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射箭技能的国家之一，这已经被考古资料所证明。在

古代的传说中，也总是把弓箭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易•系辞传下》 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弦木为弧，刿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To ”就是把弓箭的出现视作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古人还总是把弓箭的发明同一 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黄帝、挥、后羿、牟夷、逢蒙等联结到一起，一些古代少 数民族更是如此。显然，这折射出弓箭的产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确是一件意 义深远的大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民族射箭技术与理论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中国 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射学”，其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括制作、礼仪、训 练、施放等一系列技术，而且还从射箭活动中衍生出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社 会功能，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和著述，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射文 化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射箭不但是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对周边 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尤以日本最显著°

中国的弓弩何时传到日本，目前尚无确论，但可以肯定在中日之间的早期交 往中，中国移民的不断迁居日本，将先进的中国弓弩制作与放射技术传到了日本。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方士徐福入海求药，数年不得，因费用很大，怕受谴 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皎鱼所苦，故不得至。愿求善射与俱，见 则以连弩射之。”假如徐福移居日本的传说可信，则中国优秀的射手和先进的连弩 技术早在秦代就已传入日本。汪向荣先生说，弥生初期，“也就是说公元前二三世 纪左右到达日本的外国移民，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移民，而是准备有武装的有组织集 团。”而徐福一行，恰好就是这样“不但包括劳动力、技术工人，也有武装”的移 民集团。①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徐福传》中也说：“观其首则振男女三千人及 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次则请善射者携连弩与俱。人口、粮食、武器及一切生产之 所资，无不备俱。其一得平原广泽而止王不来，岂非预定之计划耶？”

据日本史籍《六国史》《姓氏录》等记载，约公元4世纪中，高句丽攻占汉朝 设置的乐浪、带方二郡，据有了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乐浪、带方二郡的原住汉 人大批移居日本。其中最有名的一批是被称为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所率领的秦人， 有说是数百人，也有说是几千人的。这些秦人给日本带去诸如养蚕等许多技艺，而 “弓月君”的姓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人可能出自世代制作弓箭的工匠家族，犹如 周武灭商以后殷的遗民陶氏、索氏、长勺氏之类。

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

① 汪向荣：《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 书店1987年版，第29页。

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中，除了官员，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 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 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这些人入唐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 带回日本。入唐的日本虾夷人还曾在唐朝表演射技。据《文献通考》卷324《四夷 考一•倭》载，唐高宗永徽初年，日本使者曾带着本国的虾夷人一起入唐。虾夷是 北海道的原住民，“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载瓠立数百步，射无不 中者”。这显然是一次射箭的交流活动。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武器和兵 法感兴趣的，如著名的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弓箭的爱好者。《续日本纪》记载， 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器物中有糠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 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吉备真备曾两次出使唐朝，并在唐朝为 官。归国后他在内战中建立了卓著的战功，这与他在唐朝的学习经历分不开C

唐代输入日本的弓箭，迄今还有一些实物保存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据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记载，中仓的北棚，陈列着唐弓二十七张，有梓弓、 概弓二种，就是以梓木和概木二种木材制作的弓。此外还有唐制竹箭十五支，其羽 有雉、雁、隼、雕、鹰之分，搬有铁、骨、竹、角之分，内中第八号“雕雌雄染羽 箭”，饰以玉虫翅片.“至今荧荧犹发碧光” o这些唐代弓箭为我们研究中国射箭

观二年（ 628 ）,日本就有中国式的礼射活动，这一活动在日本史书中多有记述， 反映了十分讲究礼仪的礼射，早就成为日本的文化活动，这应该是日本“弓道”的 源头。此外中国的投壶和弹弓，这些与射箭相关的古代游艺活动也传入日本。傅芸 子《正仓院考古记•四》）载，正仓院的下仓藏有唐制投壶用的壶一个，矢二十三叶 支。“壶铜质涂金，细刻山水人物花鸟云狮，极纤巧流动，其颈微短，与今传者 微异而华丽过之。”投壶传到日本后，奈良时代( 710-794 )以后中断，德川时代 (1603-1867 )又曾经复兴，但并没有流行开来。正仓院还藏有唐代弹弓两张，其 中之一是“漆绘弹弓”，即在弹弓的弓背上绘有唐代散乐的场面和人物，十分生 动，是唐代杂技舞乐的珍贵资料。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彳来曾经将多种中国射书引进本国，产 生了深远影响。

荻生徂彳来(1666-1728 )熟读汉籍，崇尚儒学，后来又热衷于《韩非子》的研 究和韩非思想的复兴，形成具有“新法家”特点的“徂彳来学派”，是日本近代化前 期重要的思想准备之一。荻生徂彳来是文武兼长的学者，他对中国射书深有兴趣，从 平生所见中国射书中，选出约二十一种，编成《射书类聚国字解》一书，成为一部 内容丰富的射学丛书。经过对中国历代射书的仔细研究，获生徂彳来认为中国的常见 射书，特别是明代的流行射书，其实大多是几种古代射书的辗转稗贩之作，没有多 少真正切实可用的内容。相比之下，如戚继光《纪效新书》、高颖《射学正宗》等 少数几部，才是内容朴实而确有实用价值的射学佳作。荻生徂彳来的崇高名望使他编 选的《射书类聚国字解》受到日本习射者的推崇，有些中国射书，如高颖的《射学 正宗》等，后来在中国悄然无闻而濒于亡佚，却在日本传存下来，这成为中日文化 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高颖的《射学正宗》等，除了荻生徂彳来《射书类聚国字解》刻本，还有日本武 德会大正十五年( 1926 )汉日对照的三卷刻本，上卷为《捷径门》，中卷为《辨惑 门》，下卷为《择物门》o “捷径门”专讲审、毂、匀、轻、注五法，高颖以为以 此五法为射法入门之径。“辨惑门”讲种种不正确的射姿和心态，讲习射者应有的 心理修养，所见多有独到之处。“择物”则专讲弓矢的制作、选材和射者对器物的 调试选择等，这是一般射书所不讲的。高颖的射书对日本的“弓道”产生了重要影 响，翻开当代日本弓道史专家、筑波大学入江康平教授的《弓道书总览》，我们就 能看到高颖的书在日本翻刻之多，流布之广。

对高颖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得并不多，还需要深入研究。他字叔英，嘉定 人，大致明代末年在世，《射学正宗》的书序作于崇祯十年(1637 ) o高颖与明末 嘉定文人黄淳耀有交往，黄的《陶庵全集》卷7有《高叔英先生像赞》一文曰：“窣 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派。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 射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举非高子也？必也风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 本来，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黄淳耀是崇祯十六年的进士，明亡后与弟弟黄 渊耀一起自杀殉国，是嘉定的节烈名士。高颖年辈应该略高于淳耀，故淳耀以“高 子”相称。《像赞》提到高颖的状貌应是他的晚年的样子，他擅长六壬奇门一类数

术，又精通射术，由此可以心―

大略想见他的风采。高颖的 确是中国射史上一个值得注 意的人物。除了《射学正 宗》，他还有《杨修龄先生 较定武经射学正宗》三卷， 二书内容有同有异，有待我 们作细致的比对研究。

明清的武举制，特别 是清代的武举制，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全国武艺竞赛的性

质，而中心项目是步射和骑 图4《武经射学正宗》的日文译本

射。科举制度对民间射箭

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效应，并且拉动了与射箭有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甚至包括 射书的编印和发行。因此民间射艺大有提高，出现了不少优秀射手和射学专家，其 中有些人通过武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有些则因为科场失意，仕进无门，便成了 职业射师。显然，这些民间射师对传授射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向积极引进中 国射艺的日本，便时常以优厚待遇招诱一些中国射师到日本传授射艺，乃至译解兵 书。在清代，这是朝廷所严格禁止的，雍正年间，曾由此引发了几个案子，其中被 牵涉的人物有朱佩章、张恒障等。这些人的活动不但在《雍正朱批谕旨》等清朝文 献中有详细记载，而且也得到口本《德川实纪》《长崎纪事》《崎港商说》等古籍 的印证。

约康熙末年，日本德川幕府曾委托清朝的商人寻求中国的良医、良马等，接着 又以重金聘请中国能“教演弓箭藤牌”的人。最先接受委托的是曾在日本行医的宁 波人朱来章c当时日本的“弓箭俱属本地之物，盔甲亦与戏子所穿无异，近日始偷 出内地式样制造”。①于是朱来章带着自己的兄长朱子章、朱佩章到日本传艺，时 在雍正三年（1725,日本享保十年）。据日本史书记载，朱佩章是医生，但原本是 军官出身，有骑射技能，故日本人时常向他学艺。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国 招聘射手和马医。雍正五年，朱佩章带着招聘到的射师陈若采、沈大成和马医刘经 光等五人到了长崎。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的亲信、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将风闻到的 情况密奏朝廷，引起雍正注意，立即要求严加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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