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术学术研究的兴起

“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历来为习武者所推崇。在武术教育和学科建设 迅猛发展的同时，武术学术研究也不可能停滞不前，也在与时俱进。1956年3 月，刘少奇同志对国家体委负责人提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 国的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用各种方法，传播推广。”随后，国 内武术界相继引发了数次武术问题讨论，如武术“击” “舞”之战、武术概念 混战等。有名望的武术大师绝大多数参与其中。

1957年6月，《体育文丛》编辑部特意邀请了郑怀贤等21名武术专 家［1］，召开了一场有关“武术学术问题”的座谈会，会上着重对“武术的性 质问题”“关于统一武术教材和百花齐放的关系问题”等展开了探讨。

诸如此类的学术讨论大致持续了 30年，直至1988年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 讨会，武术定义技］被确定才算告一段落。这场规模空前盛大的学术争论，表 明新时代的中国对武术有了新的要求，习武者对武术的认知开始脱离简单的技 术习练，转向关注更深层的武术本质和属性。

虽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就已经开始，但基本上到20世纪80年 代才有所收获。1982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武术硕士点。同年，全国武术工 作会议提出要加强武术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自此，武术学术研究开始提上 日程。随后，武术研究院( 1986)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相继成立 (1987)，主要负责武术学术活动的组织和领导，而武术学术研究的主要工作 仍归属高等院校的武术院系(高校武术学科建设也相应开始)。

1987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协会等，在北京联合举办 我国武术史上首次科学研讨会一一全国武术学术研讨会。会上提出要尽快建立 “武术学”。1991年，“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论文报告会”在北京举行。1992 年，武术科研论文入选巴塞罗那奥运会科学大会，第一次登上世界体育科学讲 坛，开始与国际体育研究接触。1996年6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武术 学概论》，该书“由国内十数位武术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对武术理论

［1］ 另有王子章、巢振民、温敬铭、陈兆第、马步周、陈公哲、李剑华、蔡龙云、郝家俊、吴 桐、韩冠洲、王力泉、李雅轩、项淳一、吴图南、刘世明、吴高明、徐哲东、徐致一、毛伯浩20人。

［2］ 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联袂编写”而成，这标志着我国“武术学”的最终 确立［1］。至此，随着武术学术研讨会的多次举办，武术学术论文的不断发 表，我国的武术研究成果开始以文本形式呈现、留存，而不再仅仅以传统的口 口相传的单一形式传承。

进入21世纪，武术申奥一度成为武术界的头等大事。在2008年北京奥运 会前后，武术学术研究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武术科研史的高峰，尤其是武术与奥 运相关的论文发表率极高。但武术申奥失败后，很多学者愤世嫉俗地表示，武 术不需要天天追着奥运会跑。学术界也因此产生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改革，一 派主张另起炉灶。在经历了一个低迷时期后，我国武术学术研究开始呈现出欣 欣向荣之象。各种新型研讨会，如武术定义探讨会、散打名称研讨会；科研新 视域，如出场学视域下的武术研究和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研究体制机制的创 新，如蔡龙云大师工作室的成立等无一不显示着武术科研的强大生命力，昭示 着我国武术学术研究新景象的诞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成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中、小学均在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与措施。武术学科建设也得 到国家重视，一步步改革、完善并健全。武术学术研究起步虽晚，但硕果累 累，也积极与国际体育研究接轨。虽有坎坷，但整体发展态势趋于光明，展示 着新时代中国武术教育的蓬勃朝气。

［1］杨祥全.欣欣向荣（上）：新中国武术史之六［J］.少林与太极（中州体育），2012，（8）： 5.

第二章

时光隧道中的中国武术形态

近年来，人们不断地追问武术技击本质。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前见解” 和研究视域，因而对武术的这一追问和质疑必将在武术研究领域掀起一场思想 风暴。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前见解”和研究视域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呢? 在我们看来,对武术是什么的追问和武术技击本质的质疑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 背景来进行考量，也就是说，对武术的认识和武术本质的探究必须基于武术在 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当时的实践中解读武术。否则，对武术的解读必定是 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是歪曲的。因此，立足时代背景和历史实践，以出场学视 域审视和解构武术在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语境中的出场形态，可以为人 们理解武术本质和功能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一、古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

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因此，就生存语境而言，中 国武术原初的出场语境是“人们为了生存同野兽、人搏斗的一种经验积累成 果，是社会生活延续的一种手段。当时的生存条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 的，都迫切需要武术这种生存技能”[2]。作为人类生存手段的武术最初的出 场路径是单一的，主要的出场形态就是一种技击格斗，既含有人与人的格斗， 又包括人与兽的搏斗。其主要目的就是杀伤对方，保存自己。

就冷热兵器而言，古代中国处于冷兵器时代。虽然在宋朝以后，中国古代 战场上出现了零星的热兵器，但是就战场主导性而言，冷兵器在战场上仍处于 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冷兵器时代语境中，古代中国武术和军事武艺密不可分。 古代中国武术和军事武艺具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两者具有十分 相近的功能和活动特点，一方面武术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和手段作用于战从以上对中国武术冷兵器时代出场语境的考察中，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在冷兵器时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是相对单一的，技击形式是古代中 国武术主要的出场形态。中国武术的技击出场形态是由古代中国冷兵器时代军 事斗争和个人生存需要的出场语境决定的，中国武术技击出场形态对冷兵器时 代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历史依存性。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


2. 李龙.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武术教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 33. 场，另一方面军事武艺又是古代武术得以不断发展、完善的滋养源头。［1］在 军事上，中国武术是主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和战场作战的主要手段。明代大将戚 继光认为：“凡武艺，不是当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 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 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2］因此，在冷兵器时代，由 于战争和个人生存需要，中国武术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主要是技击。在对待中 国武术技击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上，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表现出了两种 “相左”的做法。无论在哪一个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 方面招募武艺人才，加强军事建设。例如，《管子•小匡》载：“齐王命令地 方官吏，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告，有而不告谓之弊才，其 罪五。”另一方面又禁止百姓习武和民间私藏武器。例如，宋代禁止私兵之法 极严，以至民间的赛社活动所用仪仗兵器也一律只用“竹木为器，蜡纸等裹 贴为刃者”［］。

 

二、近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

（一）“强种救国”语境中的武术出场形态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一一清朝。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不久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扶 持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 和护国战争。特别是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宣布除第5号“容日后协商”夕卜， 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从此，国家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动荡，社会极不稳定、安宁。

浏览119次