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乾隆四十五年 （1780 ）,乾隆帝已七十 多岁，大学士阿桂奏请皇 帝停骑马上围，改乘便轿。②但是一直到了乾隆 五十四年（ 1789 ）,乾隆已届八旬，仍然表示要乘骑
入围以表明恪遵家法。③及乾隆帝归政，称太上皇帝之后，仍然进哨行围，但未乘马射猎。唯安坐看城，观嘉庆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

5.嘉道及以后：清代的围猎活动在经过乾隆时期的鼎盛之后，至嘉庆时期开始急剧衰落。嘉庆一生前往木兰11次，大多无功而返，至道光四年（ 1824）,清帝至木兰行围的活动宣告中止。但是在嘉庆道光二朝，皇帝每岁仍遵从祖制于南苑行围。至咸同时期，皇帝至南苑行围也几乎停止，这种结果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清代长期的围猎活动，加上偷盗猖獗，木兰围场的植被遭受严重破坏，野生动物也日渐稀少，直至无兽可猎。乾隆末期，木兰围场曾发大水，导致当年无法行围，已显衰落之态。嘉庆七年（1802 ）, 嘉庆帝第一次至木兰行围，鹿已无多，至嘉庆八年（1803）第二次至木兰行围时. 竟然“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 ④
其次，财政方面出现的问题是迫使清帝停止围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嘉庆七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谏阻木兰秋弥，称：“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⑤可见长途至木兰行围已经成为地方上的沉重负担。道光帝在道光四年曾无奈地宣布：“今岁秋弥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着停止。此朕不得
① 《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册,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册
④ 《清仁宗实录》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册：
⑤《清仁宗实录》卷九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册 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①此后二十五年，再未举行。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连满洲根本之地东三省的官兵就近小规模行围都已无力维持，同治称：“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②可见，围猎制度的兴衰实质上是由清代国力与经济实力的盛衰所决定。
最后，关内长期的安逸生活与满洲的过度汉化都使清朝后期的皇帝对围猎的热 情减退。嘉庆六年（1801 ）,鉴于乾隆帝于乾隆六年首次举行秋弥，嘉庆帝颁谕： “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 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作，今年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 宜。”③如果说不忍劳费民力，或者慎终追远，不宜行围还可以算是堂而皇之的理由，那么谓“畋猎近于嬉游”，则与祖训大相径庭，殊失康熙乾隆行围木兰之初衷。此谕一出，满朝文武均表赞同。可见从上至下，对木兰行围已无多少热情。在嘉庆时期勉强坚持以后，道光时终于停止。而近在京城的南苑行围至咸同时期也鲜少举行，足证明此时的皇帝已经无法将行围射猎之祖制贯彻执行了。
三、清帝行围的内容与目的
清代皇帝行围均有一定的程序和礼仪。遇皇帝木兰行围之年，各地驻防八旗要挑选所属官兵才艺优长者分班遣赴京师随围学习。理藩院行文扎萨克王公等选猎士一千二百五十人准备届时随围。行围之前，总理行营王大臣奏请向导官一人先莅围场，于銮舆所经之地除道清轨。行围出发之时，皇帝御征衣，乘马出宫，翊卫诸臣，前引后扈，百官采服跪送。护军先至行围之处，因地制宜搭建御营。大军行进之时，严禁随驾官兵践踏庄稼或侵扰地方。营总巡警，严讥察，止夜行。到达目的地，则颁布行围禁令。接着，皇上钦命统围大臣数人先莅围场，按旗为队，分两翼斜行成列，各建大旗为标志。行围之日，管围诸王公率猎手先往撒围，所司设幔城于围所，奉皇太后观览，皇帝则躬临围场，亲御弓矢，射猎围合之兽。御前大臣、 侍卫等皆射逸于围外者，从官追射。如遇大兽，虎枪官兵随后殖之。射猎结束后， 驾还行营，以所获兽分颁扈从诸臣。礼成，皇帝赐宴，赏贲有差。俨然一个军事演习，但同时又是满蒙交流的盛会。
其余如南苑、京郊或巡幸各处行围，程序及内容和木兰行围相同。只是随围人
① 《清宣宗实录》卷六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册
②《穆宗实录》卷二四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册。
③ 《清仁宗实录》卷八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册。
员有所变化。例如，在南苑行 围则先由统围大臣督八旗统领等，各率所属官兵先莅围场. 八旗列于左右两翼。至盛京等地巡幸行围，则由所至各地将军或蒙古王公各率所属官兵以从，分翼合围。①
关于围猎的目的，康熙和 乾隆都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及， 主要有两个，一是肄武习劳， 一是绥抚蒙古。但是在不同的地方行围，目的又稍有不同， 在木兰行围，两个目的兼而有之，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详 细探讨。但是，南苑行围的作用，却明显被忽视实际上，八旗主力驻防京师，南苑近在京郊，更利用随时行围，使王公贵族与众官兵练习骑射与行阵。因此，在木兰围场设立之前，南苑为清帝主要行围之所，而在木兰行围废止以后，南苑行围的活动又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同时，行围也是教育皇子的主要方法，这种教育相当严格。南苑近在京师，地势平坦，更利于就近教育年幼阿哥。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早春气候较寒，南苑积雪未化，皇子弓箭总教习永贵奏请，停止年小阿哥等演围驰逐。乾隆听后十分不悦，谕日：“永贵等均系满洲世仆，又素为阿哥等总谙达，理宜教训阿哥勤习骑射。乃以寒雪未融，奏请暂停阿哥等前往，殊属非是。朕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雨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南苑非木兰可比，并无山场，地势平坦，岂有偶遇寒雪，即不可驰骋之理？ ”②借行围使众皇子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反映出清初统治者对质朴耐劳的传统、对开创基业的艰难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是有效果的，清帝大多勤于政务，多能文武兼长，和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不无关系。
① 《清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册。

四、总结

按照汉学家魏复古(Karl A.Wittfogel )关于征服王朝的理论，清代是一个典型的征服王朝，面临着文化方面的强烈冲突。比较辽、夏、金、元等各个相类似的王朝，又以清朝统治成就最高。分析其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在渔猎、游牧、农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较好地完成了融合与调适。而围猎活动就是达成这种成就的重要手段。在学习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清统治者依靠围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质朴尚武的传统，团结了边疆游牧民族，保持了赖以统治的军事力量。

可以说，清统治者利用围猎这种原本与满洲生活、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的活动，不仅帮助其完成了创业大举，也帮助其担负守业重任。即使在今天看来，清帝的围猎活动也仍旧能给我们很多启示。首先，在处理与各种民族关系时，我们不能忘记文化的差异，而应该采取更容易与对方沟通的方式，木兰行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清帝力倡围猎活动，引发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反思。通过清代的历史，我们看到清帝在面对汉文化时，并没有像之前的征服王朝一样极力抵制，而是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但是，他们又从自己文化的视角出发，看到汉文化当中懦弱虚浮的一面。这种缺点，在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的眼中也同样存在， 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民族偏见，而是值得我们重视。清代的皇帝曾经为防止满洲人染上这种习气而苦心经营，也为此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应该说，他们的围猎活动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一种劲锐的气象和活力，在今天仍具有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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