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增多，面向实战的警察实用技能训练成为必要 的训练项目，因此，该阶段的警体教学开始从拳击、散打逐渐转移到融传统的 擒拿格斗技巧、散打与拳击、柔道与跆拳道等为一体的“一招制敌”上来。至 此，实用武术成为公安队伍建设、警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晚清时期，军事武术还有一定的地位，但民国以后（尤其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火器的大批配备部队，作为冷兵器时代产物的军事武术 在战争中的作用逐渐减少，而仅仅存留在一些特殊行业中。

“火器输人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致社会个人积 弱愈甚。”  “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 ^@民国时期，面对救亡图存 的历史现实，“体育救国”“武术救国”思潮兴起，认为救国先强种，强种靠 体育、靠武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武术成为国术，社会习武热潮兴起。这 一点，我们从女性积极参与武术运动就可见一斑。

发轫于1909年“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的精 武体育会曾设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开展武术运动。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 一的陈公哲之妹陈士超，于1920年春，随哥哥陈公哲应约参加广东精武体育

会一周年纪念活动时，向佛山女界详细介绍精武体育会的故事，并亲自上台表 演，开佛山风气之先，并协助成立了佛山精武体育会。®又如1931年，孙禄 堂在镇江武馆开设了女子武术班，招生60人，并让女儿孙剑云任教习。

政府和学校也特别重视女性武术的普及和发展。1915年，在天津“全国 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提交的《拟请提倡中国 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获得通过，武术的传播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 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增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 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与此同时，学校女子武术活动也随之兴盛起来，如梁 振蒲即受聘于束鹿女子师范学校传授武术。

“流血相争笑此曹，会场新筑擂台高。就中拳法谁伏胜，夺得金牌兴自 豪。” 竞赛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杠杆，民国期间对女子武术的竞赛活动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1918年，在当时的军政界首脑赞助下，四川开始每年一度在成 都青羊宫花会上举行擂台赛，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女学生也参加了打擂比赛， 《壬戌（1922年）花会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柔术场中技艺精，登台 较手看分明。更有一言须记取，打擂来了女学生。1928年成立的“以提倡中 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的中央国术馆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不 但招收女生，还于1933年举行的第二届国术考试中增加女子对抗比试，推动 和鼓舞了女性武术的发展。

1936年，中央国术馆选派了六名男选手和三位女选手远赴德国进行国术 表演，取得轰动效应。“中华武林百杰”、中国“十大武术名教授”、武术九 段刘玉华（十位中唯一的女性）就是其中的一位。刘玉华，1916出生，河南 省开封市人。她7岁在开封大同武术社师从“何大刀”何富同和“孟大枪”孟

“土洋体育之争”的思想史意义

早在19世纪末期，面对西方体育的传人，体育界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对民 族传统体育进行了思索和检讨。如1897年，王维泰就提出了“体操实非西法， 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的观点。1920年，徐一冰撰文指出：“各国之体育之 体操之运动，必有各国之特长，及其风俗习惯程度之不同，未必尽合于我国人 也。” 1921年，王庚撰文亦认为，“要知道体育这一样东西，各国有各国的 精华和特色，这种精华和特色，非外人所易得同一效果的”。可以说，此时人 们对东西方体育的特点、优势等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1931年“九•一八”引发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赵 正平《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1932年）、陶希圣《关于民族复兴 的一个问题》（ 1933年）、吴钊《复兴之基点》（ 1933年）、张素民《中国 复兴之唯一前提》（1933年）、赵正平《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1934 年）、潘光旦《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 1934年）、吴泽霖《民族复兴 的几个条件》（ 1934年）、蒋廷黻《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1934年）、张 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1935年）、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 (₁₉36年）等专门探讨民族复兴的文章纷纷刊发。体育史上著名的土洋体育 之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进行的。

1932年8月，“单刀赴会”的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100米、200米预赛 中即被淘汰，此消息震动全国。此时，全国体育会议即将在南京召开，许多关 心体育的人士纷纷发表主张，中国体育之路的大讨论由此开始。

兵操废存之争，体育理性认识的加深

20世纪初期中国为寻求民族振兴，引进了军国民主义、实用主义、无政 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形成了空前的文化解放和重构运动。第一次世 界大战，被认为是“公理”战胜了 “强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以军国民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德日“体操体系”体制开始动摇，以自然主义、实 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英美体育“运动体系”体制逐渐深得人心。1919年5月， 杜威来华，系统介绍了其实用主义思想与原则，冲击了体育=尚武=军国民 教育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引发了集中表现为“兵操废存”问题上的何 为“体育”的大讨论。讨论的深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对体育的 理性认识。终于在1922年11月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命令》（壬戌学制）中， 废除了军国民的内容，正式把“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废除了兵操， 完成了德日体育体制向英美体育体制的过渡，表明国人对“体育”理性认识 的深人。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文化 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抵制，一种抗争的话”气那么以“精武体育会”

及其分支机构为契机，以中央国术馆及其国术馆系统的建立为标志，武术在自 我反省的基础上，走向了借助奥林匹克文化而进行自我改造的近代化进程。两 个武术组织，一为官方、一为民间，但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西方社团的影响， 有自己的章程、宗旨、开设分会，®组织化程度已相当高。

“化除宗派畛域，一德一心，决赛奋斗雪国耻；唤醒全民自卫，群策群力， 敌忾同仇御外侮。” ^@经过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的努力，武术界化除门派 隔阂，一致对外的观点得到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武术迅速地发展起来。

“土洋体育之争”第一阶段的争论

以敢言著称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评论工作。创刊第二天的《大 公报出版弁言》就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 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 所不计。”《大公报》的“敢言”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在西方体育日盛的中 国，1932年8月7日，《大公报》发表社论'《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 在这篇著名的社论中，“吾人今愿大声疾呼已告全国之主持体育者”：“请从 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做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

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请使刘长春为最初的同时为最后的参 加欧林匹克者”“一切学校，宜教授拳棒。艺不必精，时不必久，但须作必修 科目”“实热诚希望体育界变更心理，速决计由土体育求真正出路，使丰富的 中国文化，更发灿烂之光” 。《大公报》的这一社论甫出，立即引起社会的 强烈反映，并由此引发了中国体育史上著名的“土洋体育之争”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的社论发表后不久，1932年8月13日张之江在 《大公报》发表了《致天津大公报社函》一文，对《大公报》的社论表示支持。 在该文中张之江认为，“国术之用，不仅健身强种，且可拒寇御侮，既合生理 卫生，又极经济便利，不拘性别老幼，不限于时间空间，富美感、饶兴趣，锻 炼甚便，普及亦易”。而目前学校多采用欧美体育，不合国情，尤其不切合实 际，所以张之江建议将国术列为学校体育正课，并普及于全民。

“大公报是我个人爱读的新闻报，因其议论和平，公正，而且确切，没 有矫情或过火的地方，这是大家可公认的。但对于体育的记录与主张，时时搔 不着痒处”。针对《大公报》的社论，谢似颜认为，“近代体育的意义，并不 限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那是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的能率，使人格高尚 趣味浓厚，并养成适应于文化社会的生活。至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不过是 体育的最低部分而已。然此最低部分为体育的根本所在，失此部分，便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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