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北京以后，虽然清军拥有了大量火器，但主要为汉军所使用，弓箭依然是满蒙八旗的首要武器，清廷因而对弓箭的制造有特别的“照顾”。清初规定，军器由兵部定式后移文工部制造，按名给发。但弓矢乃清代最紧要军械，制作管理皆有专人。清代的弓箭制造与管理主要由武备院负责。武备院，初名鞍楼，顺治十一年 （1654）改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1661 ）又改为武备院。武备院主要负责制造官弓，一开始并不负责全部八旗弓箭的制作，另有一部分由临时雇用的匠役制造。 乾隆四十六年（1781 ）,考虑到箭支、撒袋均系紧要器械，由外雇匠役承造，日久难免生疏，影响质量，因规定以后八旗及各省驻防凡遇有行取箭支、撒袋等项，皆交造办处武备院制造。至此，清军八旗系统所用弓箭，皆由武备院弓匠负责。但 是，全国数量达六十余万的各省绿营所用弓箭仍由各处雇人承造，然后根据兵部所定价格核销。
武备院弓箭匠设有常额。原设弓匠固山达、委署固山达各三人，又名弓箭协领。康熙十一年（1672 ）增置备箭固山达一人，亦曰备箭协领。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分别改称司弓、司矢。武备院另设穆昆达（族长）三十三人、随侍弓匠 三十六人、内务府弓匠六十二人。还有委司矢三人、穆昆达（族长）六人、随侍备 箭执事人六人、备箭执事人九人、箭匠四十一人、汉军箭匠二十五人、鸣镐匠穆昆达一人、鸣锢匠八人。康熙九年（ 1670）又增设箭匠十五人、鸣铜匠五人。康熙十一年（ 1672 ）增设司矢一人。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再增设随侍备箭执事人十五人、箭匠十六人、随侍弓 匠三十六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 ）,增设匏箭匠一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 ）, 裁箭匠三十六人，增设汉箭匠五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 ）,又增设鸣镐长一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增设汉箭匠三十九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增设锡伯鸣铜匠三十一人。雍正四年（ 1726）,裁汉箭匠九人。
另外，清代各旗都配备有弓匠，《清史稿》记载有光绪时期的八旗军各旗人数，其中包括弓匠长与弓匠的人数，具体如下：
清代八旗军弓匠设置情况表
旗分 |
总人数 （人） |
弓匠族长 （人） |
弓匠 （人） |
人数/弓匠族长 |
人数/弓匠 |
镶黄旗满洲 |
4630 |
7 |
78 |
661： 1 |
59： 1 |
正黄旗满洲 |
4912 |
8 |
84 |
614： 1 |
58： 1 |
正白旗满洲 |
4488 |
10 |
76 |
449： 1 |
59： 1 |
正红旗满洲 |
3895 |
2 |
72 |
1948： 1 |
54： 1 |
镶白旗满洲 |
4397 |
2 |
72 |
2198： 1 |
61： 1 |
镶红旗满洲 |
4577 |
6 |
80 |
763： 1 |
57： 1 |
正蓝旗满洲 |
4433 |
2 |
83 |
2217： 1 |
53： 1 |
镶蓝旗满洲 |
4690 |
6 |
80 |
782： 1 |
59： 1 |
镶黄旗蒙古 |
1363 |
1 |
27 |
1363： 1 |
50： 1 |
正黄旗蒙古 |
1171 |
— |
24 |
— |
49： 1 |
正白旗蒙古 |
1378 |
2 |
27 |
689： 1 |
51： 1 |
正红旗蒙古 |
1050 |
3 |
18 |
350： 1 |
58： 1 |
镶白旗蒙古 |
1118 |
— |
— |
— |
— |
镶红旗蒙古 |
1045 |
1 |
18 |
1045： 1 |
58： 1 |
正蓝旗蒙古 |
1448 |
2 |
28 |
724： 1 |
52： 1 |
镶蓝旗蒙古 |
1198 |
1 |
22 |
1198： 1 |
54： 1 |
镶黄旗汉军 |
3332 |
6 |
31 |
555： 1 |
107： 1 |
正黄旗汉军 |
3260 |
3 |
36 |
1087： 1 |
91： 1 |
正白旗汉军 |
3268 |
2 |
38 |
1634： 1 |
86： 1 |
正红旗汉军 |
2232 |
8 |
14 |
1116： 1 |
159： 1 |
镶白旗汉军 |
2424 |
4 |
15 |
606： 1 |
162： 1 |
(续上表)
镶红旗汉军 |
2342 |
2 |
20 |
1171： 1 |
117： 1 |
正蓝旗汉军 |
2362 |
4 |
22 |
591： 1 |
107： 1 |
镶蓝旗汉军 |
2376 |
5 |
24 |
475： 1 |
99： 1 |
总数 |
67389 |
87 |
989 |
775： 1 |
68： 1 |
资料来源：《清史稿》卷一百三十。
虽然该表中的数据是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但是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正时期八旗弓匠共有一千一百一十八名，可知清代八旗弓匠的总数一直维持在一千名左右。而根据表中的各旗人数与弓匠数目之比，可以很容易看出，八旗满洲、蒙古配备有更多的弓箭匠，可知他们对弓箭的需求要远远超过汉军。
按照规定，清代的弓匠在上三旗者属武备院，掌官弓制造，下五旗者属王公门下，主要负责原料砍伐，有时兼负责制造官弓上交兵部。但大多数时候，下五旗弓匠并无制造之事，技艺生疏，徒食钱粮。因此，雍正八年( 1730),朝廷对八旗弓匠进行了裁汰，决定：八旗所有弓匠千一百十有八名，其上三旗弓匠应毋庸议外， 其下五旗不如上三旗整齐，且亲身能制造者亦少，嗣后将亲身制造者停其在该王公门下当差，令该弓匠族长勒限一年令其学习，限满从该都统验看，实能制造者给食钱粮，不能者革退，教习懒惰之族长等鞭七十，以示惩戒。
根据光绪年间的人数统计可以发现，清代弓箭匠的数目并没有实质减少，也就是说，雍正时期的裁汰最终并没有获得精减人数、提高素质的预期效果。究其原 因，一是因为弓箭匠是出征、行围所必需之人，其所负责制造之器具又非常专业， 并非可以临时招募之人。虽然至雍正时期已经四海承平，但仍需常备以防一时之 需，可裁汰的数量有限；二是因为古代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清代权力集中，所有各项事务全凭皇帝一人决断，具体操作过程中各级管员欺上瞒下，冒支钱粮，弓箭匠的真实数量，可能并不准确，尤其是清末的统计数字，更值得怀疑。
二、弓箭匠的管理
清代对弓箭匠实施逐级管理，并通过升除、薪俸、奖惩等方法使弓箭匠积极忠诚地为统治者服务。
弓箭匠内也分级别，最高级者为正副司弓、司矢，次为族长，再次为一般匠人。上下级之间为领导关系，上级并对下级的制造与学习成果负责。顺治年间定弓 箭匠等升除规定：“司弓阙于副司弓内简选引见补授，副司弓阙于族长内，族长阙 于弓匠内，弓匠阙于该旗满洲旗下人内简选充补。司矢阙于副司矢内简选引见补授，副司矢阙于族长内，族长阙于随侍卫箭执事人内，随侍备箭执事人阙于备箭执
事人内，备箭执事人阙行上三旗满洲、蒙古都统，于应选人内，汉箭匠阙于内府三 旗旗鼓佐领下闲散壮丁内各简选充补。鸣镐长阙于署鸣镐长内简选引见补授，署鸣 铜长阙于族长内，族长阙于鸣铜匠内，鸣镐匠阙于内府三旗骁骑闲散壮丁内，锡伯鸣镐匠阙行上三旗满洲，蒙古都统于锡伯骁骑及教养兵内各简选充补。”
由于弓箭匠全面负责原料采伐、弓箭制作、修补、保养等各方面的工作，因此采用薪给制而非计件论酬。顺治年间规定弓匠俸饷，由骁骑充补之弓匠食原饷， 即每月银三两，由闲散人充补者每月各给银二两。康熙二十四年（1685 ）题准， 亲随弓匠长及各旗弓匠长月给饷银四两，其余弓匠月给饷银三两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定一等汉箭匠十名，每月各给银二两。雍正七年（1729 ）议准由骁骑充补之弓、箭匠每月各给银三两。乾隆十五年（1750 ）议准八旗驻防弓匠月给饷银 一两。
司弓、司矢并有品衔，在清代各朝有所不同。康熙二十一年（1682 ）定弓匠固山达（司弓）七品，康熙三十八年（1699 ）定备箭固山达（司矢）八品。乾隆 四十四年（ 1779）升司弓、司矢为六品职衔，副司弓、司矢八品职衔。
弓箭匠视其所造弓箭的质量而另有赏罚。清初定，八旗弓匠制造官弓，造成日，每旗令侍卫、护卫等官，到兵部验看，分别等第。头等弓，每张匠役赏银一 两，二等弓五钱。监造头目，头等弓每张赏银三钱，二等弓一钱五分，三等弓无赏罚。四等弓每张匠役及头目各责五鞭五等弓各责十鞭。应得赏银，每鞭抵算银三钱，不足抵算者鞭责，其赏银移咨户部给发。康熙十五年（ 1676）停止给赏。
弓箭匠所造弓箭不合式或擅自售卖者，有极严厉的处罚。清初定，八旗匠役， 若违式私造弓箭货卖者，鞭五十。所卖弓箭，一半给拿获之人，一半人官。康熙十五年题准，匠役将弓箭不依式制造，或被人首告，或兵部查出，所造之物人官， 匠役从重议处。乾隆十九年（ 1754）议准，匠役造弓箭擅敢式样售卖者鞭五十，所造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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