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既“柔”又“泛”的社会控制力量。恩格斯 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可见，道德是人 们经济生活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感觉并且惊讶于道德的滑坡。实际 上，我们正处于经济生活变革后的社会道德重构的混乱与茫然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尚待完善，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准则远未形成。审视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体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筑既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又符合现代意识要求的道德体系，是今后长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 而在这一过程中，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作为预防暴力犯罪的一支力量,肯定会 减弱。“文革”前，暴力犯罪发案率很低。即便在十年动乱中，虽然各级党政机关 瘫痪,群众组织间打砸抢盛行，但个人孤立的暴力犯罪也未形成一个高峰。这是因 为道德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和控制社会方面还起着独到的作用，道德作为防止社 会总崩溃的最后一道“堤坝”，还尚未“崩溃”。
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暴露出来的教育荒废，党群关系疏远，理想信念危机, 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厌倦,对公益事业的不感兴趣和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等社会负 面现象冲击着传统的道德体系。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人们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公德意识趋于淡薄。不少人不问政治，缺乏起码的社会责 任感和是非善恶观点，对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暴力犯罪视而不见，明哲保身，不敢 斗争,致使社会道德抑制犯罪的功能大大减弱。不法分子则胆大妄为，有恃无恐, 公然施暴，猖狂作案,而且毫无耻辱感和负罪感。如2000年9月1日，湖南省常德 发生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在侦破过程中，又并案为“渝湘鄂系列持枪抢 劫杀人案”。恶贯满盈的张君暴力犯罪集团疯狂作案、滥杀无辜、人性泯灭，计有 26人死于悍匪枪下，但张君等人却自鸣得意。案件破获并揭露后,竟有一些青少 年对张君一伙的所作所为很“佩服”，不辨是非善恶竟然到此程度。尽管只是极个 别现象，但也足以令人惊讶。由此可见,社会道德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规范效应已 无法同“文革”前相比。
- 投机欺诈导向
我国传统的诚信道德是一种单纯道义、缺乏法治、依据情感的熟人间的关系， 并不能有效调整市场经济下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因而造成了以下种种混乱 现象。
取窃盼富与自我实现。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由于缺乏现代社会必须 的谋生手段，陷入困顿的生活之中。在生活目标难以自我实现的绝望中，其中一些 人抵制不住诱惑，玩起“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采用不合理的途径和非法的手段来 获取财富。
虚伪谁骗与夺取文化。信任分为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系统信任实际上 就是公信力。而信任缺失之后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强凌弱、强买强卖、坑 蒙拐骗和假冒伪劣等现象频频发生。
灰色人格与精神变式。社会转型时期，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个体容易 对不确定因素产生烦躁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这种焦虑心理的积累会促使健 康人格向灰色人格蜕变，正常精神状态向精神变式发展。
- 仇富与悖恨情结
在体制的转变中，财富在部分人手中迅速积累，使一些人产生对财富本身的仇 视，以及对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情绪的陡增。
羡财心理异化。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重义轻利”向“重义重利”或 “重利轻义”转变。采取合法手段发财致富是社会鼓励的，但现实生活中富人不能 见阳光的财产，加上我们传统的“为富不仁”的观念，使得“仇富”心态陡现,羡财心 理异化。
责难社会。贫困阶层一旦认为其他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利益及获取方式 (地区和行业的差异)优于自己，会萌生不满情绪,会责难社会。
挞伐否定为快。面对自己的贫困和弱小、他人的财富和强大，不能调整 好心态,采取了一种盲目否定的态度,把发牢骚作为解决欲望折磨、精神烦恼、感情 痛苦的方法。
对国家、社会的高期望值与现实生活中自己实际地位的相对低下，这种心理的 落差导致了内心的失衡，从而催生了羡财心理异化、责难社会和挞伐否定为快等 现象。
暴力亚文化的泛滥和习染
所谓亚文化是相对于主体文化而言，是指在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与社会主体 文化相背离甚至相对立的支流文化，反映为滞后于社会发展和游离于社会主流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暴力亚文化则是其中的一部分,即明显激化行为冲突，激发 暴力犯罪的不良文化积淀。
暴力亚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崇尚野蛮凶残的所谓“英雄”观;二 是不顾是非与法度的“情义”观念；三是具有深厚封建色彩的“行帮”意识；四是“法 不责众”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犯罪研究中心和天津警察学会共同对1993年天津市入狱 罪犯进行调查，在全部3859名罪犯中，有26%的罪犯在犯罪时使用了暴力。而且 在调查中发现，罪犯在实施犯罪时是否使用暴力，并非由一种随机或偶然的因素所 决定，而是受到罪犯本人的气质特征、受教育程度、家庭状况、交友类型以及邻里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可见,暴力型罪犯施暴或以暴力相胁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对暴力 犯罪手段的主动性选择。
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一定的文化塑造人的行为模式，而人的行 为模式又反映其接受并且认同的文化特质。犯罪行为也是如此。如果从社会文化 的角度分析，暴力犯罪则是暴力亚文化的物化形态和行为选择。也就是说,暴力犯 罪是在暴力亚文化的诱导和推动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如果说暴力亚文化是“导 演”的话,那么暴力罪犯无疑则是“演员” O老一代犯罪学家严景耀在《中国的犯罪 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指出：“为了了解犯罪，我们必须了解发生犯罪的 文化，反之，犯罪的研究又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及其问题……犯罪是依据集体的一般 文化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 体，是文化的产物。”
1 .性格冲突在社会转型期，一些人的心灵变得动荡不安，价值迷失、找不到人生意义的现 象时有发生。传统文化中本身所具有的心理调节机制在现代社会中已无法发挥其 功能，人们无法调节身心平衡，结果造成因道德冲突、价值困惑而导致的边际人格 乃至病态人格的出现。
人格障碍与内心冲突。如果社会有时不能用制度保障人们“用合理的手 段实现合理愿望”，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不满和逆反情绪，严重者形成人格障碍， 甚至还会滋生反社会倾向。据某市公安局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2007名犯 罪人员中，有心理障碍者占14%，其中重度心理障碍者占24.06%。
心承力小与心理加速。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有区别，这不但改变了人们 的思维定势，而且也改变了社会个体的生活方式，而导致不能承受之重和心理 加速。
精神游离与意识寻宗。今天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重大生活转折,从青春 期到婚后离家独立生活,及人生各个阶段，如离婚、单身生活、再婚等，每个转折都 会使有些人不知所措,感觉精神游离。
转型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个人生活的频繁变动，人们经常会因为难以适应而出 现种种亚健康状态，如人格失范、心承力小和精神游离。
- 情感迷乱
从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合理成分去理解人的主观诉求，就能得出人在满足了最 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后,必将追求情感满足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 主张对情感不能过度以免造成身心失调是有积极的心理意义的。但在现实生活 中，对于情欲的抑制有时大大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导致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现代 生活的巨变茫然不知所措。
性情感走穴。性情感走穴是指性情感流离失所，漂泊不定，不能稳定在 社会认可的常态中，如性开放、同性恋、双性恋和性变态等。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以不同的形式隐秘存在着。
心变态情愫。现代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生活的质量，我们应更多地考虑个 人是否能很好地融入社会，个人在其中是否感到幸福。但有时也会使人们物欲膨 胀,人文精神失落，由此催生种种非正常情愫，也就是人的异化。
突发性绝境。人们建立起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含糊的标准，而忽略了如 何面对失败，所以遭遇到突发的挫折时手足无措。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更需要对人类精神的长远关爱和对人终极目标的深入关 怀,这样人们的情感生活才不会迷乱。
- 反社会心障
由于生计性损害、才能性堵塞、信仰性反抗和传统性拮据等原因，有些人情绪 处于苦闷、焦虑、彷徨、悲观的状况。任这些心理滋长蔓延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各种心理障碍，从而加剧社会心理的失衡、摩擦和冲突，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生计性损害。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在现代化浪潮中失去 岗位的工人，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而处境较差。
才能性堵塞。由于人才流动机制尚处在健全之中，使得一些人专业不对 口，不能人尽其才;大城市人满为患，边远地区人才奇缺。才能性堵塞不但造成人 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使得人们牢骚满腹,对现行政策产生抵触情绪O
信仰性反抗。由于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发生的一些冲突，使得一些人在 市场经济面前显得滞后和无力，对信仰产生逆反心理，形成信仰性反抗，
传统性拮据寄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迁移者原来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 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由于适应性和谋生技能等种种原因，又不能融入新的文化中而 失去心理平衡。同时，“利”字当头导致人际关系冷漠，见义勇为、仗义执言、济危扶 困、舍己为人、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等传统美德被淡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有些人对自己在新的社会格局中的位置难以理性化确 认,从而出现反社会心障现象。
- 常见极端缘由
转型社会给一些人造成的不适，使他们对社会发展前景和个人前程失去了方 向，或者因为各种挫折变得心灰意冷。由于个性心理原因，疏导消极情绪的手段缺 乏，只好选择自杀或其他极端手段。
商务受挫。在高度竞争的商场中，成功受到推崇，失败成为一种耻辱，而 商机瞬息万变，在把大量成功者推向顶峰的同时必定会淘汰失败者。如果没有过 硬的心理素质，面对困境和失败带来的耻辱，极有可能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
情感纠纷。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有些人产生了疏离感和孤独 感，内心有强烈的情感需要。而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时，必然纠葛不断，失意者 也容易米取极端行为。
家庭危机。家庭危机主要是家庭感情危机。家庭生活是个人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家庭原本是社会的大“减震器”，但在竞争激烈和摩擦频繁的现代社 会中，家庭也受到了冲击，种种家庭危机都会使人缺少稳定的情感支持而诱发极端 行为。
升学压力。据统计，青少年自杀在整个自杀的年龄段中占最大比例，而 升学压力是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多年僵化的应试教育体制，在升入 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时,形成了“千人万人过独木桥”的现象。青少年处于心理上 的“断乳”和“动荡”时期，其身体与心理、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与落差，造成他们缺乏 分辨与自控能力，在过大的学习压力下，极易用自杀的方式来逃避现实。
商务受挫、情感纠纷、家庭危机和升学压力是造成当今社会自杀现象的主要缘 由，这四种挫折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因此，对不良情绪应 及时有效地加以调节、规范和引导，努力化解和消除，积极营造有利于改革顺利进 行的社会心理环境。
我国正处在同质一元社会向异质多元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变 革与转换、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与搞活、外来思想文化的 传播和影响，社会心理剧烈冲突，社会亚文化大量产生，对社会主文化产生了巨大 的冲击力。不良刺激的增多，消极文化的蔓延，为整个社会心理带来了直接的消极 影响，直至诱发犯罪。社会亚文化虽不可能作为引发暴力犯罪活动的一种直接来 源，然而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长期随机的存在，却能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反社 会美学的角度来无形地诱惑着具有悖反心态的人进行着各种攻击社会的尝试，以 一种认知的方式不断地激发着类似人员的心理与行为上的冒险。
本章节从社会亚文化、社会边缘体系观念文化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作为一 种社会的副文化是如何从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去面对早已具有反社会倾向，并已 与社会产生了尖锐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让他们接受这种心理认知，并以此给予一 种特殊的个人社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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