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可以概括为一个否定性的“反”字；道家 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也相应地突出表现在其逆向的批判性思维和反向的负面着 力操作上。基于“道体”的“负阴而抱阳”（第42章），决定“道用”的“守静、崇 虚、贵柔、用反”。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第40章）又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25章）在 这里，“反”字有对立面的反向作用，向对立面方向转化、返回最初的原点以

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内部都各有其对立面，而对立面又总是 处于阴阳相济和生克制化之中，这就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所谓“反者道之动”，就 是说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运行状态、操作途 径，而“弱者道之”用则表明老子把立足点放在对抗强权的柔弱者一方，并以 “用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前面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客观状态，是 由于“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带来的结果，由此无为不是“不 为”而是无不为（无不能为），不争不是“无争”而是无可争（无需去争）。在 这里，老子不但看到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且还看到斗争中矛盾双方各向自 己的对立面转化，看到否定是联系的中介和发展的环节，接触到怀疑、批判、反 思的哲学方法，由此提出了负面着力、逆向而行和曲折迂回、后发先至的独特 操作方式。

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道家的用反并不是无视对象、一厢情愿、“为 反而反”的顶抗逆反，更不是放弃自身、随波逐流、自废武功的“自我异化”，而 是立足自我、因应情势、利用规律、去促成对立面的转化，借助对立的力量和 迂回的方式去实现自己之目的；所谓以虚求实、由反得正、以小制大、以弱对 强、避实击虚、借力打力、后发先至，即此之谓也。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人间事务并非总是一往无前，交往博弈往往没有多少直路可走，我们 必须随时准备走迂回曲折的路，在运动中寻找最佳的操作方式，由此一切反面 的东西或状况都可以巧妙地用来达到正面的目的。在这里，跟西方哲学从对象 化考察的角度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冲突不同，中国哲学从主体性操作的角度突 出矛盾对立双方的依存和互用，由此突出一个“用”字。这个“用”字表明“反” 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反”不是“逆天而行”，而是“用（行）天之道”，亦 即应用“反者道之动”的运行机制，并在阴阳相济和虚实变换的大化流行中通 过横向的相反相成和纵向的物极必反，由此促成事物自身的变化；它所关注的 东西，是普遍联系、无限发展中的整体格局、基本关系、变化可能，而不是孤 立主体、自我中心那清晰边界、局部细节、一厢情愿。对操作者来说，它更多 的是强调不同层面的扬长避短、个性发挥、功能替代，而不是单一方向的别无 选择、标准操作、愿赌服输。 一 —

（2）不争之德

“用反”的特点是逆 向思维的反向入手、负面着中传象武术文化论箱力，强调一种“不争之德”。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思维；跟西方哲学强调事 物本身自我同一和边界清晰不同，中国哲学更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互相 作用和圆转变化，由此阴阳变换，正反顺逆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贯通的（所谓天 道循环、祸福相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照西方哲学，它似乎更为接近康德 式“二律背反”的辩证思考，而不类似黑格尔式“绝对观念”单一方向的理论 预设，并跟马克思关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 否定的理解，即必然灭亡的理解”那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相通）。老子认为: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第2 章）；由此，“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 58章）。老子以跟西方哲学辩证法不同的方式，突出主体自身怎样用否定方式 并从反面去实际地了解、把握和调控事物，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22章）；于是既讲究“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第28章）；并且还实行“将欲弱之，必 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36章）。詹剑峰在《老 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分析说：“按老子所用，反，这一范畴，实涵三义。一 是'反者道之动'，二是'相反相成'，三是'物极必反’。用现代术语表之： 一切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均由于它们本身包含着矛盾，故曰，'反者道之动'； 而所谓’相反相成'，即对立面的统一；所谓’物极必反'，即凡有限的事物 必然发展到相反的方面，亦即'对立转化'。这三种意义诚然有区别，然而又 是互相联系着的。”据此可知老子极善于从反面去为事物的发展准备条件。《老 子》中的这些论述，后来明显地构成了传统技击技术和操作方法的理论基础。

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57章），《老子》在用兵或者类似用兵的博弈竞争等一类问题上，一方面极为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第31章），而且“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第76章），“强 梁者不得其死”（第42章），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30 章）；但另一方面又并不逆来顺受、消极等死，而是从以弱对强的实际出发，突 出“出奇用反”，采取“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69章）方第8章）、“用人之力”的“不争之德”（第68章）。这些东西，都是传统 技击技术所追求的基本目标。老子代表之道家文化在传统武技中“贵柔用反” 之方法论（而不是放弃斗争之目的论）的应用，并不是世俗那掩盖矛盾、回避 斗争、着相痴迷、固化定在，而是负面着力、逆向制衡、消除异化、回到本初。其 具体操作笔者归纳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不顶抗的逆反”，二是“非 服从的顺化”，三是“不妥协的圆融”，其关键则是“应对中的知几”，由此 求得个“出奇制胜”。在这里，它借助舍己从人摆脱外物依赖，又通过反求诸 己走出自我中心，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柔弱的强者”和“不争的斗士”之辩 证形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不争之德”是一种个性化“以退为进、以守 为攻、引进落空、借力打力”的兵以诈立、机巧权谋之“工具理性”，属于某 种“造作”和“机心”。但就“道”的层面来说，它却表现了总体性“纵浪大化、自 然而然”那“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价值自信，有道是“有感而应、因敌成形、随 机就势、舍己从人”，它本质上是“不造作”和“无机心”的。

作为一种技击技术，中国武术基于“不能选择敌人”的前提考虑，选择了 “以 弱对强”的自卫型“弱者战略”，不搞主观冒险的抢先进攻，更不搞得不偿失 拼消耗的蛮力抗衡；但这绝不等于是躺下等死或妥协投降。它所设定要解决的 矛盾，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你死我活的生存博弈；在一种“舍己从人” 随曲就伸的消极被动形式当中，包含了 “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十分积极的内容。跟 西方式依托力量和速度直接对抗的搏击技术不同，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 更多的是依托智慧和技巧的间接应对，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引进落空、借力 打力，把格挡变走化、让击打成推按，通过不丢不顶那粘走相生“你打你的、我 打我的”，在不同层面并通过迂回方式搞非顶抗的“不争之争”。有道是“敌 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如果对方力量强我就跟他玩技巧，如 果对方技术高我就与他耍计谋，如果对方计谋多我就“一力降十会”地使蛮力，或 者虚虚实实唱“空城计”让对方摸不到我的底，又或者用利害把对方引入歧途； 如果什么也没有还可以找后台，让他的个体力量无法对抗我之群体力量；如果 他有后台我则可以“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具体到技术上则讲究因此，传统武术一方面绝不主动进攻，讲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 另一方面却又坚决自卫，“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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