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兵操化武术 的发展仍步履维艰，受到教 育界与知识界的普遍排斥， 还招致以鲁迅、陈独秀为代 表的进步的年轻学人群体的 猛烈攻击，引发著名的中国 体育“土洋之争"。①因此，尽 管兵操化的武术改良运动在 晚清至民初时期的民间颇为 活跃，产生了包括精武体育 会、中华武士会等一批重要民间机构，却一直被排斥在教育改革之外，未能 正式进入学校系统，仅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在少数学校存在。②

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来讲，武术的再发展遭遇如此巨大的困境几 乎是必然的。民族主义语境下，舆论的支持为武术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 但作为被时代进步标记为本质落后甚至愚昧的一个事物，想在新时代再次 崛起，它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不仅是单纯的文化认同与再定位问题，而且更 多的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来调和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庆幸的是，经由晚清至民初的历练，与新文化运动中“土洋之争”的再提纯， 再次进入人们眼帘的“武术”已基本剥离了神秘主义与其他边缘文化因素的 干扰，以“中国式体操”的新形象出现。这对于中国传统身体练习方法在现 代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意义非凡！

当然，它以“体操”作为主要参照物的改革方式所造成的问题，也是显而 易见的。

首先,虽然武术套路演练与体操的运动形式相近，其改造起来亦最便 利，但体操作为现代体育的早期形式，其运动模式形式主义化，项目自身注

马廉祯：《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体育科学》,2011年第2期。

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下册，400页，台北，台北师大书苑有限 公司

重集体操练、表演效果、动作审美等表象特征，忽视甚至排斥身体的竞技性。 这也是体操在20世纪初开始被西方教育系统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如篮 球、田径等更为科学理性的现代竞技运动项目的原因。①

其次，武术概念的范畴与实际内容差异过大，导致其缺乏作为统一概念 的整合力。作为体操化的武术运动形式，武术套路在形式上以“练”为主，实 则已丧失其“打”的功能。但在描述与认识上，却仍纠结于过往，不断强调其 “打”的方面，突出所谓“技击”、“肉搏”等对抗功能，因此陷入“练”“打”混淆 的模糊境地，胡子眉毛一把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新的“武术”概念边界 不清，无法准确定位。因此，在“武术”一词已经确立其主导概念位置的时 候，其他概念如“技击”、“国技”、“拳术”等概念仍然继续流行于坊间。最典 型的例子应是精武体育会对“技击”概念的倡导。“技击”一词为精武体育会 所频繁使用，在描述中也主要强调其搏斗作用，但实质上，精武体育会的武 术传播从一开始就以套路演练为主，甚至是唯一的表现形式。不但如此，由 于这一概念使用的混淆，在其后期发展中，还有人曾明确提出将武术改为 “武操”的设想。

马廉祯：《耶西-威廉姆斯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1期。

马廉祯：《略论中国近代本土体育社团对外来社团在华发展的借签——以精武 体育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模仿为例》，《搏击》（武术科学）,2010年第3期。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西方体操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义和团运动早差不 多半个世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开设于各通商口岸周遭的教会学校就已 将早期西方身体练习引入课程。而19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兴起，更是将 工业与军事文明为主的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其中，新学与新军的开始，也将 兵操与西方军事训练引入中国。早在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就开设有“英式 兵操”，课程包括刺棍、木马、拳击等。①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教 材也包含兵操。②新军训练中，也多见兵操等现代西方军事训练课程。但武 术为什么没有在这一阶段与西方体育发生充分交流，从而开始其现代化 变革？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教会学校与洋务运动的新学、新军，均规模有限。“今十八行省只 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③而同文馆一类的外语类学校甚至采取了抵制 身体活动的做法，严格禁止“嬉戏打闹''。④就算是旨在进行普及教育的普通 学堂中，现代体育在最初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早期创立的普通学堂，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的上 海南洋公学，均未设置体操课程。⑤这使西方体操在偌大的中国土地上，无 非是沧海一粟，很难形成与武术交流的机会，自然对武术的影响也非常有 限。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任何确切的记载。

其次,洋务运动作为一场改良运动，初衷是维护旧制度的延续，但其自 身的反传统性依旧非常突出。因此，参与这场革新中的大多数人对传统文 化还是持反对与排斥的态度，更何况是对身居市井文化之列的武术。反之,

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121 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

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55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李端茶：《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戊戌变法》，第二册，293页，上海，神州国 光社，1953。

《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189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23 — 24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学堂・学校》15.《皇朝政典类纂》，卷二二七，1一2、20 — 23页，1903。 绝大部分的武术人,作为旧的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也同样无法接受西方身体 练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所以，只有当体育作为现代教育，甚至是社会潮流 普遍出现在中国时,武术才能真正获得与其充分交流的机遇。就算如此，武 术真正进入社会主流，在民间发展中取得成绩的同时，获得教育界、文化界 的广泛接纳，那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国术”概念被确立起来之后的事 情了。

2 .国术试验期

“国术”概念的确立，以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标志。中央国术馆创立于 1928年，其宗旨为：“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 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① 自创办之日起，张之江借助国民政府的行政力量，迅速向全国推进，在不到 十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立起省、市、县，乃至县、乡级别的国术馆网络②，并 于1928年和1933年两次举办全国性的“国术国考”，推出包括拳械套路、散 手、短兵、长兵、摔角等国术国考项目，开创本土体育多元竞赛化之先河。 1933年中央国术馆改制为“中央国术馆国立国术体育传习所”，后易名为 “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三至五年，成为我国至今唯一一所以本土体 育为主导教学内容的体育师范类高等学府。1933年，在中央国术馆的努力 下，国术成为第5届全国运动会的增设项目;1935年成为第6届全运会的正 式项目，包含拳术、器械、摔跤、射箭、弹丸、踢琏、测力等竞赛项目。1936 年，中央国术馆向第11届柏林奥运会派出“国术表演团"，完成了中国本土 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交流。抗战爆发后，国 术馆体系遭遇时艰，沦陷区国术机构停顿，非沦陷区则勉强生存，多数状况 不佳。新中国成立后，国术系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全面否定，国术体系也 随即终结。

从1928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术''一词成为统领以武术为核心的中国民

张润苏：《张之江传略》，5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族体育体系的关键词，成为“武术”的上位概念。在概念范畴上，“国术”有显著扩 大。它以武术演练为结构立足点，将涵盖范围扩大至包括散手、摔角、短兵、长兵 等对抗性的“竞技运动”类型。这一扩充大大丰富了中国本土体育的结构，同时 也适当调和了演练与对抗、评比与竞技之间的矛盾。从概念的成熟度来看，“国 术”概念是在经历了北洋时期的复古风潮和“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强烈反弹 之后,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的产生不但顺应了国学概念在“新文化运 动”时期的崛起，也是中国旧学的现代化改良在身体文化上的体现。可以想见, “国术”概念的创立，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容纳有武术及其他传统身体练习方式的 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点的本土体育体系，以便与“新文化运动”后 趋热的国学建设，包括国语、国乐、国医、国画等改良创新的“国故学”相呼应，终 极目的则是要完成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在身体练习方式上的现代转型。所以，它 带有很强的试验性、创新性。而散手、短兵、长兵、射箭，乃至套路演练的评比方 式，也大都是正在不断摸索中的试验品。其中，短兵、长兵无疑受日本剑道等器 械类武道的深刻影响。因此，如果要在概念上寻找相对应的词，那么日本明治维 新后改良的“武道”概念或许是与“国术”最为相近的概念。但“国术”所设想的范 畴无疑更为宏大、清晰，其所设想的项目群构成，无论在运动类型、项目设置、项 目属性上均有进一步发展，颇有中国本土项目运动会的雏形。

我认为，“国术”概念是中国民族体育的第一个现代化概念，带有很强的时代 性。其酝酿与产生恰逢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展“脱日入美二同时，随着奥林 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日渐增大,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已取得显著发 展一一不但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而且通过竞赛与社会活动，成为全社会追逐的 时尚。这都促使“国术”的建立与完善须进一步考虑科学化竞技的问题。为此, 张之江选择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与教育、军政紧密相连的发展模式，通过参与教 育部体育委员会，以及建立“中央国术馆”这一具备一定政府职能的机构,求取国 术发展的行政优势。在理念上，张之江意识到以现代竞技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 育,在现代体育教育中已然成型，占据了稳固的主体位置。因此,他对杂乱无章 的传统武术进行整理、改良和重新建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保留套路演练作为普 及内容的基础上,推出包括散手、短兵、长兵等以西方竞技运动为蓝本的本土竞 技项目，最大限度地弱化旧的门派、拳种、师承理念和界限,消减这类旧意识对武 术社会化发展的制约和扭曲，并通过“国考”的形式进行竞赛试验,努力建立具有 中国文化特质的运动会模式。经两次全运会、两次国考，以及数十次省、市级别 的“国考”与运动会的试验与历练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术作为参照西 方体育又有别于西方体育的中国民族体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它在1936年柏林奥 运会上的亮相，更是现代化视野下中西身体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其文化价值 之高,应不亚于或甚至超过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身。这些都使国术体 系顺利地成为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转型最重要的成果。它是中国近代以来 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本质性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显 然，国术的诞生并非凭空而降，它是中华新武术、精武会等诸多武术现代化试验 与积淀的结果，它的形成凝结着马良、陈公哲、张之江、王子平、唐豪等许多民族 体育家的心血，也包含着众多现代体育家与教育家的智慧。

但是，以中央国术馆为核心的国术体系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作为一个

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它在制度上始终不尽完善, 特别是张之江的管理方式，有明显的家长式军 人管理风格，使整个机构与系统的严肃性与正 规性受到影响。其次，张之江本人的武术认识 水平有限,加之各种民间武术中的不良习气多 有侵扰，都影响了“国术”概念及其体系的发展

与完善。就算中央国术馆成立了若干年，许多 圈内人对“国术”与“拳术”、“武术”等概念仍然 混淆使用。如马良、李百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 议国术提议案》①，戴季陶的《第二届国术国考纪 念》②等诸多文章，均以国术为“标题”，但文内却 大都仍然在谈以套路运动为主体的民间武术， 在叙述中更是“国术”、“武术”、“拳术”混合使用。这实际上与民间对国术的认识 相一致，仍停留在武术套路演练的状态之上。巴金小说《雪》中就这样描述当时 的国术:“国乐之后是国术。一个强壮的汉子裸着上身出来打几套拳。另一个穿 短打的耍了一回刀。”③简又文记载岭南大学附中时曾写道:“至习国术者亦无人, 只有同学二三人，如杨锡宗、麦耀华等，会习技击，来校后时或在草地自行演习， 威风凛凛，呼喝有声，同学旁观而窃笑之，戏称杨君为'纸扎老虎，，可见一时无此 风尚。，，④这些描述都说明，“练打结合，，的，，国术”概念虽已产生,但民间认识的，，国 术”却仍旧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些旧伎俩。实际上，国术体系推出后，民国时期的 大多数武术运动会仍旧以套路演练评比代比赛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良、李百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国术提议案》，《体育月刊》，第一卷，第9期，北 平市国术馆，1932。

戴季陶:《第二届国术国考纪念》，《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中央国术馆，1933。

巴金:《巴金全集》，第五卷,3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简又文记载岭南大学附中概况，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献等编:《中国近代学 制史料》，第四辑,341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四、结语

从概念上来看，“武艺”是一个“经典”概念，带有很强的古典性。其定位源于 军事，延至民间。武艺的核心是兵刃与马上武艺。徒手武艺虽然也担负特定技 能训练的责任，但多以军事技艺附庸的角色出现。与之相较,“武术”更多是一个 “民间”概念，带有很强的世俗性。其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既是军旅武艺民间 化的产物,也是冷兵器时代终结的结果，这一文化的下沉运动使原本相对封闭、 系统的军旅武艺被冲淡、打散，致使专业人才流落民间，在与市井文化结合紧密 的同时，“武”的实用性与专业性不同程度地被弱化。可以想见，马上武艺因其高 昂的维护成本与极高的专业性会被首先淘汰，大量器械武艺也随火器的崛起而 被淘汰。但随着武艺的民间化发展，武艺的杀伤功能日渐弱化，大量原本居于次 要位置的价值属性，如文化内涵、宗教归属、自我体验、艺术审美等则获得更多关 注与提升，从而使以“拳”为代表的徒手武艺获得了延续与发展。特别是以强调 文化享受、参与体验、审美欣赏的套路演练获得大发展，逐渐占据武术主体，导致 民间武术流派的大发展。这也是目前可知的武术流派绝大多数产生于清代中后 期甚至更晚的原因。

与武艺、武术相较,“国术”概念产生最晚。国术概念与国术体系的初成，无 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以两次“国考"以 及两次全运会国术项目群为代表的国术竞技体育化实验，使中国民族体育在项 目结构与竞赛结构上获得了质变;而中央国术馆向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的转 变，更完成了本土体育与现代竞技运动在制度与思想上的接轨，某种意义上结束 了长期以来武术现代化与现代体育发展间一直慢半拍的追赶局面。可叹的是, 这样一个容纳多元因素并富有试验精神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被彻底放弃, 遭到不公正批判。随之而来的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武术的“整顿”与改造, 本质上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其后走了一条以“批判”、“斗争”为理论主导的“创 编”之路,“竞技武术”应运而生。

实际上，解放之初的武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国术体系的延续。建国 之初，百废待兴，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旧时代的产物仍然有一定的包容 性，因此，“国术”一词仍然获得认可。1953年举行的天津民族形式运动会，仍包 含了摔角、射箭、犍球等众多单独项目，参与者也多与旧国术体系相关联。但很 快，武术的发展就在“左”的风气下偏离了既定轨迹。在那个批判传统、批判旧时 代、批判奥林匹克运动、批判体育竞争性的扭曲年代，旧时代的一切作为与贡献 都遭到否定。早在1958年版的《武术运动基本训练》中，竞技武术的缔造者们就 曾写道:“武术在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着'全盘西化'和'复古主 义'的双重压迫与摧残，抬不起头来，奄奄一息。反动统治阶级还把它作为镇压 人民和给自己保镖护院的工具。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爱护 与提倡下，才重放光芒，更好地成长起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①至1962年11 月，国家体委运动司组织编写《武术竞赛规定套路》，竞技武术步入成熟期后，我 们的武术先贤历经数代苦心经营的旧武术体系，以及经由民国迅速壮大起来的 国术体系,则在现代竞技武术不断壮大的声势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总以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一直处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之 下。彼此之间的交互虽要存异，但更需求同，因此，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局部强调 多样化，整体上则无法抗拒一体化的大趋势。这一点以现代体育的发展表现最 为突出。时至今日，现代体育作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已是不争的 事实，并对各地的本土体育项目产生几乎不可逆的引导力。因此,身为传统文化 的本土体育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往往要通过自我改变，除旧布新,才可以在保存 部分文化特质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力。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本位,并固而守之;另一方面则要对现代体育有足够 认识,掌握游戏的大规则。欠缺任何一方，都不免陷入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窘 境。而竞技武术的发展之所以陷入破落的地步，是因为它既没有守住自己的文 化本位，也没有读懂现代体育。

因此，竞技武术从“文革”后的“挖整”②到亚运会规定套路的出炉，再到现在 的全面“舞蹈化”，一直处于非常特殊的发展状态之中。它非奥运项目的身份使

其在“举国体制”中并不太受重视,甚至长时间被搁置于奥运大战略的外围。而 迷失了文化本位的它又无法做到真正的传统，故而陷入半土不洋的尴尬局面。 若非20世纪80年代后与影视文化结合紧密，从而找到另一个文化着床点，培养 出若干世界知名的武打演员，竞技武术作为运动项目而言，可以说非常失败。

加之长时间对科研的忽略，对传统武术的打压和对不同声音的冷漠，竞技武 术体系仰视天空的井口越来越小，一味地强调“高、难、新、美”，离自己的文化本 位越来越远。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竞技武术申奥的一再失败，它 的衰微和最终消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不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毕竟，作为我 国建国后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最大的一次尝试,国家对它的投入是如此巨大，且 有几十年积累，它所形成的遗产无疑在未来的很长时间还会影响我国武术乃至 民族体育的发展。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思考，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竞技武术的衰落标志着 武术发展的新开始。近些年来,国家提倡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搭着“国学热”兴起 的顺风车,“国术”一词又开始在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的苗头，也是一个好的契 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的文化珍宝一 武术,可以获得健康的发展，回归其自身的发展轨道上，去芜存菁，正本清源。

文化发展与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

潘冬

［摘要］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自中国步入近代后，便开始其漫长而曲折的嫂递之路。这一 转变过程，不仅有来自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内部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且深受先进的外来 文化和体育思想的影响。本文从文化发展的视角，以新史料的挖掘和系统重组为依据，以文 化发展论和文化认同论为理论支撑，探讨中国武术从近代“西学东渐"到现代“全球化"等不同 语境中的文化选择对其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在剖析中国武术现代发展困顿的同时，寻 求其转型路径和策略上的几点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转型；文化交流；全球化；武术;体育

［作者简介］潘冬,1974年生，男，博士，暨南大学体育部副教授。

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战频仍、内战不断的动荡社会环境及中国传 统文化话语权旁落的近代世界格局中开启的,虽然起步艰难，却促发了中国武术 直面“西学东渐”的冲击、试图“革旧鼎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自觉。于是，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适时到来为中国武术的批判性重建提供了契机。在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新旧体育”的碰撞到“土洋体育”的论争，再到“武术与 体育相辅而行”的思辨,一步步地深化了如何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中处理好 继承传统与汲取西方体育的认识,勾勒出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嬉递之路。然 而，当代文化“全球化”的态势,使得中国武术的现代发展在取得阶段性积极成效 的同时，遭遇了文化选择的危机，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在体制上出现的偏 颇，折射出同质化与本土化张力的失衡。在我国开启“民族复兴"、“文化立国”的 发展战略以及全球化语境中催生的多元文化发展诉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 的现代化转型值得关注和思考。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视角，运用文化发展和 文化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并就其所面临的困难进行探讨，集 众思,广忠益,以期与专家学者一道，探求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良方。

二、“西学东渐”中的迎拒与选择

自19世纪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中国、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封闭体系时开始，中 国传统文化在对应西方强势文化的统摄下，一直依靠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及超 强的调整适应性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文化转型至今仍在进行,可谓艰 难备至。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更新，往往是在巨大外部压力的 作用下所发生的价值转换.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东进刺激的前提下“被动”引发的 ,'外启式”特点①。而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成为中国文化现代 转型最主要的外部因素。“西学东渐”是指产生于西方（主要是欧洲、美国）的知 识、思想观念、学术、宗教等经过各种途径缓慢地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的学术、

知识、思想以及社会逐渐发生影响的过程。①在这股“西学东渐”时代潮流的推 动下,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文化现代转型具有空前激变性和复杂性②，“不仅 要完成文化的时代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还表现 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中国现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中西古今'的层累 式积淀，呈现出'多重'形状，使中国人不易从容应对”③。因此，研究自近代开始 的中国文化转型以及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中国武术之现代转型，不能不重视“西 学东渐"所带来的影响。

（一）两种文化的博弈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外 交官、受聘于中国政府机构的外籍雇员等进驻中国，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也 使中国在被动中迎来迈向近代的契机。携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蜂拥而至 的近代西方文化,以其强势的姿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冲撞、激荡着。这股不可逆转 的时代潮流,犹如惊涛拍岸，激起国人从因循守旧、钝化闭塞的庸碌无为状态中 觉醒，促发有识之士率先开眼看世界,积极地把外来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内在的自 觉以直面西方文化的挑战，并试图从中西文化一一自他认识的过程中，由浅入深 地挖掘和探究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 角,解读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中西方文化冲突、选择和融合的渐进过程。

文化转型期中西文化的博弈，首先在文化结构的表层展开。从鸦片战争到 甲午战争，在器物层面上拉开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序幕。“当两种异质文化在炮火 连天的疆场上相逢时，最为容易发现异同的，是器物层面的枪炮火器「'④当西方 列强破门而入时，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形成的“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受到 了严重的冲击，也激发了晚清改革派的志士仁人在惊醒中重新环视世界的格局。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人在提倡“经世致用”实学的基础上，将抵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孟凡东：《文化东亚研究史论》,14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冯天瑜:《人文论衡》,208—209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

抗侵略的目标与学习西学之技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方针，后经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推演，确定了“中体西用”的基调，以 “道器，，、“本末，，的关系立场来对待西方文化。他们既留恋于传统文化，又热衷于 洋务革新，既肯定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又无法从整体上认识和 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西学之倡导并没有超越文化的器物层面。这种 对西方文化或迎或拒的态度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西文化的博弈主要集中于文化的制度层面。康 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力图通过变法维新,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 来开启民智;孙中山等人更是通过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来竭力主张效仿西方先 进制度和科学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这些资产 阶级启蒙思想家们虽然意识到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深明西学乃自强、救亡 之要图，甚至还提出“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①等极具建设性的中国文化 发展的观点，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他们大多局限于以自由和民主为政纲 的制度变革，缺乏足够的精神动力将中国文化转型推向纵深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由制度层面深入发展至精神 层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近代西学东渐，“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 学术，相形见细,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 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 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明确指出思想启蒙运动的任务是思想之改革。继而以 《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窗口，提倡反封建、反传统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以民主 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由于该运动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尤其是在如何 对待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以及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等问题上缺乏深入 的理论分析，因此也未能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

此外，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促发了中西文化的博弈在文化结构三个层面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上的综合开展，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推向高潮，并引发本位文化 与全盘西化的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路向之争。虽然各家观点不一，讨论激烈，但 表现出中国文化意欲走出困境、实现现代转型的主体自觉。

新中国成立后，所历经的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变都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 革，而文化转型、发展的问题也无一例外地成为讨论的热点。如何从西方文化中 吸收近代性因素并将其与我国固有文化中之具有近代性的内容相结合，实现民 族文化的再生，成为问题的核心。①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 是何其艰难。无论是“文革”时期“用信仰主义代替理论思维，用武器的批判代替 批判的武器”②来否定一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所反映出的文化上对现代迷信的 狂热，还是20世纪80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热”讨论中对现代文化发 展的历史反思，或者是21世纪“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复 兴的战略诉求，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在中西文化博弈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西方 文明的技术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以及对“冲击一反应”的艰难调适。因而,围绕着 现代化的论争，“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认识与诠释这一方面，认识与诠释，再 度认识与再度诠释，从借助他者的认识与诠释，到直接的认识与诠释，构成了中 国近代化遭遇'挫折'的一道风景”③，折射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艰难 而曲折的过程。同时，这给予我们这样的提示：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转 型、更新，需要构建两者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因此，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既 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又要以 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积极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对西方文化进行有效选择、吸收 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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