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回答历史“是

什么”，二是回答历史“为什么。即第一个任务是“求真”的过程，是描 述历史现象，对历史的还原，第二个任务是“致用”的过程，是对历史的解释， 探求历史的规律。“求真”不可少，“致用”更重要。“第二个任务，一般而 言，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我们通常讲历史的继承性，照我的理解，所谓历 史的继承性，主要也就是思想或文化的继承性。”在这里“所谓历史的继承性” 实际上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文化意义。

东方人体文化研究专家刘俊骧先生认为，“人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母体 和先声，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归宿；东方人体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如果 把这个论点比作一只鼎，那么鼎的三足就是‘武术’ ‘舞蹈’和东方人学的中 心‘修身’文化”。在刘先生眼里，武术在东方人体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通过对武术的分析、学习，可以达到举一反三了解中国 文化的重要作用。

“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必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要素，是我中华民族在神州生生不息的生 命线。” 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武术对于中 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设、保护民族的精神家园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武术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重

温古人的思索”，从而为习练者提供必备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武术运动在 传统武术基础上的发展，即凸现了武术的现代意义，其中竞技武术为国争光的 思想、养生武术的健身思想在当前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中的作用不可 替代

另外，军事武术的实用价值、传统武术的修身思想、高度重视武德的培 养等在现代社会都具有继续开发、发扬光大的必要

第四节II武术思想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山左聊城人氏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指出，“凡 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傅先生这句话虽就历 史学研究而说，但对武术思想史研究照样适用。

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共包括文字材料、考古材料、口述材料、民俗武 风和武术技艺五种。它们之间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替，但可相互补充。

具体而言，文字史料是指用文字记录形式保存下来的人类活动遗迹。它 通常包括书籍、铭刻及其他非书籍形式的散存文字材料。这类材料经过人们理 性概括和总结，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便于收集、保存和利用。但文字材 料往往掺杂有记录者的思想感情，有时还会有一些不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运用 时要特别引起注意的。

实物材料是人类武术活动的直接证据，主要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武术器 材，有武术内容的绘画作品、刻石、砖瓦，以及武术名人故居等。这类研究材 料实感性强，但一般仅能反映武术的片段，很难形成系统。

口传材料以口头流传为其显著特征。这类材料在武术中常以谚语、歌诀、 小故事的形式存在。这类材料往往不见文献记载，有些很珍贵，但容易以讹传 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民俗武风主要涉及武术传承地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生活

制度等。这类材料是研究武术的活化石，但它需要深人的田野调查、切实的亲 身体悟才能得到。

武术技艺亦是一种研究材料_s武术是中华民族用来保存、保养和体认生 命的一门学问，它整体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表达的方式是肢体语 言。因此，武术技艺可看作是一种身传材料。不同的武术流派，有不同的技术 体系，动作风格各异，而这正蕴含有取之不竭的文化信息。这类材料具有鲜活、 生动的特点，但一般人难于掌握，处于不同练习层级的人对其理解也存在极大 的差异。

上述五种材料，要在分析与鉴别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只有这样，武术思 想史的研究才能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 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从而获得某种发现而对武术研究有所贡献。

长期以来，我们的武术研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近些年来，有 一些人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实物和口述材料，这应是武术学术研究的一大 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武术研究还应当在巩固上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将民俗武风和武术技艺纳人其中。

不管是文字材料、实物材料还是口述材料都是人们的一种转述，而民俗 武风和武术技艺则更为直接，它们应是武术研究的主要材料。就重要性来讲， 武术技艺应是武术研究的本体材料、主要材料，而文字材料仅是武术研究的前 提和基本功。一旦我们对文字材料有所掌握，具备了一定的基本功以后，就应 适时地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区，寻找、搜集实物材料和口述材料，并亲身 感受、体会不同地域的民俗武风。或者直接采用禅宗六祖慧能“非关文字”“直 指人心”的做法，以其未受知识污染的人生及其经验为前提，不唯书、不重经 典、不谋权势，直接地通过“武术技艺”和它存在的“场域”来研究武术。这 种方式直接而有效，但却需要研究者有慧能般的悟性。

20世纪，在梁思永、李济、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者的努力下，考古学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文字和实物资料。从而改变了单靠文字进行研究的传统

史学模式，将“狭义历史学”（又名文献历史学）发展为“广义历史学”（又 名历史科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 生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既然我们将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材料拓展 至文字、实物、口传、民俗武风和武术技艺五个部分，那么其研究方法也要进 行相应的调整。

如果把文字材料、实物材料、口传材料和武术技艺看作武术研究文本的话， 那么民俗武风就是这些文本存在的“场域”。研究时，文本要依据文字学、阐 释学等进行文本分析，而“场域”则要“走进历史现场”去体悟。•

“体悟”并不是仅指作为“场域”的民俗武风，武术技艺乃至于文字材料、 实物材料、口传材料等亦需要体悟。而“民俗武风”也可进行“文本分析”。 借鉴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本书将这种文本分析与自身体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称 之为武术思想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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