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经一千多年的古代奥运会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财富，但对当时的 中国并没有什么影响。此时虽然有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的丝绸之路也 连接了西亚和欧洲，但古希腊盛行的体育之花并没有引入古代中国。

1911年随着武举制退出历史舞台，武术的军事功能逐渐衰弱，健身功能 曰益增强，体育思想成为武术的主旋律。民国时期，在“体育救国”的社会氛

围里，张良开创性地将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体操相结合，创编了 “新武术”； 张之江则创办了中央国术馆，把武术提髙到“国术”的高度来重视和保护、传 承。武术的体育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的。

随着1900年奥运会的相关信息传人中国，②体育观念逐渐深人人心。“近 代中国人最初的体育观念，来源于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为了强兵而对西洋体操的 最初引进。后来在维新派人士的推劫下，西洋体操进人学校的教育范畴，使初 始的体育观念中又增加了强种、强国的内容，并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最能 集中表现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的‘军国民体育思潮’。但是，这样的体 育观念显然远离体育的真义和本质。近代中国人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以后， 并随着它的影响的扩大，特别是上海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使原有那种强 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受到挑战，军国民体育遭到普遍的质疑人们逐渐 从健身、娱乐、竞技的角度，去认识和定义体育。”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中国 文化子系统的武术向西方的学习，一如文化般亦经历了外在技术的改造（如马 良的新武术）、竞赛制度的建立（如中央国术馆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如 对体育科学化认识的加深）等层层深人的过程。

“三千条礼仪中的第一条是：容貌态度应该严肃沉着；第二条是：举步 要稳重端正。因此，同文馆的学生便不愿意习体育，认为有失尊严，他们只能 慢慢踱方步。中国学生是没有粗野的游戏如足球棒球等类的。” 由于中西不 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体育体系的不同，加之西方国家采用暴力的手段人侵中 国，带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一开始对西方体育具有强烈的逆反心理^ 一 开始它只是“作为租界西侨的一种生活方式进人国人的视野”，而“体育真正 进人国民的生活并进人教育领域，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播，其主要的载体是基督 教教育与青年会” 。

随着认识的深人，国人在寻求致富致强的途径中，开始认识到改善国民 素质、重铸民族之魂的重要性，从而把目光投向斯巴达式的军国民教育₃清末 中国对教育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在新式学堂内，设立了体操课，初步建立了本 土化的教育体系中的体育课程体系。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提出“今 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主张实行寓兵于民的军国民主义。 1902年，蔡釋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军国民篇》，首先引人了“军 国民”的概念，他在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夫龙泉绿沉（古代有名 的宝剑），壮夫侠客用之，足以纵横六合，扫荡奸移；而村夫妇女用之，反以 自戕，而为天下笑者，何也？无用之之资格而已”，真正的“尚武”并非“竞

言军备”，而是造就“军国民”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 民说•尚武》，鼓吹军国民主义，且提出了尚武的“三要素”心力、胆力、 体力。

“教会大学给中国带来的一大革新是引进了体育课。中国学者穿长袍、 留长指甲、驼背的形象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同时也带来 了对体育和活动的爱好。圣约翰大学建立没有几年就引进了田径运动。由于相 信体育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因此其他教会学校也纷纷看样；学生最初不太愿 意参加这种不高雅的活动，可是后来他们也慢慢地开始爱上了体育运动和体育 竞赛。第一次校际体育竞赛于1904年在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大学之间举行。 有些学院注重军事训练与柔软体操，但网球、棒球和足球运动更加普遍开展， 而且被引进到官立学校。” 随着体育在各个学校的广泛开展，武术亦成为新 学堂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据金鼎回忆，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他的家乡浙 江省吴兴县办起了县立中小学，这些新学堂都开设体育课，也教武术，仅吴兴 县中小学的武术教师就有十余人。®1907年在南京有80多个学校联合举办的“江 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中，就有武术（击剑竞争、刺枪竞争、柔术竞争）项目

的竞赛。

伴随着西方势力的强势扩张、西方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国内部 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等方面的作用，西方体育由租界内西侨的项目、教会学校 的项目、官立学校的体育课而逐渐走人中国人的生活，最终于1910年10月结 出了“第一个硕果”——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是旧中国第一次跨 省、区举行全国意义的运动会，意义重大。

二、“新武术”的诞生

西方资产阶级在“殖民”的同时，带来了他们的体育思想、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在经过了农民阶级“义和团运动”、封建阶级开明人士的“洋务运动”、 封建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等探索的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 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者取得了社会发展的话语权，他们提倡“自卫之道”“尚 武精神”，认为体育关系到民族的盛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大批有识之 士展开了对西方思想（包括体育思想）的学习、吸收。

“求新”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新史学”、《新青年》《新潮》等词 汇渐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思维中，“新武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 现了。

“新武术”的创编者马良（ 1878—1947 )，字子贞，河北保定人，回族。

“蒙学时，因慕武士道之自信优游，于是从学于保阳冠绝一时之武士敬一平老

• 认识到“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 之武术者”。鉴于当时“民风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 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的情形，马良“决心考究我国数千 年来武术，编定武术教科专书，以振吾中华尚武之风” 。

“心无俗好，所好者曰书、曰武术” ®的马良早在1901年，在山西陆军 学堂任教时，就对传统武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以所编之拳脚科、率角科教 授学生”，山西巡抚赵次珊为之名曰“马氏体操”

1911年，马良调升陆军第九协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拟在该县由商 团创立体育社，在各学校实行此术” “以助我国体育之进行”“定名曰中华新 武术” 。并发起编辑摔角、拳脚、棍术、剑术（单手剑）等“凡可以自卫之具, 咸分科而课业焉” , “爰将各科各种姿势，拍照绘画，均按操典法，附以口 令说明，印刷成书” 。原准备出版摔跤、拳脚、棍术、剑术四科教材，其中 每科教材又包括上、下两编，上编为初级教材，下编为高级教材，但由于种种 原因，到1918年，四科教材的上编全部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但各科下 编未能面世。

“新武术”“改变了武术原有的师徒相承的单一传授方式，适宜团体教 学和操练，为武术进人学校体育课提供了可行的形式，对其后的精武体育会、

中央国术馆，以及学校武术教育，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如精武体育会在十

周年纪念大会上进行的“武术大会操”，“与操者三千人”“操潭腿与工力 拳，每一口令，动作如排山倒海，叹观止矣。咸称自有武术会操以来为最大之 一次” 。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初级产物，中华新武术在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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