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频发，经济逐渐衰退，而水患又得不到有效地治理，民众 长期过着苦难的生活。除水患以外，淮河流域经常有极端天气发 生。淮河流域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农业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自 然环境和天气条件的恩赐。明清时期总体上气象条件较差，1400- 1900年，称为明清宇宙期（又称明清小冰期），为低温多灾的时 期，中国东西部都较为明显，尤其中高纬度地区变化幅度比中低纬 度地区更大。淮河流域有关寒冷的记载较多。明弘治六年（1493 年）九月、七年二月，颍州、颍上、太和、蒙城、霍邱大雪。隆庆 二年（1568年），颍州、太和、亳州冬大雪。天启元年（1621年）， 颍州、颍上、太和、蒙城、亳州春大雪。清顺治十年（1653）、康 熙九年（1670年），蒙城冬大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亳州 冬大寒。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颍州府冬大雪①。宿州“弘治六年，大雨雪，自九月至次年二月乃止。民间多毁屋木、器物以供 燎爨”。“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雨雪交作不止。束薪十 钱，六畜损伤甚众，二麦萎死者半”①。气候寒冷，各种自然灾害 频率高、大面积灾害多、数灾并发多。雨水、干旱、蝗灾等不断发 生，万历时期,颍上“雹伤麦苗”，“夏亢旱，禾苗焦槁"。宿州 “嘉靖五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湖地二麦淹浸萎死者过半”。 “十五年六月、七月，淫雨不止”。乾隆四年（1739年），江苏淮北 15州县被水并遭蝗灾。乾隆九年（1744年），安徽庐、凤、颍三府 并滁、泗二州被蝗被水。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粮食大幅减产。道光元 年（1821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32年间，安徽夏粮收获19 年是六成，12年是七成，秋粮收获5年五成，15年六成，8年七 成，1年八成。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的29年间，安徽夏粮收获每年均为五成，秋粮收获27年五成。19 世纪近80年中，安徽仅有1年秋粮收获八成，其他多数年份收获 仅五成。农业歉收，削弱了淮河流域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清 嘉庆帝在位25年，对安徽颁布52次赈灾上谕，其中单独对皖北二 府一州颁布34次赈灾上谕，占总数的66%,另外有17次上谕包 括皖北在内，仅一次除外。灾害不断，导致民众生活无着。灾荒、瘟疫、兵寇是民众生活 艰难的原因。清代，反映苏北民众困苦的诗云：“伤心六月淫雨飞， 农夫竭力齐筑围。筑围旋随湖堤决，膏血沥尽洪水肥。六年水来早禾熟，今岁水来瓮无粟。日高一日米价昂，饥殍余生形似鹄。洪涛 直注东海滨，村墟出没水无垠。皎皎明月共千里，空复下照流离 人。流民生计苦日蹙，纷纷卖船复卖屋。鬻妇鬻女更鬻儿,老幼同 声尽一哭。，，①水灾从夏至秋一直不退，没有收成，民众到处流浪， 卖儿鬻女，凄惨之状跃然纸上。水患、低温等灾害叠加使民众苦难深重，武风肆虐。明代颍 州民众生活无着，不肖之心萌生，社会风气趋坏。清代灵璧县 “一值凶年,散之四方，无所顾惜，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 匪，鼠窃狗偷,所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 打架，习为固常，北乡与徐邳接壤，此风尤甚”。崇祯年间，洪 水泛滥，苏北民众罹遭水患，出外乞讨，“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 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黄河夺 淮，淮河流域有的河、湖水暴涨，有的河、湖被泥沙淤塞，水系 紊乱，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政府为保漕运，长期 解决不了水患等灾害，加之气候不佳，使灾害具有延续性、叠加 性。民众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四处逃荒乞讨，诱发了民众对社会 不满而尚武。（二）尚武传统淮河流域大致属于楚风俗区，又受中原等风俗区的影响。历史 上淮河流域有的州县风俗趋于“剽轻”，司马迁已注意到风俗的差 异，他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 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 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 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 楚。"西楚、南楚民众剽轻，“剽”则为“勇悍”“劫夺”之意。寿州、霍邱、颍上、衡山等州县一直以来有尚武的传统。寿州位 于淮河南岸，战略地位显赫，历来是政治军事集团厮杀的战场，自古 民风尚武。寿阳民风诈伪，多藏甲挟剑者，虽然有司施以仁义及刑法 之令，也难以扭转。清代,寿州“其俗尚武，稍习文辞”。霍邱与寿州 比邻，早在明嘉靖之前尚武风气已盛。颍上位于淮河北岸，与寿州隔 河相望，北控河洛，南尽淮河之畔，民风尚武之习已久。砺山在宋代 已有尚武之风，北宋陈师道《碰山县学记》云：“霸者之余，以武为 俗。''元代得到发展。明代碰山“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 木强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至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使尚武之风从部分州县逐渐蔓延至全淮河流域。明代中期（嘉靖、 万历年间）是淮河流域尚武风气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州县已尚武。 宿州在明嘉靖以前风俗淳朴.然至万历时期，风俗已经发生变化， “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竞利忘义，信巫淫神，近且习 于狡伪荡然”。萧县在宋代尚有浑厚之气，元之后风气趋武，张能鳞《萧邑学 记》载：“俗仗义轻生，喜击剑悲歌慷慨，大略似燕赵魁梧，奇杰 往往辈出。”灵璧县原先“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 士气节而薄委靡/但明嘉靖时已露风俗变化之端倪，“然妇女不事 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见利忘害，信巫谄神*所谓淳厚之风，礼 让之俗，不无渐衰”。清代，灵璧县民众生活艰辛，民风强悍而难 驯，百姓生活贫困，民风刚劲，尚武轻文。定远县在万历时期出现逞凶尚武之风。万历时期，定远县打行 之风盛行，至晚清更为猖獗。颍州在万历时期崇武之风甚笃。清代，颍州“士君子不以礼法 自守，小民无所标准，其黠者习于讦告，慧者流于斗狠。下至无 等，盗窃成风。迨究事所由起，虽斗粟尺帛，皆足酿为祸阶”。亳州人原先多忠义，不尚拳勇。然而，明代以后逐渐尚武。亳 州风俗的变化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康熙中期*亳州“智欺愚，强 凌弱。”嘉庆时期亳州武风十分强劲。太和县风气尚武在明朝末年。明正德以前，民风较好，未建城 池。正德年间，“流寇南犯，履邑城若平地，官与民攫其祸甚惨”。 之后，太和才建城池。崇祯年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明廷 的岌岌可危，明末太和尚武之风油然而兴盛。明代中期以后，蒙城 县民风也尚武。虽然有官员曾整饬风气、大兴教育、重视教化，民风在一段时期 内发生些许变化，但并未根本扭转民风尚武之习。雍正九年（1731年） 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强调“亟须加意整顿”亳州“民间积习好 斗”之风。嘉庆年间，知州周鹤立为改变亳州斗殴之风，撰写了《励 风俗示》。清代蒙城民风刁悍，知县田本沛、竹绿漪、陈民怀加以整 饬，越讼之风才有所好转。太和县在清初风俗曾经有所好转，“国家休 养生息百有余年，人情厌武事而习文教乾隆年间，太和知县丁文灿 又建成寿山书院，强化文教，希冀扭转尚武之风。（三）民众流徙不定淮河流域是贯通东西南北的推移地带，同时，河流众多，水路 发达。因水旱频仍，生活困苦，民众于是利用便捷的交通频繁迁 徙。灵璧县睢河北岸的民众大多迁徙，外出逃荒不断。蒙城县外出 迁徙者更多。颍州民众大多流离转徙，“颍地山少水多，土脉松虚， 士生其间，浮动易而沉潜难。囿于方也，故厌文好武，相尚无已， 以至荡析家产，弃祖父之业者，比比皆是”。水灾、旱灾、蝗灾等频繁侵扰，土壤贫瘠，赋役繁重，战争不 断，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艰辛，民众被迫流徙他乡。萧县土地沙 瘠、赋役繁重，民众朝不保夕，逃徙四方。怀远县水旱频仍，民众 外出乞讨者甚众。万历时期，定远县有的民众逃往外地时间较长， 以至于草房垮塌。万历以后，颍上县因赋役较重等因素，里甲之户 逃离较多，税粮转嫁到留守者，他们不堪重压只好拖欠，以至于下 狱。淮河流域战略地位显赫，战争多有发生，这也是民众大量流徙 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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