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尉缭其人：尉缭其人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不详，争议颇多，有的说是梁惠王时的隐士，有的说是秦始皇时的大梁人，还 有说是齐国人，辩证推论，以魏国大梁人为可靠，其理由有四：一是：《尉缭子》开篇就点明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如果 是秦始皇，偏要说成梁惠王问对？从任何一种情况讲，都无从 解释；二是：从书中通篇强调重农、修号令、明刑贵、图变法等强 国之策来议，正符合当时魏国之情；三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及的那位大梁人尉缭的 某些治国的要略，在《尉缭子》卷中没有任何反映；四是：《尉缭子》卷中二次提及“吴起与秦战”的言语，而 且赞称吴起之雄，贬低秦皇，如果真是秦时尉缭子那就犯忌了。

（2）尉缭其书一《尉缭子》：据《史记》载：“惠王数被于 军旅，卑礼厚帑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可能 就是在这次招贤中，尉缭子被选见梁惠王，此书就是二人谈军国 之道和用兵之法的记载；其成书年代也可能就是梁惠王在位时 期，即公元前369—319年的50年间。因此书作者尉缭子本人缺乏史书记载，故自南宋陈振孙提出 之先秦兵书后，明清大都认为是伪书，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 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本基本相同，从不忌避 “黄帝”名讳及篆体风格犹存等现象看，说明抄写于秦汉，成书 年代类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在卷、篇数上都不 甚相同，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二、二十九、二十四、三十 一篇之别，原因多种，今存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一万余字， 其篇目是：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 理、厚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 卒令、勤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 令下。《尉缭子》最早的版本应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可惜 不是完幅；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行的《武经 七书》本，后世众多丛书均源于此本。如《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校 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校 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武经七书注释•尉缭子》，解放 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尉缭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4989年 出版。关于《尉缭子》一书归属兵家和杂家问题，一段时间争议不 休，其原因是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引起的，即该书著录 有杂家《尉缭》29篇，兵家《尉缭》31篇，而现在仅有一种问 世，故产生了困惑不解，争议也就不可避免。（3）《尉缭子》的军事思想。其一，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首先作者认为：不论 “王者伐暴乱”，或称堪立威，必须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也就是强 大的军事力量是强国之基础；而政治又是军事力量强大的根本保 证。故在《兵令上》篇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意思是说只有国治（即政治）才会有兵治（军 事）。尉缭还提出了 “农战”和“法制”的主张，认为“农”是富 国的基础，“法”是国治的保障，以农耕为治国之本，才能国富 民强，军事亦强也。其二，论述了战争的胜负唯在“人事”，而不在“天官”。古 代兵家大都附会于天人相应之说，认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往往把战争的成败归于天命，尉缭却提出了 “天官不若人事”的 观点，书中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论证了战争的胜负唯“人事而已 天官不可信，成事全在于人谋。在《武议》篇中再次强调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进 步的认识论观点，在先秦兵书中是独具特色的。其三，主张“慎战”和战役实施的迅猛性。《尉缭子•攻谋》 中曰“权敌审将而在举兵”，“权敌”就是兵法中的“料敌”、“知 彼”，只有了解敌方的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战则必胜；“审 将”就是要慎重选择领兵指挥的将帅，将帅的才干、能力和道德 修养、作风与战争的胜负有直接的关系；“权敌审将”后，还要 在整军、统军、安民、胜敌的权术和谋略、战术问题上进行全面 考虑，极力反对“怒而兴师”。《兵谈》曰：“患在百里之内，不 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 起一岁之师」这种“慎战”的思想高于孙、吴，并且有所创新 和发展。在战役实施问题上强调战术上的“先发制人”和“后发先 制”并举，主张果断决策，机智应变；战略上强调召之即聚，聚 之即进，要迅速集结，快速推进，方可应付各种外敌的袭击，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月，百里者一日”。“卒聚将至，深入其地， 错绝其道，栖其大城之邑，使人登城逼危」（《攻权》）尉缭在战 役实施中的“迅猛”观点对当今国防建设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四，尉缭提出的治军十二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当今 “整军治武”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尉缭子》一 书，在谈政言兵的诸多观点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限于历史条 件，有些观点是不可认同和推崇的。如《兵令下》中的血腥杀屠 的定军心的思想，是应予以批判和摒弃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史的辩证的客观分析，合理吸收 和借鉴，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取得真正的学习实效性。

6.《三略》（旧题黄石公撰）

（1）其人：黄石公即为圮上老人。传说张良兵败后，逃至下 邳（今江苏睢宁北），遇老人于圮（桥）上，他先侮辱张良，后 授以《太公兵法》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 年孺子见我济北，毂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复见。十年 后，陈胜起义，张良聚众归刘邦，随刘邦打天下，建立西汉王 朝。十三年后，张良随汉高祖刘邦过济北，果在毂城山下得黄 石。良死，遂与石并葬。”(见《史记•留侯世家》)。

(2)其书——《三略》：《三略》亦称《黄石公三略》，相传 其书为太公姜尚所撰，后经黄石公推演授予张良，故旧题黄石公 撰；《隋书•经籍志》云“下邳神人撰”。经学家推断，此者可能 是西汉晚期一位通晓军事、熟谙张良事迹的隐士，托黄石公之名 撰写的。《三略》是以军事的政治谋略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兵书，所谓 《三略》，即上、中、下三卷韬略。上略篇“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论述了以收揽人心为 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和方法，这 种战略思想的特点是重政治、尤重“人心”。中略篇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了君主统众驭将 的基本谋略，并且强调因时、因势而治的重要性。下略篇的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的 “人政”思想，政治是以人的道德仁义礼为本，强调得心为上； 军事上主张“释远谋近”，以义殊不义，此种人治思想是儒道释 的综合体，具有自身独立的体系。《三略》最早训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 本，后世的影刊丛书本也多以此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等。另有许保林著的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的《武经七书》注 释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黄石公三略浅说》等。

(3)《三略》的军事思想。

其一，“爱民”、“抚民”的“重民”思想是治国治军之本。 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三略》军事思想的核心，指 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 政行而无怨。”倡导以道、德、仁、义、礼为治国之本，要求得 民心为上策，选贤才为明君，作者列举了二十种不同的人，提出了 20种措施，使“差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在军事上，强调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兴师之国， 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对兵卒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也作了客观的肯定，“三军为一心则全胜可全”，认为民众和兵卒 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重民”思想也就是治国之最优选择。其二，辩证的军事战争观。《三略》认为，战争“变动无 常”，要“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其战略战术要因势 而变，做到切合实际有的放矢；作者在对战争力量强弱、柔刚的 转化问题上，在论述将与众、军与政的关系问题上，在宏观上对 军事与政治的互配问题及战争与经济的论述上，都具有朴素的辩 证法的思想，不乏是有哲理的真知灼见，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 古代兵书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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