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书来看，一、二卷主要阐述的是战略问题，三、四、 五、六卷主要论述的是战术问题；《六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 先秦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六韬》的版本源流较为复杂，互有差异，现存版本可归纳 为4种情况。
一是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 河北定县出土的《太公》残简。
三是《群书治要》本，只有五韬，无豹韬，此为唐魏征给太 宗编的摘要本。
四是《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即1080年）， 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有 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的丛书本、注释本、白 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
今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武经七书注释》本和《六韬浅 说》本。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十五篇， 今存宋刻本《武经七书》只有六十篇，有些内容在反复流传中失 传，或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其一，提出了“禁暴乱、止奢侈”的政权观。“禁暴乱”是 针对民众而言。认为政治腐败、君臣、宦官的奢侈乃是引起暴乱 的根本原因，同时指出：要夺取天下，或者说要巩固政权，必须 要下要爱民、上要任贤；要公正节操、忠正守法、俭朴廉洁、慰 勉农桑；要严明法纪，赏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收揽人心，永 葆政权，真乃“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也”。
其二，认为军事战争是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重视战争之
前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是取胜的前提条件。《文钼•六守》曰：“农 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指出国家 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发展农工商，以充实财力；《文韬•文师》 曰：“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孟子“得其民，得其心，斯得天 下”是完全相通的，意思是说，施仁政以使人心归向，两者兼 施，这是战争胜负的根本。
其三，建设军队的实施方案具有精妙和独创的特点。《六韬》 要求建立严密的指挥系统，严格的选将制度；要有严密的训练编 组和具体的训练方法。书中所论的股肱羽翼72人的参谋机制； 一人学战，教成以推十人、百人乃至三军之众的教战之法；考核 将帅的“八征”、“三胜”之法；利用阴符、阴书通讯联络的保密 措施等，在我国军事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占有特殊的 地位。
其四，战略战术体系全面、特色突出。《六韬》对战略、战 术的论述，可说是全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关于战略的指导，作 者主张要有高明的决策，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巧妙地战略伪 装，成功的战略行动，适机的把握战机，正确的选择战略方向 等。认为因时、因势、因对手的强弱众寡决定战略方针和原则是 取得先期胜利和优势的关键；在战术上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将帅和 兵卒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在形势的估量、作战原则、方法 的选择上要慎重和精细。卷中还提出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的“全胜”思想和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文伐”思想。这 种利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战略思想，较之《孙 子兵法》，更有全面、精妙之处。卷中还明确指出“伐谋”、“伐 交”和“伐兵”是有机联系的，在制定战略时，既要希望“兵不 血刃，而敌降服”，又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这种设想，对后 世军事与政治伐谋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5•《尉缭子》（相传战国尉缭撰）
- 尉缭其人：尉缭其人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不详，争议颇多，有的说是梁惠王时的隐士，有的说是秦始皇时的大梁人，还 有说是齐国人，辩证推论，以魏国大梁人为可靠，其理由有四： 一是：《尉缭子》开篇就点明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如果 是秦始皇，偏要说成梁惠王问对？从任何一种情况讲，都无从 解释；
二是：从书中通篇强调重农、修号令、明刑贵、图变法等强 国之策来议，正符合当时魏国之情；
三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及的那位大梁人尉缭的 某些治国的要略，在《尉缭子》卷中没有任何反映；
四是：《尉缭子》卷中二次提及“吴起与秦战”的言语，而 且赞称吴起之雄，贬低秦皇，如果真是秦时尉缭子那就犯忌了。
- 尉缭其书——《尉缭子》：据《史记》载：“惠王数被于 军旅，卑礼厚帑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可能 就是在这次招贤中，尉缭子被选见梁惠王，此书就是二人谈军国 之道和用兵之法的记载；其成书年代也可能就是梁惠王在位时 期，即公元前369—319年的50年间。
因此书作者尉缭子本人缺乏史书记载，故自南宋陈振孙提出 之先秦兵书后，明清大都认为是伪书，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 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本基本相同，从不忌避 “黄帝”名讳及篆体风格犹存等现象看，说明抄写于秦汉，成书 年代类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
《尉繚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在卷、篇数上都不 甚相同，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二、二十九、二十四、三十 一篇之别，原因多种，今存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一万余字， 其篇目是：
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 理、厚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 卒令、勤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 令下。
《尉缭子》最早的版本应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可惜 不是完幅；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行的《武经 七书》本，后世众多丛书均源于此本。
如《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校 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校 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武经七书注释•尉缭子》，解放 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尉缭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4989年 出版。
关于《尉緣子》一书归属兵家和杂家问题，一段时间争议不 休，其原因是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引起的，即该书著录 有杂家《尉缭》29篇，兵家《尉缭》31篇，而现在仅有一种问 世，故产生了困惑不解，争议也就不可避免。
其一，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首先作者认为：不论 “王者伐暴乱”，或称犋立威，必须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也就是强 大的军事力量是强国之基础；而政治又是军事力量强大的根本保 证。故在《兵令上》篇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意思是说只有国治（即政治）才会有兵治（军 事)。
尉療还提出了 “农战”和“法制”的主张，认为“农”是富 国的基础，“法”是国治的保障，以农耕为治国之本，才能国富 民强，军事亦强也。
其二，论述了战争的胜负唯在“人事”，而不在“天官”。古 代兵家大都附会于天人相应之说，认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往往把战争的成败归于天命，尉缭却提出了 “天官不若人事”的 观点，书中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论证了战争的胜负唯“人事而已”。 天官不可信，成事全在于人谋。在《武议》篇中再次强调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进 步的认识论观点，在先秦兵书中是独具特色的。
其三，主张“慎战”和战役实施的迅猛性。《尉缭子•攻谋》 中曰“权敌审将而在举兵”，“权敌”就是兵法中的“料敌”、“知 彼”，只有了解敌方的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战则必胜•，“审 将”就是要慎重选择领兵指挥的将帅，将帅的才干、能力和道德 修养、作风与战争的胜负有直接的关系；“权敌审将”后，还要 在整军、统军、安民、胜敌的权术和谋略、战术问题上进行全面 考虑，极力反对“怒而兴师”。《兵谈》曰：“患在百里之内，不 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 起一岁之师。”这种“慎战”的思想高于孙、吴，并且有所创新 和发展。
在战役实施问题上强调战术上的“先发制人”和“后发先 制”并举，主张果断决策，机智应变；战略上强调召之即聚，聚 之即进，要迅速集结，快速推进，方可应付各种外敌的袭击，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月，百里者一日”。“卒聚将至，深入其地， 错绝其道，栖其大城之邑，使人登城逼危。”（《攻权》）尉缭在战 役实施中的“迅猛”观点对当今国防建设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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