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国武术开始了 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武术的“打练合一”特点得到武术界的自 觉文化认同，但同时也出现了反套路的思想和解除师徒制的商榷意见。更为重 要的是，传统武术开始积极吸收西方体育的思想精髓，竞技武术已在酝酿之中。 中国武术的“二元互补结构”即将由古代军事武术和传统武术的组合模式向传 统武术和武术运动的现代组合模式过渡。

近现代武学思想发展的社会条件

近现代，由于火器的大量运用，军事武术在部队中的作用逐渐下降，并 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人，武术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开始自 觉地汲取西方的体育思想，武术运动正在孕育之中。

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会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这是王国维对清代 学术的一个精准概括，这里的“新”即指当时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 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尽管中间经历 了汉代的阴阳五行宇宙观和宋明理学的变迁，但总体而言，它还是长期扮演着 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是一种普遍而稳定的思想范式g然而17世纪以来，尤 其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崩溃，儒家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孤 魂。 “开眼看世界”成为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的标志，向西方学习，中外 文化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明末清初，此时的中国母腹内已经孕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当时南北 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掀起对宋明道学及其传统学风的揭露批判， 通过提倡‘经世致用’ ‘核物穷理’ ‘依人建极’而走向人文主义的觉醒”。 “从分析文化背景的角度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与需 要。” 此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平等的，传教士们的“学术传教”活动得到了 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这种欢迎“并非出自盲目的好奇，而是显示了一种历史的

自觉”。然而，历史的车轮进人18世纪，由于传教士们介人宫廷斗争，雍 正皇帝为了防范政敌，把传教士赶出了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文化隔离政策，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受到挫折。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相对停 滞，而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中西文化的差距由此拉开、 拉大。此时中国虽然出现了所谓的乾嘉盛世，但“它不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木 乃伊”。

道光二十年（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历史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 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 处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同年10月8日中英签订的《虎门条约》则规定英 国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而后，美国、法国、比利时、西班 牙、荷兰、瑞典、挪威、葡萄牙、普鲁士、丹麦等国纷至沓来，乘机索取特权。 1848年，葡萄牙干脆直接霸占了澳门。此时中西平等交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 中国被迫纳人了西方文化的洪流。

“中西文明的大碰撞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的主要景观：一方面 是西方文明大量涌人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救亡图 存和求新变于异邦成为社会的主调；另一方面，国力的衰弱也充分暴露了传统 文明固有的缺陷，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 张激把1895 年到1925年（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五四运动后）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

型时代” 。在此社会背景下，武术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主 要表现为武术体育思想快速发展。

葛兆光先生认为，“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 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对于新知的理解，也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 识和原有的想象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 ”。在这个过程 中，外来的知识和思想发生了变化，“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 参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 。武术运动就是传 统武术和军事武术“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而表现出的“一种新 取向和新姿态”。这个“新取向”“新姿态”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它与中西 文化结合的社会背景有深刻的联系。

许纪霖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 。 就武术而言，这种“范式”就是武术由军事技术、技击术转向“体育”。“明 清以降，火器繁兴，器日益精，技日益拙” ，民国时期，武术的体育转向已 不可避免。

军事武术的衰亡 就现实和象征的意义而言，科举的废除标志着中国与过去一刀两断，这

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就武术而言，武举制的废除，则可看作新、旧武术发展的分水岭。

“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 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谓技 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 ，武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后，军事武 术并没有因此而绝迹。

晚清时期，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就注重军事武术的训练，他认为，“练 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民国时期，在体 育救国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比较重视“国术”训练，有人甚至认为“国军自民国 十三年黄浦建军，建校及至民国十六年五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军事委员会令 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第一期至二十三期，每一期的课程内容均以国术、 马术、刀术为主” 。不管论断是否正确，但高度重视武术的训练当不会离历 史事实相差太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军官学校学生的武术基础。另外，马 良的“新武术”、摔角队，二十九军的大刀队等在近代军事战场上仍发挥了火 器无法替代的一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武术也没有绝迹，它存留在野战部队、特种部队、 武警和预备役部队中，成为军事体育和警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51年开始，我国的体育由军事体育（“文革”前称国防体育）和一 般体育两部分组成。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广州创办了军事体育学院（后 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设立了格斗教研室，专门培养军事体育、军 事武术人才。

军事体育的任务是根据国防需要，训练军人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射击、 滑雪、军事航海、跳伞、航空模型等），为海陆空各兵种培养后备力量。1982 年，国家体委撤消军体局（设置训练竞赛一司负责项目管理），不再分军事体 育和一般体育，体委不再承担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不再承担为部队培养 后备力量的任务。从过去开展的具有军事技术特点的项目中，选择了一些我国 已参加国际组织和进行国际竞赛的，并已成为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如射击、 跳伞、滑翔、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无线电、摩托车、滑水等继续开展下去， 由训练竞赛一司负责。

我国警察体育的发展也是不断完善的，实用武术在其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无 到有的过程。1949年至1955年，公安（警察）职能更多的是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肃特、剿匪、反霸、保卫、警备是这支内卫部队的主要任务，因此该阶段的警 察体育其实就是军事体育，没有自己的特点。1956年至1965年，警察的职能 开始由军队转变为公安，工作重点转向同刑事犯罪活动做斗争，由于惯性的作 用，此时的警察体育还没有完全脱离军事体育（如名称还是成为军体教研室）， 警察的技能训练还是沿用军体的内容。1966年至1982年是中国警察体育发展 停滞的时期，经过1983年到1986年的“严打”，警察体育成为独立学科的呼 声得到重视。1989年1月，以国家教委和公安部批准中国公安大学试办警体 体育系为标志，警察体育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得以承认。从1983年至丨995 年，学校建设重点逐渐转移到拳击和散打等实战性较强的科目上来。1996年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持枪、持械的暴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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