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知名拳勇之士在维护徽州社会治安中，起了护一方平安之作用。晚清婺源人詹鸣铎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就记载城内著名拳 勇程佑生的事迹：至于程佑生，乃邑城内著名拳勇，人呼为佑生司。他一生孔武有力，曾与保卫队斗殴，手擒二人，如打大钱，抛而远之，连擒连抛，见者无不吐舌。城中下流如朱剌等，索债剥衣，强项之至， 一逢佑生司，则避之唯恐不及焉。邑中夜摆诗摊，朱博士某公来打诗条，摊上劝以勿打，某公报称：我已输了，摊上道：你输 了，我给你铜元二枚好了。当时取以给之。既而警察来索取陋规，例给铜元四枚即去。后佑生司来打诗条，摊上连忙立起，孝敬铜元二十枚，请端去吃吃酒。故曰：博士不如警察，警察不如 程佑生。在下振记小店，曾有异地镶客来投名刺，打布施。佑生司走来，提其铺口向外，镰客连忙收拾，望望然去之，佑生司言 “兴孝坊一带，上自振记，下至信诚庄，劝你少走为妙”云云。上文记述程佑生力大、武艺高超，还记述了除去城中恶棍无赖、 治理镀客等事迹。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武林高手在维护一方安居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明清徽州武术文化，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体现天人合一的传统儒道思想，也体现崇尚侠义的墨家思想。传统武术文化在武道方面， 尊师重派，顺应自然，追求和谐统一，行侠仗义；在技艺方面，知行合 一，由武证道，实用与修身结合。明清徽州武术文化是在特定的徽州 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其既具有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武术文化特征。

第一节尚武文化渊源，明清徽州不仅是崇儒重礼的社会，也是尚武文化发达的社会，是典型的文修武备的社会，南北朝时期的徽州，是徽州尚武文化的源头所在。《陈书·程灵洗传》记载，程灵洗少时以勇力闻于乡里，善于骑射。在梁末徽州周边多盗贼的现象下，程灵洗招募少年，逐捕劫盗。侯景之乱时，程灵洗又据夥县、歙县抗击，攻下新安，由此获授武职。后来的徽州府县志在记载徽州武风时，均首提程灵洗的武功，如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志》中说：“自唐以前，如鲍伸程灵洗，以武功著，除恶为武，施德为文，其文不少概见清乾隆《歙县志》卷一《风土》中说：“武劲之风，显于梁陈自梁陈形成的尚武之风，在隋唐宋元时期又得到发展，特别是隋末唐初，汪华以保障徽州有功，被誉为新安之神，得到徽州后人的敬仰与崇拜。正是基于对程灵洗与汪华的卓著功勋的推崇，今人将二人并称为新安二杰。所以探讨徽州尚武文化的渊源，当从新安二杰开始。

程灵洗，南北朝时新安人。《陈书·程灵洗传》说：“少以勇力 闻，步行日二百余里，便骑善游，”后来在侯景之乱中，他保卫新安有功，获得封授。纵观程灵洗一生，以征战讨伐为主，屡建战功，多次获封终年五十五，赠镇西将军，谥思壮。需要指出的是，其子亦以武功著，“文李字少卿，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弱冠从灵洗征讨，必前登陷阵”关于程灵洗擅长射艺，在唐代有这样一则神话传说：

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常为吕湖蜃所斗。湖之近村有程灵洗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洗遂问：何以自别？ 道人日：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于湖边， 须耍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 灵洗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之。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这则神话记述了程灵洗凭借武勇与善射，为民除害。关于程灵洗在徽州后人心中的崇拜，学界有研究，如《唐代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另一位徽州武杰人物汪华，少时即以勇侠闻，在隋末兵乱中，汪华应募平婺源寇有功，统领宣、杭、藤、婺、饶五州，建号吴王。后唐高祖授以六州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后南宋罗愿《新安志》开始， 将其誉为新安之神。元明清时期，徽人时汪华称颂不断。如汪克宽

希勒《店代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的《越国公论》、程敏政的《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前者有云：“隋大业之乱，天下豪杰并起，各为雄长，互相吞噬，杀戮无虚日。惟越国汪公集果毅，保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救生民 于涂炭。”后者日：“越公生当其时，盖有西向问罪之志，而力弗逮，乃以一旅之众，仗剑而兴，全有六州。”关于汪华事迹及其在后世中的形象塑造，今有研究，如《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第四章第二节。

关于徽州尚武文化的流传，民国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卷十九中有明确阐释，其对直至晚清的徽州材武人物进行历述：罗鄂州言：新安之人，多以材武著称。吾考往牒所载，若程仪同父子、汪越国，勋烈昆耀无论矣。黄巢之难，邑人郑传集兵保乡里。方腊既擒，余党复炽。歙人钱生、钱蓿起兵讨平之。元 初潜口松源盗数千人起事，黄氏之先世日孝则府君单骑叩垒，谕降其众，事皆炳著志乘。粤逆之乱，视巢、腊尤炽。淮湘壮士，同 仇敌，立功疆场者指不胜屈。吾郡材武如昔人者，岂遂无之，惜无知而用之者。许承尧历叙了徽州史上的材武人物及其功勋，这既是回顾，也体现了徽州的尚武传统。如果说这是历史回顾，那么史上的徽州尚武的真实场景,我们从明代休宁人吴子玉的《来善门记》中可见一斑。

县道鬲南三十里日临溪，故唐都使公耀武之区也。当是时，乡人趋之，不有控卷搏撤超距十丈以来者！不有逐射临贸趋表下骄贵自喜以来者乎！不有吹竽鼓瑟斗鸡走狗六博蹋鞠探爵谷 以来者乎！不有却冠秫细偏蹙之衣投石拔距以来者乎！不有军功论属籍以来者乎！不有熙熙愉绽以来者乎！迹其俗之渐可 推矣。由上记载可知，临溪曾是耀武之区，各类人群汇集此地，展示武艺及其他技艺,是徽州尚武文化的生动再现。

此外，明清徽州尚武文化与徽民禀性有关。一是徽民的任侠习气。在明清徽州，少年任侠是一种普遍现象。兹以汪道昆《太函 集》中几则史实为据：始则以声伎蹴鞠为侠少游，遂倾诸侠少。倜傥负大节，倾贤豪。居常负意气，喜与诸侠少游。初，处士喜任放，才伎倾诸少年。以上三则分别讲述了汪道昆叔叔、歙县岩镇人汪通保、婺源人詹杰的任侠之风，并且这种任侠风气得到当时诸多侠少的推崇。可见 徽州少年任侠的普遍性。

二是徽民的健讼之风。徽民健讼而带来了武斗，而武斗诉求于一定的武艺本领。关于徽民的健讼，兹拈出两则：健讼者务相持，往往乘间而斗，其捷间者不远千里，虚往实归，以故辨有口者趋之，强有力者应之，疾若答椁，趋若归市，所必至也。方舟御尾而至，果皆四海九州之人乎哉？共则无盾，不共则已蹙，无两可者也。俗尚气力，讼起杪忽，而蔓延不止。然单户下民畏权忍气，不敢望官府者，亦云不少也。以上二则，前者说明了徽人健讼好斗，而且一定要斗出胜负。后者说明了徽人尚气力，健讼不止。正如朱熹所说，徽人“好刚喜斗” 在俗尚健讼的风习下，解决诉讼求之于武力是其方式之一，正如徽州 有俗语云：“好笔头不如好拳头。”基于徽民的任侠与健讼，尚武文化的承续由之而然。

第二节武德文化，关于武德，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是关于武术作用与功能的论述。从中国传统武术看，武术具有重信用、讲义气、有侠义和施勇武四德，即如万籁声所说的信、义、侠、勇四德。按照民国时期武师杜心五的解释，信就是言出必行；义就是事之适宜；侠就 是见义勇为；勇就是果敢任事。明清徽州的武德文化在传统武德的基础上，体现出文武并重、行侠仗义、遵规习礼的武德文化内涵，文武并重是明清徽州武德文化的重要内涵。文者即有闻必录， 武者即卫国卫民。这在明代徽州武术大家程宗猷族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前文研究，程宗猷所撰的《单刀法选》《少林棍法阐宗》《长枪法选》以及《射史》，均是其广泛师从，获得体悟，进行辑录而形成的武术名著。这就是有闻必录同样程宗猷本人以及其侄程子颐乃至程氏族人，均以武御辱，以武敌寇，以武据贼，以武除恶，实现了卫 国卫民”程宗猷在《射史》序中说：“因取箧中射法授之梓人，乂想以鄙俚，弗能及远，复取古射仪文，汇成一书，而以鄙闻附焉，亦知不免识者覆幽盖欲藉此以志平生恩遇，兼传之子孙，使识先世文武并 重之意这充分体现了以程宗猷为代表的徽州武术文武并重的武德文化。文武并重在明清徽州武术界还表现为文人习武，如前文所揭的王寅、程嘉燧、汪宗沂等；也体现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武进士歙县人许廷佐在授徒中，摒弃独习武艺而未能明文艺的弊端，教以科 举之文，一时出门下者如吴开圻、吴进义父子，马会伯兄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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