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吕 氏春秋》记载，孔子力能举城门，而不肯以力闻。孔子的父亲当年在战争中 就曾力举城门，使被困在城里的士兵安全撤出（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这样孔子有膂力，能举城门也就不足为奇了。后人提到儒生时，总是一副温 文尔雅的面孔，觉得挺文弱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不少人都武功在身，只 是藏而不露而已。内家拳大家王征南择徒极严，“有五不传：心险者，好斗 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清代-黄百家《内家拳法》）。黄宗羲 的幼子黄百家是继承王征南全部功夫的唯一入门弟子，可见王征南择徒标准 之严格。王征南五不传中有一条是“轻露者“不能传授拳术.所谓的“轻露 者”就是指过分张扬外露，没有藏拙的修养。

《菜根谭》有言：“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意思 是说人再聪明也不宜锋芒毕露，不妨装得笨拙一点；即使非常清楚明白也不 宜过于表现，宁可用谦虚来收敛自己；志节很高也不要孤芳自赏，宁可随和 一点也不要自命清高；在有能力时也不宜过于激进，宁可以退为进，也不要 太过于冒进。我们放在武术藏拙精神里透视这句话的内涵，就是在保护好自 身的前提下战胜对方才是最大的赢家，也是道家柔能克刚的智慧所在。

第三节：博爱精神

博爱，指广泛地爱一切人。博爱一词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说 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 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踪然独 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刘向说的“清净无为”（也作 “清静无为”），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一种哲学思想和治术。道家提出天道自然 无为，主张心灵虚寂，坚守清静，复返自然。汉初实行这种政治策略。清静 无为是道家最为重要的思想，无为是道家的核心概念之一。清静，指心性纯 正恬静。无为，今人多错误地理解为对万物发展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其 实，道家的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 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有 了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博爱与道家的渊源关系。三国•魏•曹植《当欲游南山行》言：“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有道德的人只要有爱众人之 心，就可以行遍天下。博爱，是一种爱众人、爱众物之心。

唐朝韩愈《原道》有“博爱之谓仁”。“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韩愈 看来，博爱是仁的延伸，是对仁的一种新注解。宋代欧阳修《乞出表》之二 “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进一步把 “博爱”说成“大仁”。可见，博爱也在儒家仁的范畴之内。

有人说博爱是舶来品，是西方社会的东西。其实在中国战国时代墨家就 有“兼爱”的论述。兼爱，指同时爱不同的人或事物，主张爱无差别等级, 不分厚薄亲疏。至此可见，在博爱中，有着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影响。

儒、道、墨三家思想对武术精神影响重大而深远，或者说儒、道、墨三 家思想是武术精神产生的土壤和阳光。从这一点就好理解武术的博爱精神,

以及舍身、嫉恶等精神，都是中华武术精神在不同侧面上的反映。也就是说 尚武、博爱、舍身、嫉恶等武术精神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不好截然将其分 割开来。

武术精神的最初形态表现为各门各派所提倡的武德。其实武德应该是武 术精神的载体，武术精神必须要通过尚武、博爱、舍生取义、嫉恶如仇、爱 国等具体行为表现出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就有了 武德的七项（禁暴、戢兵、保土、公定、和众、丰财）规定，其中的“公 定”（安定百姓）、“和众”（团结民众），就有博爱的意蕴。少林戒约中提出 “习此术者，以强体魄为要旨”，倡导“深体佛门悲悯之怀，纵于技术精娴, 只可备以自卫，切戒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与人之间“互为援助” 和“以忍辱救世为主旨”的德行。到了近代，中央国术馆也曾把“爱国、修 身、正义、助人”作为武德规范。这其中也都隐含着博爱的成分。

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门派都有自己的规范和崇尚的武德。但从 中也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氛围中，武术受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影 响，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世代相传的、被人推崇和各派所共同认可的思想观 念，这一思想观念就是蕴藏在武术文化深层的武术精神。因此，中华武术精 神并不代表各门各派的“术”和“法”，也不是武术技击的某一种功夫和武 德，而是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影响的，贯穿于整个武术发展史的思想 精髓。概而言之，武术精神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里，尚武、博 爱、舍身、嫉恶等武术精神都包含在其中。

第一个层次为个人和武德修养。它要求所有习武者都要“尊师重道”， 做到“孝悌仁义”，“技道并重、德艺双修”，“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 J之举”。

第二个层次表现为集体的道德观念。它要求所有习武者和武术团体应 “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做到“公定” “安民” “匡扶正义” “见义勇为”和 “以武会友”。

第三个层次表现为爱国主义的精神。它要求所有习武者和武术团体必须

“精忠报国”，练武的目的在于“强种御侮”和“爱国、修身、正义、助人”。

这些崇尚道德的修养，能逐步使习武者养成与人友善、淳厚处世、宽容 万物的气度，这正是博爱精神的具体表现。

第四节等舍身精神

在中国武术史上，很多武术界人士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他们秉存大义，不畏强暴，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近 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我国的关键时刻，许多武林豪杰纷纷挺身而 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甘洒热血。从反抗外国和外民族侵略的角度看，中 华武术培养和塑造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国内和本民族的 发展来看，它培养的就是中华民族刚强不屈，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敢精 神。可见，中华武术为振兴民族精神，培养中华民族积极奋斗，不畏强暴和 勇于牺牲的优良品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华夏民族舍生取义、舍身为人、舍身救国的勇于牺牲精神，由来尚矣。 这种精神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传颂，而这种精神往往最易从古代的侠义之 ± （或称武侠、侠客）身上表现出来。《吕氏春秋》中有一则鲁莽勇士的故 事：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住城东，一住城西。一天，两人不期而遇，于是坐 在一起喝酒。喝了一会儿，一人要去买肉下酒，另一人止住他说，你我身上 有的是肉，还买什么肉。于是两人抽出刀来，在自己身上割肉下酒，至死而 止。这两个勇士给人的感觉是悲壮加鲁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 形象，尽管有点夸张，却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类人物的风貌：他们性格豪 爽，有着过人的勇敢，视死如归。在《史记》中有《刺客列传》专篇为先秦 时期的五位侠义之士立传，《游侠列传》则记载三位汉代的侠客，刺客和侠 客能进入正史之中（《汉书》只记游侠，不记刺客；此后的史书一概不记）, 可见，汉朝官方对他们勇于牺牲的精神是认可的。剌客和侠客在司马迁的眼 里是有区别的，但最大的共同点是均有侠义之风。

武侠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有勇气，更重要是有“侠”的品质。司马迁在 《史记•游侠列传》中概括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 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讲信，重承诺，言必信, 行必果；二是重义，为朋友所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是自春秋战国 以来中国所流传的“侠”的精神。它直接继承了春秋时的墨子门徒的品质, 同时也是儒家精神的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争雄天下，竞争日益激烈，斗争日趋复杂，各国无不注意网罗有特殊技艺的人才，出现了养士之风。如齐庄公、晋国的公卿栾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吴公子光等都是春秋时养士的名流。战国时齐 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四大公子，都曾养士数 千人，而不避生死的武侠更是他们刻意搜寻的人才。王公贵族们“聚带剑之 客，养必死之士”，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武侠常被委以常人不能完成的任务,成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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