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很看重射的品德教化功能，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君子”行为规 范的重要手段，“射以观德”便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有鉴于众多的习射者往往 “力不同科”，即个人的体质体能都有差别，他倡导“射不主皮”的赛射方式，强 调这是“古之道也”。这与通常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不同，“主皮之 射”的要点是“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即不胜者要被淘汰，胜者继续参赛，直到 选拔出成绩最好的射手，这类似后世的“单淘汰赛” O “射不主皮”是主张不完全 依照这种赛制比射，不过分看重水平高低和成绩好坏，而是重在参与，重在对“升 降揖让，周旋俯仰”的礼仪要求。至于究竟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不以“主皮之射” 为目的参与射箭呢？孔子没有讲，史亦无载，我们暂无所知，希望终究能清晰了 解。总之，孔子试图淡化射箭的竞争性，不提倡射箭仅仅是优胜劣汰的赛事，希望 射箭走多元发展之路，以使其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参加射箭并演习 礼仪，以达强身健体和提升礼仪修养的目的。①我的理解，“射不主皮”的确是孔 子对传统赛制的变革，是对射艺传播方式与社会功能的调整和补充，他所谓“古之

• 以上“君子无所争”等孔子各条，均见《论语》O 1.《八简》：“君子无所争c必也射乎？揖 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 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白话译文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 局1962年版，第27、93页。


• 《礼记注疏》卷6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论 语-八简》：“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马融《注》：“天子三侯，以熊、虎、豹 皮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为善，亦兼取和容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宋代刘敞的说法“谓不 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则主皮之射为尚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译 文是：“比箭，不一定要穿破箭靶子，因为各人的气力大小不一样，这是古时的规矩"’同上，第31页 道也”，乃是以“托古改制”来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已，未必真有历史根据。众 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托古改制”的大师。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尊孔崇儒成为官学主旨，孔子倡导的“礼射”为官员和 学者们积极推行，自然会有一定的从众，特别是国家各级学校和某些书院的学生。 宋元以后，依照常规，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到省、府、州、县各级学校，都应 该设有演习射礼的“射圃”，生员应该时时演练射礼。然而缺失了硬性的制度规 定，尤其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引领射礼的师长，“射礼”往往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或是虚应故事而已。并且时常取决于官员和学者的个人兴趣，或放任或提倡，并无 一定之规。必须强调指出，“射不主皮”式的礼射，从来都不是中国古代射箭活动 的主导理念和主要赛制，只是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地存在着而已，而且时代不同， 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也并不统一。但借助孔子的崇高名位，礼射所倡导的“射以 观德” “射不主皮”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而且确实对我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竞技精 神起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我国古代体育最终走上一条重表演而轻竞技的道路，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肯定与后世儒家一系列重文轻武、主静斥动的理论引导有 关系，其中就包括对“射不主皮”的夸大与曲解的宣传。我国古代一些曾经相当流 行的竞技体育项目，如手搏、击剑、马球、蹴鞠、相扑、争交、打棒、打降等，后 来都一再遭到官府禁止.遭到儒学排斥，最终被逼上绝路，明以后大部分都不存在 了。在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升平岁月里，在道学家的倡导下，大讲一动不如一静，重 文轻武形成风气，年轻人引弓走马、习练武艺便会遭到讥讽，甚至被视为不肖。而 演习礼射则被视为尊圣崇古的高尚行为，实际上多数只是虚应故事的套式，是表 演，不具有真实的尚武意义。“射不主皮”也对民间射箭的多样化发展有一定积极 影响，但不可以夸大理解，更不可以对孔子此言作断章取义的解读，对孔子以射为 “争”的大前提视而不见。在弓箭是战争第一利器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人提倡以 “射不主皮”来训练军队和培养武备人才，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如此冥顽不化的人， 这才是最基本的史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射箭上，很早就存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和互 相学习交流的事实。西周成王时，东夷肃慎以“楮矢石弩”入贡；战国时，“赵武 灵王易胡服骑射”，这些被史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学习交流 的久远存在及其深义。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发展类型等多方面的 差异，特别是军事体制上的差异，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不但在步射、车射、骑 射等大的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与射箭相关的许多细节上也存在不同。一直到唐代， 王堀《射经》明确讲到，当时胡射、汉射（也称“中国射”）在具体扣弦技术上的 不同之处，反映了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多民族的射法已经聚 合成了胡、汉两大流派。①当然，小的流派一定还有，甚至会有很多，但王堀说得 明白，胡、汉二法是射箭的主要流派分野，“此外皆不入术”。我国疆域辽阔而民 族众多，地域性差别又很大，射法和器具制作上多种流派并存应是非常正常的状 态。所以自古以来，射箭一直是各民族间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内容，这种交流紧随 历史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顿过，一直延续到今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交流的频度和效率往往会显 著提升，成就也更显突出，这在宋、辽、金、元时代看得最为清楚。把骑射武艺发 展到近于极致的蒙古人，曾向西夏人常八斤等学习弓箭制作，也曾任用南宋降将王 青训练士卒射箭，这样的例子很多，足以说明在弓箭制作和实用技艺上没有哪个民 族是最好的，只能是各有所长。可以说我国几千年的射箭史，基本上是一部多民族 弓箭武艺的交流史，史籍中保存了大量与此有关的史实和史料，加上还有许多文物 和文艺作品传世，使我们对多民族弓箭交流融会的史实有相当丰富的认知。遗憾的 是，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论著寥落，相关知识的普及也跟不上去，致使 一些不符合史实和不符合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大结构的一偏之说，在民间悄然 流布，甚而有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带有明显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行，也在刚刚起 步的传统射箭活动中时有所闻，不免令人不安和厌恶Q这些东西明显是浅薄与浮躁 的产物，是对历史的孤陋寡闻的结果。

中国射箭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千流万派，汇入大海”，最终聚 合成为一个大致统一的总结性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完成于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

清朝号称以“弓马强劲”得天下，骑射武艺被视为王朝最重要的两大保障之 一，从来都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清朝开国和前期诸帝，无一不念念不忘“马步箭 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的祖训，个个勤于操练，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做到精通 此道，以维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康熙、乾隆二帝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历代王朝 中并不多见。清王朝严格制定弓箭制作程序与军旅训练制度，以严峻的法令保证军 队贯彻执行。加上有国家选拔武备人才的武举制度的积极拉动，长期如此，遂使射 箭蔚然成风，弓箭房、弓箭把势和习射者在全国随处可见，出了不少著名射家， 射学著作也大量出现。军旅与武举表面上是两个领域，实际胶连漆合，互为依傍， 有很大的互动性。这两大元素引领着全国各地的射箭活动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历 经二百多年强制与奖励并行的整合治理，最终熔铸成中国古代步骑射箭的总结性的

• 王琨《射经》：“凡控弦有二法：无名指叠小指，中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竖，中国法也；屈 大指，以头指压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术。胡法力少，利马上；汉法力多，利步用° "唐•杜佑 《通典》卷149《兵二》，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781页

“多元一体”的体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清射”，实际上就是历史久远的中 国射箭的终结性格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式射箭”的主要体式。小区域的甚 至于某些个人自成一式的弓式和射法必定会有，但枝丫无伤于主干，主干才是最重 要的。毫无疑问，历史悠久而品类庞杂的中华射箭，终于凝聚成为一个统一体式，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共同促进并合力完成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共同 创造的，是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共生文化”。

清朝末期到整个民国时期，射箭彻底退出了军旅，丧失了它最主要的安身立 命之地。但在自晚清即艰难启动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 势催动下，加上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的侵凌和刺激，中国人以“强 种强国”等一系列民族主义思想为动力，也开始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体育，特别是 深入考察和借鉴以“武道”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体育模式。有些人努力思考本土传 统体育项目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为此做了一些探索与试验。然而国事多艰，现代化 步履滞缓，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 ）中央国术馆宣告成立，并以“国考”为名义接 连两次召开全国性的民族体育比赛与表演运动会，这才标志着中国民族体育终于有 了一个初步的结构框架，而射箭也以“国术”项目之一的身份，登上“国考”的赛 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在上海举行的国民政府第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 为比赛项目，从当时国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 弹丸、踢健、测力六个单项进入全运会，自此中国射箭又成为全国运动会的正式项 目c六运会参赛的射箭运动员49名（男37,女12）,来自9个省市，设射中、射远两 个项目，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射赛展示，对全国都有影响。兹后，经过八年抗战的 阻隔，直到1948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上，射箭再次被列为正式项目，只是 国共内战胜败大局已经笃定，参赛者只有浙江、上海两地的8名运动员，场面冷清， 远不能和六运会相比了。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体制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民族体育体系的 “国术”，在短暂的存留之后，迅速遭到废弃和批判。在分崩离析的“国术”项目 群体中，射箭和摔跤是幸运的，没有就此沉沦，武术便经历了 “整顿”和彻底以表 演取代竞技的改造，花拳绣腿荣登武坛首座。1956年国家举行了首届全国射箭表演 赛，来自7个省市的37名（男26,女11）运动员参赛，创造了我国第一批射箭纪录。 此后，射箭在许多个省都有发展，甚至多个省成立了专业队，全国性比赛也办了多 次_o 1959年5月，为迎接当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了有二百多名运 动员参赛的全国射箭锦标赛，规模为建国后最大的一次。但此次比赛完全采用国际 规则和国际弓箭，意味着我国射箭运动完成了与国际射箭的接轨，走上与欧式射箭 一体化之路，传统的“中国式射箭”就此悄然退出历史舞台。①自此以后，中国传 统射箭遭到弃置，被迫退隐到民间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生自灭中渐渐濒于消 失。最令人惋惜的是，精巧而复杂的传统角弓制作工艺，在传承千载之后根脉断 绝，终成广陵绝响。尽管后来有人努力恢复，试图鲁殿再造，灵光重现，但实际上 这办不到了，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我说过，我国长时间推行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政策，直至汇集成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深受其害，几乎 一蹶不振，濒临灭亡，角弓制作工艺的失传便是一例。

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备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从“四旧”之类的魔咒中解脱 出来，传统射箭也从荒村莽原中蹒跚而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慢慢复兴起来， 终于积小成大，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也有了此起彼伏的赛事。今天，在“民族 复兴”大业的鼓舞和引领下，中国式射箭能否再现雄姿，能否一鼓作气走向世界， 这成为各民族传统射箭爱好者的共同心愿，许多人正在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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