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低温等灾害叠加使民众苦难深重，武风肆虐。明代颍州民众生活无着，不肖之心萌生，社会风气趋坏。清代灵璧县“一值凶年，散之四方，无所顾惜，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匪，鼠窃狗偷，所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 打架，习为固常，北乡与徐邳接壤，此风尤甚”。崇祯年间，洪水泛滥，苏北民众罹遭水患，出外乞讨，“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黄河夺淮，淮河流域有的河、湖水暴涨，有的河、湖被泥沙淤塞，水系紊乱，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政府为保漕运，长期解决不了水患等灾害，加之气候不佳，使灾害具有延续性、叠加 性。民众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四处逃荒乞讨，诱发了民众对社会不满而尚武。

（二）尚武传统

淮河流域大致属于楚风俗区，又受中原等风俗区的影响。历史上淮河流域有的州县风俗趋于“剽轻”，司马迁已注意到风俗的差异，他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西楚、南楚民众剽轻，“剽”则为“勇悍”“劫夺”之意。

寿州、霍邱、颍上、衡山等州县一直以来有尚武的传统。寿州位于淮河南岸，战略地位显赫，历来是政治军事集团厮杀的战场，自古民风尚武。寿阳民风诈伪，多藏甲挟剑者，虽然有司施以仁义及刑法之令，也难以扭转。清代,寿州“其俗尚武，稍习文辞”。霍邱与寿州比邻，早在明嘉靖之前尚武风气已盛。颍上位于淮河北岸，与寿州隔河相望，北控河洛，南尽淮河之畔，民风尚武之习已久。砺山在宋代已有尚武之风，北宋陈师道《碰山县学记》云：“霸者之余，以武为 俗。''元代得到发展。明代碰山“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 木强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至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

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使尚武之风从部分州县逐渐蔓延至全淮河流域。明代中期（嘉靖、 万历年间）是淮河流域尚武风气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州县已尚武。 宿州在明嘉靖以前风俗淳朴，然至万历时期，风俗已经发生变化， “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竞利忘义，信巫淫神，近且习于狡伪荡然”。

萧县在宋代尚有浑厚之气，元之后风气趋武，张能鳞《萧邑学记》载：“俗仗义轻生，喜击剑悲歌慷慨，大略似燕赵魁梧，奇杰往往辈出。”灵璧县原先“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 士气节而薄委靡，但明嘉靖时已露风俗变化之端倪，“然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见利忘害，信巫谄神所谓淳厚之风，礼让之俗，不无渐衰”。清代，灵璧县民众生活艰辛，民风强悍而难驯，百姓生活贫困，民风刚劲，尚武轻文。

定远县在万历时期出现逞凶尚武之风。万历时期，定远县打行之风盛行，至晚清更为猖獗。颍州在万历时期崇武之风甚笃。清代，颍州“士君子不以礼法自守，小民无所标准，其黠者习于讦告，慧者流于斗狠。下至无等，盗窃成风。迨究事所由起，虽斗粟尺帛，皆足酿为祸阶”。亳州人原先多忠义，不尚拳勇。然而，明代以后逐渐尚武。亳 州风俗的变化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康熙中期亳州“智欺愚，强凌弱。”嘉庆时期亳州武风十分强劲。

太和县风气尚武在明朝末年。明正德以前，民风较好，未建城池。正德年间，“流寇南犯，履邑城若平地，官与民攫其祸甚惨”。 之后，太和才建城池。崇祯年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明廷的岌岌可危，明末太和尚武之风油然而兴盛。明代中期以后，蒙城县民风也尚武。

虽然有官员曾整饬风气、大兴教育、重视教化，民风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些许变化，但并未根本扭转民风尚武之习。雍正九年（1731年） 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强调“亟须加意整顿”亳州“民间积习好斗”之风。嘉庆年间，知州周鹤立为改变亳州斗殴之风，撰写了《励风俗示》。清代蒙城民风刁悍，知县田本沛、竹绿漪、陈民怀加以整饬，越讼之风才有所好转。太和县在清初风俗曾经有所好转，“国家休养生息百有余年，人情厌武事而习文教乾隆年间，太和知县丁文灿又建成寿山书院，强化文教，希冀扭转尚武之风。

（三）民众流徙不定

淮河流域是贯通东西南北的推移地带，同时，河流众多，水路发达。因水旱频仍，生活困苦，民众于是利用便捷的交通频繁迁徙。灵璧县睢河北岸的民众大多迁徙，外出逃荒不断。蒙城县外出迁徙者更多。颍州民众大多流离转徙，“颍地山少水多，土脉松虚， 士生其间，浮动易而沉潜难。囿于方也，故厌文好武，相尚无已， 以至荡析家产，弃祖父之业者，比比皆是”。

水灾、旱灾、蝗灾等频繁侵扰，土壤贫瘠，赋役繁重，战争不 断，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艰辛，民众被迫流徙他乡。萧县土地沙瘠、赋役繁重，民众朝不保夕，逃徙四方。怀远县水旱频仍，民众 外出乞讨者甚众。万历时期，定远县有的民众逃往外地时间较长， 以至于草房垮塌。万历以后，颍上县因赋役较重等因素，里甲之户 逃离较多，税粮转嫁到留守者，他们不堪重压只好拖欠，以至于下 狱。淮河流域战略地位显赫，战争多有发生，这也是民众大量流徙 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安徽沿淮地区人口减少的频率加快，除战争、灾荒外，民 众外出逃亡也是重要因素。

尽管有外地人不断迁往淮河流域，但不少人又选择离开了。河南、 山东等省民众，因多种缘由不断流入颍州。明初颍州遗民稍有恢复，之后黄河夺淮，环境发生变迁，到正统年间外地流民才逐渐迁入。

然而，在灾害环境下，外地人在淮河流域很难长期定居，有的又迁往外地。明初曾强迁江南地区民众至定远县，不少人又离开了定远。乾隆时期，离开灵璧县的移民也较多。

淮河流域民众流徙不定，乞讨他乡而尚武少文。西湖书院建于宋代，至清代多次毁坏，多次重建，折射出书院培养人才也多次停顿。明代颍上县，景泰时，财政困难，仅对县学毁坏严重的地方稍加修葺，直到成化年间才大修。阜阳的书院历史较悠久，但书院并不出名，缺乏学术风气，文运不昌。同时，缺乏师承和学友，学术难以承继。亳州无师承，考中进士者甚少。怀远学道者耻于相师， 缺少学友，学风不振。

（四）地方官员对策

淮河流域横跨皖、豫、苏、鲁数省，经济较为落后，政治统治 薄弱。淮河流域处在南北之交，民众好侠轻死。淮河流域地方官员治理社会缺少良策，亦是武风兴盛的缘由之 一。乾隆十八年，灵璧知县贡震认为民风尚武与地方政府治理不力有关，灵璧县北乡武风甚烈，官员疲玩成风，作奸犯科。官府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导民众遵守礼法。涡阳张乐行捻军起义与地方官员统治方法有关，“有司者懵于抚驭之术，激使走险”。

官员往往采取严刑峻法的方式解决尚武的问题，手段较为单一。嘉庆时颍州知府决心整饬，而特颁《颍州府条示》。严禁民众私藏抬枪炮位，限一月内尽缴，否则，依律治罪。以严刑峻法震慑这种不爱其生的顽犷跋扈之人，难以遏制狠斗的风气。清代地方官曾在淮河流域洪水高发地区设立塘汛兵、保正、族长，以图遏制武风、匪患的盛行，但清中后期国力日益式微，内外交困，对基层的控制已力不从心。

有的地方官提倡文举而抑制武举，借以扭转尚武之风，但效果不甚理想。

第二节淮北现存武术概述

一、曾经流传于民间繁荣的传统拳械

1983至1986年，国家体委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传统武术普查， 结果查明流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传统拳种129个。据1984年淮北市民间传统武术调查结果显示，自1960年建市至1984年的20多年间，流行于淮北市的传统拳械达到了 101种其中拳术41种，器械60种，在只有100多万人口的淮北市，民间流传着如此众多的传统拳械， 民间尚武之风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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