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就有对动物的模仿而出现的猿猴舞、熊舞等。到汉代时，已 发现有模拟动物或吸取动物动作特点并结合攻防方法的技术表现形式。

汉代有记载的，有“猿猴舞”、“狗斗舞”、“醉舞”，以及化佗的“五禽戏气虽 然无攻防动作但具有良好的健身作用，它对后来出现的武术象形类拳种影 响颇大。

东汉末名医华佗（？ —208）总结整理 了有关导引术，去繁就简，创编为《五禽戏》 。华佗曾对其弟子云：“古之仙者 为导引之事，熊颈鸦顾，引挽腰体，动诸关 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 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 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 体轻便而欲食”（《后汉书-方术-华佗 传》）。《五禽戏》只是模仿动物动作形态的 导引或体操，并不具有攻防动作和攻防意 识，他们并非武术。但需要指出，这对后世象形类武术的创立以及这些武 术在吸取动物的动作方法以利养生方面，具有很大影响与启发。从这个意 义上说，他们又是后世象形类武术的滥觞。

汉与匈奴的战争

汉初，由于匈奴的入侵和侵扰，使统治者鼓励农民习武，以自身力量抗 击匈奴的侵犯，民间习武之风盛行。加上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了 大量制造兵器的作坊，而且还有不少宽敞的演武厅，民间的习武热潮，大大 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当时政论家晁错分析了汉、匈双方兵制的特点及兵力 的长短之处，指出汉军多优于匈奴，首先数量上占先；但匈奴却居于主动， 原因是匈奴骑兵机动性强，两军相抵，倘汉军驰救，“少发则不足；多发，远 县才至，则胡又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又入”。故而晁错建议 移民充实边区，普遍建立守备，“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教 民以应敌”，把边民训练为“亦兵亦民”、“兵民合一"的常备武装力量。汉 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书-晁错传》）。《通考》卷一五O载：“汉初，兵 农不甚分。如冯唐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从军。而后汉《礼仪志》，谓罢 遣卫士，必劝以农桑。”这实际正是“教民以应敌”的结果。1975年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一号墓东后室北壁下部，有一幅表现“兵农合一”、“劳武结 合”的石刻。画面上有人织锦，有人赶马拉车，有人在酿酒，鸡鸣犬吠。在 表现种种生产生活的图像之中，皆立有一个兵器架，上面置放着三股叉、 戟、剑、盾和弓箭等，“亦农亦武”的情景跃然画中。而后的“屯垦”，亦实为 “教民以应敌”的发展。

“教民以应敌”，为战胜北方匈奴的威胁打下了基础；然而要彻底抵御 匈奴侵扰，则须主动出击与匈奴决战，击溃或歼灭其主力，这就要求组建庞 大的常备军，并努力训练为劲旅。汉高祖时，即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 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 官，水泉用楼船”。非常重视将士的训练考核，“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 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

汉王朝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汉高祖刘邦便设置并健全了马政机构。 文帝时，晁错提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于是修“马复令”，即凡民间养 马一匹的，“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汉书-食货志》 颜师古注），鼓励人民养马。这项政策立竿见影，西汉王朝迅速组建起了庞 大的骑兵部队。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单于14万骑入侵到距长安仅 300里的甘泉地区，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 骑10万以备御。骑兵数量竟达10万之众。汉武帝时，又组建了侍从皇帝 和警卫京畿两支部队。侍从军分三支，即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皆由善骑 射者组成。“羽林”意即“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守卫京畿的禁卫军共分八 支，即“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气由八校尉率领， 故而又称为“八校尉”。屯骑、越骑、长水、胡骑为骑兵，占禁卫军的一半。 汉匈战争中，骑兵已取代步兵成为汉军主要兵种。汉军一次出征的骑兵， 2万、3万、4万、5万、6万、10万不等，最多达18万。

重视武备，再加上其他政治、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汉匈战争中汉王朝的 胜利，也促进了武术本身的发展。汉代弩射的发达，显然与汉匈战争开大 阵直接相关；而刀取代剑的地位，则与刀的劈杀更适宜于骑兵有关。尚武 之风，一直雄劲于两汉时期。

“剑文化”的发展

秦、汉年间，由于战争方式的演变，骑兵的地位日益重要，环柄长刀逐 渐取代了长剑在战争中的地位。相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剑的防身自卫、 娱乐作用却日益增长，以致汉代“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今天各地出 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常刻有官吏图像，就普遍带剑。秦、汉时 代，剑术研究受到重视，并在战国“剑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时 对剑术的理论性总结和概括是卓有成效的，通过许多史料，我们可以看出 汉代剑术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特征：①剑术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这时，不 仅佩剑之风仍然盛行，而且精于剑术的人颇多，特别是文人学士，如司马迁 在《史记-太史公自叙》中写道，司马家族祖上的一支曾经“在赵国者，以 传剑论显”；以写汉代大赋《子虚上林》而闻名的司马相如“少时爱读书，击 剑……”东方朔“十五学击剑气武将如项羽“少时，学书，学剑”；鲁肃“体 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等等。②剑 术研究有了初步的理论性总结和概括。如曹丕《典论》：“幼时学击剑，阅师 多矣！四方之法，唯京师为善。”可见，曹丕研究过来自各方的不同剑法，探 讨过不同的招式、特点及格调的剑术。也说明精于剑术者到处都有，并且 出现了不同流派。③剑术已有了一定的招式。《史记•项羽本纪》中记项 羽的堂弟项庄在鸿门宴上表演剑舞，企图在席间刺杀刘邦；项伯为了保护 刘邦也提剑起舞。项庄和项伯的“剑舞”当然不是一般的武舞，而是有一定 的程式，既可供人观赏、又可置人于死地的武技。由此可知，那时已出现了 剑术套路的雏形。这在剑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④出现了竞技形 式的对抗性斗剑。最突出的实例是曹丕与邓展的赛剑，据《典论》载：一天， 曹丕与邓展一起饮酒，席间谈论起了剑术，曹丕指出了邓展的一些错误说 法，并向邓展表示，若不信服，可以较量一番。邓展当时稍有醉意，经曹丕 一激不甘示弱，当即表示愿和他决一胜负。考虑真剑会失手伤人，两人就 以甘蔗作剑。没有几个回合，曹丕三次击中邓展的臂部，引起左右观众大 笑。邓展很不服气，要求再比。曹丕说，我的剑法专中臂部。轮到第二次 比赛，曹丕就以失招的败势引诱邓展，邓展果然中计，又被曹丕击中面门。 据说,曹丕从师洛阳高手王越，经过勤学苦练，击剑之术达到了相当精湛的 程度。不难看出，当时各种剑法之间已存在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无疑 推动了整个剑术水平的提高。

学剑是尚武的表现，两汉时期，征战频繁，风气崇尚折戟异域，立功疆 场，赐爵封侯，霍去病、班超便是榜样，故习武为世人所重视，学剑因而

流行。

西汉开始，佩刀的习俗开始出现。《汉书-苏武传》载，汉王朝派苏武 出使匈奴，当匈奴逼苏武投降时，“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 归汉！'引佩刀自刺气 东汉时期，环首刀日益盛行，剑的使用则转趋衰落， 逐渐被排挤出了实战领域。各地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许多描绘战争的 画面，其中兵士所用之短兵器，无论步兵还是骑兵，几乎全是环首刀。

刀和剑的盛衰兴替，至东汉末年就接近尾声了。当时，实战已基本上 不用剑。《太平御览》卷三四三、三四六收有南朝梁时陶弘景所著《刀剑 录》，其中记有不少汉末和魏晋时期刀剑制造的事例，如东吴孙权于黄武五 年（226）造：“十口剑，万口刀”；蜀主刘备命名匠蒲元造刀“五千口”；西晋 司马炎与咸宁元年（275）造刀“八千口 ”等。当时，造刀数量很大，造剑通 常只有一件或数件，前者是用以装备军队的实战兵器，后者则是供权贵佩 饰把玩的饰物或宝器，如曹丕所造的“百辟宝剑”、“饬以文字，表以通犀”， 即是其例。在《三国志》和南、北诸史中，有大量战斗用刀的事例，但实战用 剑的记载绝少，也反映了这一变化。

这是中国刀剑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此后直至明清，军队装备和实 战使用的短柄兵器主要是刀，剑则脱离实战，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兵器，主要 在佩饰、武术等领域继续沿用。诚如明茅元仪《武备志》一。四卷中所指 出：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

从这一变化的角度来看，东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刀盛剑衰的分水岭。 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中也讲道：“重刀之习，起于汉代。”

在汉魏时代，剑开始被蒙上了灵光宝气，这在汉魏以来的杂史和志怪 小说中屡有所见。而后唐代剑侠故事的出现，使剑进一步被神秘化，自此 以后，剑、侠士和神仙们结下不解之缘，而剑的功用就远远超出了击剌之术 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很多场合它甚至扮演着法器的角色。人们不仅神 化剑术仗剑使法，而且出现以装饰为主的木制剑作佩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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