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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国武术不仅成为军队的必修课程，部族山民也习武成风。山 民习武，有的人是为了在观音市上一展身手，能为国家所用;有的则是为 了健身自保;有的则将所学武术用于日常生活——用来对付猛兽。《大理 古佚书钞》载:“土人喜猎,有民家、罗人、阿昌、蒲满，皆喜打山狩猎，而善 观兽迹。常曰：'入山知山路，打猎知兽踪,寻兽先找兽足迹o兽粪便,兽爪 印，皆可判兽踪影。猎有三法,明箭射、下扣、闸板。闸为树筒，放置于兽 道，离地五至八尺高，以绳牵行之。下有地线，色如枯藤。亦有用踩板，若 碰线和踩板，扳动发销,而木坠，亦称千斤闸，可打断兽首或兽腰。亦有用 地弩，以地线牵动扳机而触发。弩箭多为剧毒。其毒药有两种:一种为毒 藤,产澜沧江崖畔，叶如橡藤,加断肠草,即可凝血杀兽；又一种用雪上一 枝蒿、断肠草,取浆露干，外加青核桃皮浆点之,加马蜂尿即成，可见血封 喉,亦曰七步倒。无论虎豹、野猪中箭,逃不脱死厄。猎人见兽粪便，可判 出坐山兽、游走兽。虎豹走大路,每至路口常以爪抓地。量其长短,可知其 归与不归，及归来时刻多验。’”地弩又称伏弩，始创于中原武林,唐朝大 将薛仁贵每于军营外不易防守之地，“设伏弩以待敌”，是一种以逸待劳 的防御手段。唐朝与吐蕃大非川之战后，此法传入吐蕃，南诏与吐蕃结盟 后由吐蕃传入南诏。阁罗凤与唐大将李宓作战时曾用此法射死射伤唐朝 的偷袭军队。大理国从南诏继承了这一方法，在通往羊苴峰的隐蔽小路 上均设有地弩。保定帝段正明在出家后也将地弩设于佛庙后山,此法由 此传入民间。山民们利用云南特有的植物制成毒箭，其杀伤力令人望而 生畏o山民射猎其中有明射一项,大型猛兽往往非一箭能致死,中箭后往 往向山民猛扑，山民则凭仗武艺用手中的刀、矛、梭镖与猛兽格斗，能通 过格斗杀死猛兽者往往能赢得山民的尊重。
从中原传入的不仅是千斤闸、地弩，“高氏家族在大理国时期,是大 理国世袭相国，便已精通南中诸拳棍。”高氏家族即是高升泰及其后代, 其家族从前大理国到后大理国一直掌握国家军队。高升泰以凶猛善战闻 名于大理，而精通南中诸拳棍，则是他凶猛善战的前提，南中诸拳棍指的 就是中原武术。
高升泰用自己擅长的武术训练了一支私人卫队,人数仅1200 A,骑
兵仅600人,排在卫队最后，作冲锋之用，卫队最前面的是盾牌兵,“其盾 厚重,箭矢均不得入，盾下有两脚尖桩。骤然遇敌,则尖桩入地。”这样盾 牌就围成了一堵护墙，两百弓箭手则躲在盾牌后以箭射敌，“敌稍退，蛮 兵持刀砍杀，盾随之推进”。当敌人开始退却骑兵即开始冲杀。在冷兵器 作战的时代，这样一支训练有素、配合得法的军队真可谓以一敌十。不过 即使是这样的军队与山民部落作战，也有失败之时。
高升泰曾带自己的私人卫队攻打乌蛮人的山寨，乌蛮人采取了猎人 捕兽的战术，在山路上设地弩，并将地弩的控弦之绳埋入土中，牵至山隘 之上,侯盾牌兵过后，方拉绳放箭，“升泰军十伤三四，均畏战,升泰挥军 于山下，久久围之，乌蛮乏食,请降。升泰收乌蛮为卫，结以恩义,乌蛮为 之效命。”从高升泰起高氏的私家军中始终有一支由乌蛮人组成的敢死 队。直到忽必烈命令元军用皮囊渡过大渡河，高氏的私家军始终在拼命 抵抗，也用毒箭给元军造成大量伤亡。但寡不敌众，当高氏私家军死亡殆 尽，大理皇族也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在元军的招抚下很快就投降了。忽 必烈平定云南两年后，就在云南开设武举,收罗武术人才，并在进攻湖南 的战争中以云南蛮军作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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