑射。此时对骑射源流的考证，正反映出清统治者挽救、维 护骑射传统所做的努力。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65-7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447页，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1。

孙文良、陆玉华点校:《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六，311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53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新唐书》，卷二一九,6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新唐书》，卷二一九,6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首先，文中勾勒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满洲射箭风俗史，这个历史与汉族的历史 并行，同样悠久。其次，肯定了骑射系清代建国与治国的基石，坚信骑射的风俗 能够使满洲人发扬勇武传统，保障清王朝千秋万代。

与满族相比,汉民族拥有更加悠久并且更加可信的射史，相关故事和资料或 口口相传，或载诸书册，连绵不绝。后羿、逢蒙、养由基等人的传说家喻户晓，李 广、岳飞等名将也都以善射彪炳史册。也就是说，从无文字记载的传说时代至有 文字记载的历朝历代，汉族历史中都不缺少高超的射艺与善射的英雄。更重要 的是，中国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射礼”和“射育”体系，在历史的元典 时代就使射艺形式超越技术本身，升华至精神境界，堪称中国传统遗产中的精 粹。但是，由于新式兵器设计制造日渐发达，弓箭顺应潮流，逐渐让位于火器。

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时序的考量,在清代崇尚弓箭这个问题上，我们极容易 得出看似毋庸置疑的结论:清统治者在更加先进的科技武器面前选择了早已被 汉族所逐渐淘汰的弓箭，甚至妄想与先进的 火器一较高下，这种行为当然是历史的倒 退，这种愚昧的恶果，已在近现代史上得到 了充分的证明。

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清政府难 辞其咎。但是将这种落后的原因过于简单 化,对我们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在批判 中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显然是不 利的。

事实上，在“射”字的统辖之下，人们往 往注意到以满族为代表的渔猎、游牧民族和 汉族的射史在时间上的演进，却忽略了“射” 本身所包含的技术与器械差别。在汉语语 境中，“射”包含了步射与骑射、弓射与弩射 等内容。问题也因此而产生。满族射史所 张扬的马步箭，其实是以弓箭为主要器械以骑射为主的射箭技艺;而汉族的射史则是以弓弩为主要器械，以步射为主的技 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事例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可以说，满汉射史间存 在着比表象看起来要大得多的差别。

（二）步射、车射与骑射的差异

步射与骑射差别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骑兵比步兵在速度与机动性上占尽先机，野战争锋，汉军多有不利。 这也是很容易看到的区别。

其次，在具体技术和器械层面，步、骑差别也很大。因为是在移动中发矢，所 以会加大箭离弦时的初速度，射出的箭也更有力;而且好的射手可以借助马力拉 开更大力量的弓。这种技术上的区别，不经过实践，是很难体会的。关于这一 点，精于弓马的乾隆皇帝曾经进行过解释。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就是乾隆帝五十二岁的时候,在一次围猎活动中， 大学士尹继善随围，乾隆命其射一疲卧之鹿，尹继善第三箭方射中鹿身，但未中 要害，且力度欠缺，鹿起身而去。乾隆引以为乐，作诗戏之：

久置驰生耳后风，偶然兰阪骤云骡。

虽抛射鹄五年阅，原屡中腹片刻中。

只以贱良众属目，笑称马步一张弓。

随围老翰催成什，谪谏相如同不同。

此时，乾隆皇帝因臂病困扰而影响步射，为此一直懊恼不已，曾屡次作诗抒 发感慨，但在这些诗中，他也常常自豪地提及自己骑射时仍能操控自如，十中八 九，命中如常。尹继善在打猎活动中看到乾隆屡发屡中，惊为神异，乾隆为此调 侃尹继善不晓骑射技艺，并进一步解释道:

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围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 《文津阁四库全书》,436册，164—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绿营不娴驰骋，马弓之力率减于步弓，遂有以马步一张弓夸于众者。若我满 洲则马射更为得力，故其弓较步弓尤强，尹继善久莅外任，习闻绿营语，因戏 及之。

不善骑射之人，因不能与马配合，因 而马上用弓力量一般小于步弓，能做到 “马步一张弓”者已属不易。乾隆以自身 的例子，说明骑射之时可以拉开更强的 弓，因而对“马步一张弓”加以戏谑，同时 也明确指出清代绿营兵对骑射与步射的 认识存在误区，并且不善骑射的事实。

再次,步射与骑射在战术层面也不 一样。骑射在运动中发矢，而步射则做 不到这点。因此,历史上善于骑射的少 数民族军队，往往喜欢采用两翼包抄的 战术。这绝对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 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 国耶稣会士张诚在康熙三十年(1691)多 伦诺尔大阅之时，看到“在两翼的骑兵展 开似弯月状的队形,好像要包围假想在我们这儿的敌军”②。这种刻意的训练, 反映的就是这种战术在战争中的应用。

其原因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原理进行解释。在实施这种战术之时，我们可以 把包抄骑兵的运动轨迹看成一个圆弧即一个圆周当中的一段。换言之，骑兵是 在做一个类似圆周运动。假设被包围的人也是用弓箭，那么，外围包抄的骑兵就

乾隆御制：《大学士尹继善随围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六 《文津阁四库全书》,436册，164—165页。

《1691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到秘袒地区旅行》，《清史资料》，第五辑，189页，北京，中华 书局，1984。

存在两个优势:第一，一个好的骑手，如果围着敌人做类似圆周运动，那么他只要 保持瞄准姿势不变,就可以轻松射中对手，而对手则要不断调整角度才有可能射 中骑手。也就是说,被包抄者相对包抄者来说相对静止，而包抄者对被包抄者来 说则在快速移动。第二,越是接近圆心的位置，目标就相对密集;反之，离圆心越 远，目标就越分散。在大规模攻击之时，处于包围中的士兵，就会成为最容易受 到攻击的靶子。

是不是借助战车就能解决步射在骑射前的劣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 于并不仅仅是机动性的差别，借助战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汉族在骑射方面的 劣势。而在中国先秦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车猎描写，效果可能并不如我们 从文献中当中看到的那么理想。

《孟子-滕文公下》第一章记载了一则故事:晋大夫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出 猎，命王良为之御车。嬖奚终日不获一禽,便归咎于王良，他向简子报告说:王良 不善御车，所以不获,“天下之贱工也”。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请再次 为嬖奚驾车。嬖奚执拗不过，不得已前往，结果一朝获十禽。嬖奚因又复命于简 子说:王良善御，所以多获，“天下之良工也"。简子因此欲使王良以后专为嬖奚 驾车,不料却遭到王良拒绝，他说:御者之法度与射者之巧力原两不相谋。前日 吾为之范，我驰驱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终日不获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 所从来，则诡道而遇之，遂一朝而获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后射者始得用其 技也。《车攻》之诗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言御者范其驰驱之法，而射者发矢 必中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

这则故事本来是借射御之事以说明道之必不可枉，是一种政治哲学。但乾 隆帝读书至此，对其中射御之事大不为然，用长篇大论进行辩驳：

北人言舟，南人言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驰射之事自应属北方射 生手，今即使北方射生善操弓挟矢立之车中，将见颠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 为嬖奚之终日而不获一禽，而谓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驰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 人，御者即范其驰驱而射者不中，御者亦无如之何也。御者范驰驱，而射者即屡 中，无是理也。且羿与由基，世所谓善射者也，使王良范驰驱以御，皆一朝而获十 焉，亦得谓之君子乎？或曰古者禽兽多而疆界平，故可以车猎，何言之甚哉！且 恨御之道不传而世无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谓禽兽多而疆界平，吾将试之， 其不可行立见矣！呜呼！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乎?

类似于这种问题，乾隆还提出过不少，比如，他还曾论证“百步穿杨”一说中 的“杨”是指一树之叶，而非指一片杨叶。②关于车猎问题，由乾隆这样一个精于 射箭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人提出，有相当的可信度。即使按照我们一般 的经验判断，乾隆的论证也很有道理。战车上的射手和马背上的射手虽然都是 在运动中进行射箭的操作,但是二者并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战车上的 射手与驾车者以及战马三个要素要达到节奏上的契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车 子碾过不平整路面所产生的不规则震动更是无法避免。但是，马背上的骑手则 有可能通过练习克服这些问题。因此，只能是地势平坦、禽兽成群这样的理想状 态,才有可能施行车猎。乾隆最后一问:“是果无王良乎？是果无王良其事乎?” 显然是在说并无王良之事。所以，车战或车猎并不能解决汉族人在机动中射箭 的问题，“胡服骑射”的事例也算是一个佐证。这也同时说明，中国传统的射箭, 其道德意义已渐渐超越其技术意义。

（三）弓与弩的区别

胡服骑射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为了应付长久以来与马背民族 的冲突，汉民族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一是修筑固若金汤的城池;一 是制造弩机与火炮。两者互为凭依。

从春秋战国开始，各诸侯国便开始修筑坚固的城墙来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相应地，也发展出一些适合汉族军队的远程武器，在火器出现之前，这个责任便 由弩来承担。

弩很有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吴越春秋》记载：

乾隆:《御制文集》，二集，卷三五，《文津阁四库全书》,434册，505页，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5。

乾隆御制：《穿杨说》,《御制文集》，初集，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434册，355页，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5。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 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 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 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大魏，大魏传之 楚三侯。

另，《四部丛刊》本作“琴氏传楚三侯”，无大魏之说。这则材料一方面说明了 弩与弓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弩机是南方——确切地说是“楚” 的发明。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1952年在湖南长沙南郊扫把塘的战国楚 墓中发掘出来的弩,是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弩。该弩不但制造精巧，而且弩的 扳机是铜铸造的,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中也深信弩是南 方文化的产物，并认定其在商周之前已影响到中国北方。②一般来讲，西南地区 惯于用弩，北方地区惯于用弓，历史上如此，即使在今天，这种差别仍然在各地少 数民族相关遗存中有所显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地理与自然的最初影响 有关,弓箭不适应于南方的密林地形与潮湿气候。总之，可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的战争促动下，起源于南方的弩机在中原一带也得到普及。

由于基本原理与作战效果相似，并且主体结构类似，在相关的研究中，弩一 直作为弓的变体而存在，人们因此容易忽略它与弓箭之间的巨大差别。例如，在 锋晖所编的《中华弓箭文化》一书中，弩的内容就占了相当一部分。

其实，弓与弩在操作与效果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弓箭 的上箭、拉弓、瞄准、撒放要用同一个力来完成，而弩张开、上箭、瞄准、发射则可 以分为不相关联的四个部分，因此两者在使用技术与战术运用方面差异很大。

首先，从准确性上来讲，由于弩在发射过程中不需要用力维持弩臂的形变, 所以更利于射手在运动中的瞄准，这种特性对于骑射技术落后的汉族部队来说

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卷九,2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6。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9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以力度来讲，张弩的过程被完全独立出来,除了双臂之外，弩还可以用 脚踏，并可以由多个人来完成，或者用杠杆原理来完成，因而人们可以制造出越 来越庞大的床弩。大型的弩在力量与射击距离上要优于弓箭，更利于用在步兵 和守城。

再次，弩的“望山，，兼具瞄准器的功能，加上箭槽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命中率。

另外，弩可以使上箭与发射的动作分开，从而使军队实现集体共时瞄准，达 到“矢道同的”,摧毁目标的结果。战国时期著名的马陵之战对弩的这种用法，便 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载，孙膑“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 道”伏击庞涓，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这并不能说在战争中弩可以完胜弓箭，因为在机械性能方面的提高， 是以机动性和射击频率为代价的。在训练有素的射手面前，弩与弓势均力敌。 而在总体的功能与作用上,弩偏向于被动的防御，而弓偏向于主动的攻击。由于 中原政权对弩的严格控制及制弩的较高技术要求，使游牧渔猎民族难以对弩进 行大量仿制，因而汉族军队形成了对弩的依赖。这种情况，至晚可以延续至 明朝。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弩，是对付匈奴骑兵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时也为弩与骑 兵、骑射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至汉代，弩成为战争中攸关胜败的利器。汉文帝 时期，晁错曾经比较过汉军与匈奴各自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他说匈奴人有三项 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匈奴骑兵可以险道倾侧且驰且射，而中原骑兵短于此技。① 景帝时期，一中贵人（宫内官名）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他率领骑兵数 十人先行，遭遇三个匈奴射手，双方交战，随从骑兵大部分被射杀，中贵人被射 伤，后来幸得李广相救得以幸免。匈奴骑射强悍，可见一斑。②但是晁错也认 为，汉军大约有五项优势。其中有三项与弩有关，一是“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是指汉军的弩射程远于匈奴的弓；二是“坚甲利刃，长短相

浏览1,43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