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骑射：满洲的文化根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在兵器的使用上，是向着精巧、省力、 复杂、大型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对操控者本身素质的忽视；而满族则是对单一兵器的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操控技术与操控者本身素质的较高要求。这两种不同发展轨迹的形成有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基于农业生产而形成的汉文化是一种平和、细致、防御型文化，而基于渔猎生活的满文化是一种质朴、勇敢、进攻型的文化。在军事对抗中所表现出的满汉兵器、战术、战略的区别，其本质还是 一种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 )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中总结出适用于各种文化的10种基本信息系统，包括：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②也就是说，这些信息 系统关联着一个文化的整体，是区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能够相互交流的基本切入点。

在满洲文化中，射箭几乎与十种基本信息都有紧密的联系。弓箭在满洲人的 社会中，既是武器，也是劳动工具，射箭活动是教育、休闲、交流、团结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满洲男女两性区别的标志之一。例如，满洲旧俗，对新生婴儿，重视 区分男女。如生男孩，则在门楣上悬挂一张小弓和三只小箭，预祝新生儿将来成为一个好猎手；如生女孩，则悬挂一条红布，象征吉祥。乾隆帝曾说：“生为男子， 一切皆应务实，习技艺、服劳苦则有益于身，且筋骨强壮，疾病自少……愚人好逸，不学技艺，以致畋猎军旅、盔甲弓矢、罔知修缮，惟于筵前修饰衣服是务。身 系男子，与无识之妇女何异！ ”③

因此，弓箭其实是满文化中最为关键的结点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乾 隆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列骑射为国俗第一，其次才是政教文字、祭祀典礼、官制语言等。而在汉文化中，文教才是核心的内容。这就造成了满汉文化在产生冲突

①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 第12期。

②［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10册，第1058页.

时,在文化的核心形式上缺少共鸣。

德国汉学家魏复古曾经提出征服王朝的理论，将辽、夏、金、清均视为征服王朝。这些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统治时要面对巨大的民族差异。可以想见，满洲以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华泱泱大国，除了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之外，还要在根本上防止失去民族文化本位，并保证赖以统治的武力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满洲引以为傲的射箭传统就成为平衡满汉文化的祛码。

清朝的缔造者之一皇太极对于汉文化甚不以为然。有史学家提出，在是否要人 主中原的问题上，皇太极曾一度犹豫不决，多次向明朝表示议和的意图。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 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①

崇德元年（ 1636）,皇太极曾号召众王、大臣读《金世宗本纪》，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吸取金亡教训，勤习骑射，勿效汉习：

……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 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 亡，乃知凡为君者就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②

应该说，过度的汉化是每个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国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金 朝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统天下的大业也摆 在了皇太极的面前。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曾经多次劝皇太极改满洲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制度，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争论皇太极对此并不认同，并严厉告 诫群臣。在皇太极看来：“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③

相比于皇太极，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对汉文化的认识 更加复杂，他们本身既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学习，对汉族的人生志趣也十分着迷， 但依然恪守祖训，首重骑射，乾隆甚至将皇太极的训诫刻碑四通，分别立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八旗教场，“使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

①［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②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③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第508页。

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

究其原因，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明清战争的胜利，是骑射以及英勇淳朴的满 洲习俗的胜利，而骑射与满洲的渔猎习俗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因此，武器使用的区别是由更深层的文化与习俗原因形成的，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文化与习俗的层 面。同样的，汉文化中表现出的奢靡、懦弱、虚浮、空洞的缺点，和汉民族所使用的“便利”兵器不无关系。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闻知索伦人在围猎时逐渐使 用鸟枪，弓箭渐被疏置，大为不满，认为他们“唯图利便”，命令时任黑龙江将军的傅尔丹将鸟枪一一 “买回”。②

（二）清统治者如何用骑射保证满洲文化的根本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的《叙例》中讲到文化、政治、生计三者的关系时称:

“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 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③

射箭正是关系到政治、文化、生计的满族 “密码”。为了维护民族根本，必须以强制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大力推行以骑射为代表的射箭活动，多管齐下，加强满洲人在射箭上的 教育与训练，锤炼技艺，增强体质，磨砺精 神。这些手段主要有：

1.加强八旗军弓马训练。据清代官书的 记载，在清代的军事训练中，八旗满洲、蒙古以训练射箭为主，每月一般要练习马、步箭六 次，春秋二季还要专门覆甲骑射两次或四次。 而八旗汉军及绿营兵则以枪炮、大刀、藤牌为主，射箭训练仅为辅助。

2.清代的考试制度中，对八旗满洲、蒙 古及八旗汉军和汉族人制定了不一样的标准。 一方面，八旗子弟参加文场科举考试需要先于 外场考马、步箭合格后才能入内场考试，汉人

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92,文津阁《四库全书》，211册，第54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374,中华书局1986年版，13册，第1134页。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则只需考内场。另外一方面，八旗满洲和蒙古在清前期禁止参加武场考试，原因是 “满洲弓马技勇远胜于汉人，将来行之日久，必至科场前列悉为满洲之所占”。① 但是，八旗汉军却在康熙时代就被鼓励参加武举考试。显然，八旗汉军虽名为八旗，在技勇方面仍被视为与汉人相当。

3.崇尚围猎。围猎是清代的一项重要活动，它既是一种盛大的军礼，也是军事训练的主要方式，还是政治交往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满洲人原本习以为常的生计。因此，清代的多位皇帝都经常躬率王公大臣与官兵行围射猎。目的不外有两个，一是习武肄劳，这是因为满洲的骑射武艺与英勇性格本身便来源于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乾隆曾明确表示：行围比常规军事训练更为有效，他说：“直省营伍操演武艺不过拘泥成法，于安营住宿之道，驰骋奔走之劳，无从肄习，于行阵未有实济，惟行围可使将弁士卒练习勤劳。”②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绥靖蒙古，这是因为行围射猎是满洲和蒙古的“共同语言”，在驰骋射猎与塞外宴会之中，使众蒙古畏威怀德。因此，清廷在京郊和塞外设有南苑、木兰等大型围场，另外盛京地区、直隶、塞外等处设有行围之所。特别是在“康乾盛世”，皇帝躬亲围猎的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每年于南苑或木兰行围，几无间断，成为清代最具特点的盛大活动之。

浏览109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