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后世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塑造了大批儒侠形象，如唐代笔记小说《红线》中的红线、《近代侠 义英雄传》（向恺然）中的霍元甲等，都是仁勇兼备的儒侠。他们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 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力量，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为国为民，侠 之大者”，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 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的武侠形象，则成为 中华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后人的崇拜和尊重宗教思想与武术中国的宗教严格说来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物，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在中华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武术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僧道习武促进武术普及与发展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与道教，对武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得到巨大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互相争夺、互相吸收又互相 配合的鼎立局面。寺院、道观不仅经常接受信徒的财物施舍，而且已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 各种营利活动。这种强大的寺院经济，使僧人习武成为必须，又使武僧的出现成为可能。
宗教寺院的环境也有利于武术的演练和发展。宗教寺院、道观固然遍布各地，但多在远离 城镇村落的深山名胜之处，生活条件往往较为艰苦。登高爬山，需要脚力；砍柴担水，需要臂 力；夜黑风高，需要胆气；蒲团从禅，需要毅力。为了对付随时而米的禽兽或歹徒、强人袭击， 僧人习武是很正常的。而开阔宽敞的庭院，也正是练武的理想胜地。在那种自然环境下，观察 禽兽动作，思考某些令禽兽长寿之奥秘，并受启发编制出一些模仿性的武术动作，是非常可 能的中华武术史的大量资料表明，许多闻名于世的宗教大师都是武林高手。如：北齐时少林寺 曾慧光与稠禅师；唐代少林寺以昙宗为代表的十三棍僧；宋代有编撰第一套《少林拳谱》的少 林寺方丈福居；有“少林第一武尼”美称的智瑞等，他们对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都程度不同 地做出过贡献，他们是中华武术的重要载体之一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昌兴时期。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习武之事在僧众中多有开 展，有的甚至武艺超群。《续高僧传》载，明恭和尚，臂力过人，能将巨石“独拈之如小土块， 也曾有寺庙僧人参予反叛朝廷的活动。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时，曾在长安一寺 庙发现大量武器，并因之怀疑寺众参与叛臣谋反。《宋书•王僧达传》也载：“沙门释昙标、道 方与秣陵民兰宏期等谋为乱。”《魏书•肃宗本纪》则载：“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显然，和 尚习武活动，早在少林寺僧众习武之前，就已开展得较为普遍了少林寺为印度高僧跋陀创建，但在史籍中未发现有跋陀尚武的记载。其弟子僧稠与慧光, 却会些武术。据《高僧传》载：“少年慧光出家前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踝，一连五百。”能在狭 窄的井栏上反踢犍一连若无一定功夫，恐难办到。又据唐代张《朝野佥载》云：“僧稠为 小和尚时，能横塌壁行，自西至东飞数百步，又跃首至于粱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勇动骇物听。”能够“横塌壁行”，表明其会轻功；•'引重千钧”、“拳捷骁勇”，自然是说其武艺过 人。可见少林寺僧在建寺之初即有习武活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亦精通武艺。他在《抱朴子•外篇自序》中写他少年时学过射术，后 来在军旅中，“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足见其射术之精。葛洪“又曾受刀及单 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可以当全 独胜，所向无前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人白刃，取大戟”。由此可知，葛洪不仅善射，还精 刀、棍、戟等多种武艺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亦能武能文。据《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陶弘景祖父陶隆“有 气力，便鞍马，善骑射其父陶贞宝“亦闲骑射”。陶弘景幼承家传，精于兵法，亦便马善射。 陶对刀剑的铸造亦有精深的研究，并著有《刀剑录》，记载了自夏、商、周至汉、魏历代帝王所 铸宝剑名称、剑身铭文以及剑的尺寸和特色等。《刀剑录》中还载“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 银、铜、铁、锡五色合为此剑，长短各依洞剑术法。”《南史陶弘景传》亦载，“陶曾炼宝刀两 口，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唐武德年间，少林武僧帮助秦王李世民话捉了隋末割据势力代表王仁则，击败了王世充， 使李世民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少林寺由此声名大振。后来李世民为此颁发了嘉奖令，赐 予少林寺大量银两、田地，并准许他们习武招僧兵，少林寺的僧徒一度达2 000余人，少林武术 名扬天下，广受习武者推崇明、清两代，少林僧人习武的记载越来越多，反映出宗教与武术的关系越发密切。明代许 多文人墨客，如焦宏祚、徐学漠、袁宏道、王士性、文凤翔等，撰写了有关少林寺僧习武的诗 文游记。从这些纪实性诗文可以看到，当时少林寺僧习武已经蔚然成风：他们闲时或坐古殿谈 武，或到院中实践；或以掌搏，或以剑、鞭、戟斗；或起出门即练”，或“舞剑挥戈送落 噫至明中叶以后，大量文献纷纷记载少林武僧抗倭救国济世的事迹。如：万表的《海寇议》、 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佚名的《云间杂志》、顾炎武的《日知录》及《吴淞甲乙倭变志》等。 这表明僧人习武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们已走出寺庙，走向社会，组成僧兵，为国效力， 为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反压迫斗争使宗教与武术结合
武术是在一种捍卫民族、捍卫宗教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中日历史上 各种宗教信仰者都曾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发动过一次又一次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这一次又 一次武装斗争实践，锻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武功高手中国早期道教徒曾掀起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如：张角、张宝、张梁利用太平道发动的黄 巾大起义；李流、李雄领导的以五斗米道徒为主的流民起义；孙思、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等等。 其中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武功高手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许多民间宗教组织，如：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圆 顿教、八卦教、无为教、大乘教、混元教、龙天教、龙华教、收元教、清水教、长生教、天理 教、白阳教、青莲教和义和团等，教以百计。这些民间秘密宗教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一样，都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过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
许多反抗压迫斗争的造反者在失败后也隐姓埋名、遁入空门，以图自存或东山再起。随着 这些人遁入佛门道观，世俗武术被带入僧道中。在精研各教教义后，他们将宗教理论与自己擅 长的武术相结合，更将宗教徒原有的武功加以研究和发展总之，中国古代各种宗教文化是中华武术赖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宗 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积极推动其发展的方面，也有消极阻碍其发展或将其引入歧途的另一方面， 所以习武者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中华武术沿着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正确道路发展，发 扬光大武术流派多为宗教信仰者开创
通常而言，主要武术流派的创始人都是宗教信仰者。民间传说：少林武功的创始人为南北 朝时期南印度禅师菩提达摩；武当武功“发源于武当山道土张三丰”；形意拳创始人则为山西姬 际可。姬际可并不是出家僧道，但受宗教思想影响颇深，据其《自述》记载：他曾上嵩山少林 寺习武近十年，“颇得少林秘法，尤擅大枪诀术”，可见他也是一位信仰宗教的武术大师。另外， 八卦掌、八极拳、岭南白眉派、燕青拳、迷踪拳、迷踪艺、秘踪拳、大悲陀罗尼拳等门派创始 人也都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可见中华武术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武术内容与宗教密切相关宗教与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武术史的变革与进步，也使宗教文化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 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武术内容丰富、流派众多，少林和武当是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并有“北崇少林，南 尊武当”之说。据万籁声《武术汇宗》记载：“宗派分少林、武当两派，少林宗初祖菩提达摩大 师，武当宗洞玄真人张三丰祖师。少林为外功，武当为内功，备有精微造诣这两大门派武术的思想理论、技术战术、内功修炼都深受宗教影响，其中道教文化对于武 当等内家拳的影响尤为突出，使中华武术不仅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迷人的神韵，而且蕴涵着 深刻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增强了武术的独特魅力。
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于天”的主张，不信天命、因果，主张通过后天种种烁养手段 实现强身健体、脱胎换骨、超凡入仙、永享仙寿。道教以“道”和“德”作为宗教信仰和行为 实践的总原则，以清为宗，以虚无为体，以柔弱为用，提倡无为、主静、抱一、守朴、寡欲、 贵柔、尚雌、祟阴及炼精、炼气、炼神等这些思想理论被明清以来的武术家们所学习、掌握、吸收，进而成为武术（特别是内家拳） 的技击原则和理论依据。武术家们以“人命在我不在于天”的思想为指导，刻苦习武健身、修 心、养性；以“德”自律，培养自己的武德和高尚情操。在技击原则方面，提倡“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武术对道教文化的吸收，不仅表现为概念上的移植与借用，而且以之 指导武术的动作、招式、步法、套路和技术应用。尤其是道教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用 于武术的技能锻炼中，甚至出现了所谓“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自古以来，四川著名宗教圣地峨眉、青城等寺观的僧道人家，在参禅拜佛之余，弄枪使棒， 练拳踢腿，

浏览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